武宗时，席书先后担任过河南佥事、贵州提学副使。当时王守仁被贬任龙场驿丞，席书选取州县子弟，请守仁教育他们，由此这个地方的年青人才懂得爱好学问。经几次升迁，他又做了福建左布政使。宁王宸濠造反时，他紧急召募了二万士兵前往讨伐。到江西时反贼已被平定，他于是返回去了。不久，以右副都御史的名义前往巡抚湖广。宦官李镇、张..假借进贡和御用食盐为名搜括了十余万钱，席书上书揭发了他们。

嘉靖元年(1522)，他改任南京兵部右侍郎。长江南北那年大闹饥荒，他奉命到江北赈济灾民，命令各州县每十里设一个难民篷，煮稀粥供应难民，使无数人得以生存。

当初，席书还在湖广时，看到朝廷讨论“大礼”，还没有定论，他揣摩世宗向着张璁、霍韬一边，就提出自己的意见说：“过去宋英宗作为濮王的第十三个儿子过继给仁宗当了太子，现今皇上是以兴献王长子的身份入宫来继承王位。英宗的过继在仁宗当政期间，现在皇上即位是在武宗逝世之后。议论的人以为陛下继承武宗的王位，但仍然是兴献帝的儿子，应另为兴献帝立庙祭祀。张璁、霍韬的意见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最尊贵的皇帝不能有两个。陛下对武宗说来亲戚关系是兄弟，等级名分却是君臣。既然把孝宗供奉为宗庙中的神主，还能有别的什么称号吗？对亲生父亲，称为“皇考兴献王”，这是千秋万代不可改变的经典。礼臣再三坚持己意上奏，并没有错。但是礼应以人情为根基，陛下作为尊贵的天子，亲生父母假如没有尊称又怎么行呢？所以尊崇亲生父母为帝、后，告慰双亲，这是不可抑制的感情。为现在考虑，应当定兴献王的尊称为“皇考兴献帝”。另外在宫廷中间为兴献王立庙，逢年过节祭祀过太庙以后，仍旧用天子之礼在宫廷中祭祀兴献王，这或许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吧。”

这个奏议写好后，正好朝中大臣竞相攻击张璁的意见为邪说，席书害怕，不敢往上呈交，但私下里给桂萼看过，桂萼同意他的意见。三年(1524)正月，桂萼写了一篇奏疏连同席书这一篇一起交了上去。世宗看过很高兴，催着召他进京问话。不久，诏书传下，改称献帝为本生皇考，就停止了对他的召见。正好礼部尚书汪俊因为争论建庙一事免职，世宗就传下特别诏书让席书接替他。按照往常的惯例，礼部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大都任用翰林官。这个时候满朝大臣正在起劲地排斥不同意见，席书的升迁又没有经过朝廷公举，因此大家纷纷上书攻击席书，直至诋毁他在江北赈济灾荒时不成样子，私人侵占了很多钱财。席书自己也一再辞谢这个任命，又抄录他写的《大礼考议》递了上去，并且请派遣官员去检察他赈济灾荒的情况。世宗为此派司礼中官，户、刑二部侍郎，锦衣指挥前往检察，一面更急切地催他入朝。等他走到德州，就听说朝中大臣在宫门外跪地哭谏，全部被关进了诏狱。席书飞章上书说“：议礼的学者们，一贯有名地聚说纷纭。两种意见相对立，必定有一对，有一错。陛下选用对的意见，而对不正确的意见也不要太计较。请宽恕那些人的过错，让他们改过自新好了！”世宗没同意。

那年八月席书入朝后，世宗格外地加以慰劳。过了一个月，朝廷组织大臣们进行大讨论，席书递上奏章说：

“夏、商、周三代的办法是父亲死了，儿子即位，哥哥死了，弟弟接续，从夏朝到汉朝两千年里，没有过把侄儿立为太子的。汉成帝根据个人的好恶立定陶王，才破坏了三代传承王位的典礼。宋仁宗立濮王的儿子为太子，英宗即位后，也始终没有把濮王称作伯父。现在陛下出生于孝宗逝世两年以后，竟然不说是继承武宗的王位，而要间隔十六年往上去把孝宗作为父亲，这样伦理、大义就都差错无余了。况且您又未曾被立为太子，与汉、宋的情况也不相同。自古以来天子没有大宗、小宗的区分，也没有亲生、过继的不同。《礼经》中所记载的是大夫、士人的礼节，不能运用于帝王。伯父子侄的关系如天经地义，不能改变。现在以伯为父，以父为叔，改变正常的伦理，这还是少有的稀奇事呢。

“能体现三代王位传承的大义，并超出汉、唐入继王位全靠私人好恶的办法，莫过于我朝的《祖训》了。《祖训》说“：朝廷如果没有太子，哥哥死后，一定要让弟弟继位。”这样说来，继位的人实际上是接续王统，而不是过继给人当儿子。伯父自然应该称为皇伯考，父亲自然应该称为皇考，哥哥自然应称为皇兄。现在陛下已经把献帝、章圣尊称中“本生”两字去掉，又交给我们大家讨论。我和张璁、桂萼、献夫及其他文武大臣都讨论说：世上没有两样真理，一人没有两个父亲。孝宗皇帝是您的伯父，应称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是您的伯母，应称为皇伯母。献皇帝是您的父亲，应称为皇考。章圣皇太后是您的母亲，应称为圣母。武宗仍旧称为皇兄，庄肃皇后应称为皇嫂。我们十分希望陛下能遵行孝宗皇帝仁爱万物的美德，牢记昭圣太后拥立陛下的功绩，今后更加孝敬他们，始终不要中断，这样皇家的伦理、王位两个方面就都得到了正确处理。”

这篇奏议递上后，世宗诏令布告全国，对兴献王的尊称到这时终于确定下来了。

世宗隆重地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以后，朝廷内外献媚邀功的人接踵而来。锦衣百户随全、光禄录事钱子勋以前因罪被削职，现在迎合世宗心思上书请把献帝在显陵的灵柩迁葬到天寿山。工部尚书赵璜等斥责了这个建议的荒谬，世宗却又交给大臣们讨论。席书于是召集大臣们上书说“：显陵是先帝遗体和魂灵安处的地方，不能轻易动它。过去高皇帝没有迁移过祖陵，文皇帝也没有迁移孝陵。随全等是谄谀的小人，敢随便谈论皇陵的事，应该交给法司问罪。”世宗批复说“：先帝的陵墓在远处，我日夜牵挂，难过得受不了。希望你们再作详细讨论，然后打报告上来！”席书又召集大家讨论，极力上书说不行，这才作罢。

席书认为“大礼”告成，应该采取措施满足一下天下百姓的希望，于是列举了十二条刷新政治的建议递呈上去，世宗以赞赏的口吻做了批复。大同发生兵变，杀死了巡抚张文锦，毁坏了总兵官江桓的大印，从监狱中放出原先的将领朱振，让他代替江桓。世宗迁就叛乱士兵，就此任命朱振做总兵官，指示礼部铸造新印。席书坚持反对意见，与内阁大臣发生冲突。当时的阁员是费宏、石王缶、贾泳，席书心里不喜欢他们，于是极力推荐杨一清、王守仁入阁，并且说“：现在朝中的大臣都才能平平，没有可以与陛下共商军国大事的人。平定天下祸乱，成就一代功业，非用王守仁不可。”世宗说：“席书作为大臣，应当提出不寻常的策略出来和我一起渡过现在的难关才是，怎么能以才能一般来推诿呢？”守仁最终没能到朝中掌权。

四年(1525)，光禄寺丞何渊请建世室，以便在太庙中祭祀献皇帝。世宗传令礼官一起讨论，席书等递上奏议说：“按照《王制》的规定，‘天子的宗庙有七座，太祖之下左右各设三座，共七代’。周朝时因为文王、武王建立过伟大的功勋，才在宗庙里为他们另立世室，与后稷的庙一起都百代不许迁移。我们明太祖为四代祖宗设了庙，德祖的庙在北边，后来改为一庙之中另开房间祭祀。讨论祭祀远祖时就把太祖比作文王设立世室，太宗比作武王也设立世室。现在献皇帝是以藩王身份追加的皇帝称号，何渊竟想把他和太祖、太宗相比，在太庙里设立世室，这很没根据。”世宗没有做什么批复。不久，张璁也递上专门的奏章，极力说不行，席书也多次上书，和张璁的意见一致。世宗派宦官到他家里当面教他同意，席书又递上机密奏章严词劝阻。世宗很有些不高兴，批评席书，说他害怕闲话，文过饰非。然后才决定另为献皇帝设立祢室，关于设立世室的讨论终于结束了。

五年(1526)秋天，章圣皇太后打算晋见世庙，礼官认为这样做不合乎礼制。当时席书因害眼疾请假在家，上书说：“母后晋见世庙的事是一个创举，礼官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根据反对，全凭陛下自己决定就是了。另外，世庙已经修建成了，应该有大赦天下的诏令了，我请求陛下把过去讨论‘大礼’时贬官、充军的大臣们全部召回来吧！古人所说的联合万国的欢心来祭奠先王，是天子对先王最大的孝心啊。”世宗回答知道，但没实行。

席书因为讨论“大礼”一事受到世宗信任，被提拔为亲近的大臣。当初进呈《大礼集议》，已加官太子太保，不久后因为《献帝实录》成书，升为少保。世宗对他特别眷恋、照顾，即使几个内阁大臣也没法和他攀比。可是席书得病后不能办事，多次上书请求退休，举荐罗钦顺接替自己，世宗每次都安慰、挽留他，不准他退休。后来病重，更加坚决要求退休，世宗传令给他加官武英殿大学士，在京城赏他一处住宅，并且和在任时一样支取官俸。席书刚刚接到这个命令就死掉了。朝廷追赠他为太傅，谥文襄，任用他一个儿子做尚宝丞，这是少有的待遇呢。

席书遇事敢作敢为，但性情很偏颇，刚愎自用。早先，长沙人李鉴作了盗贼，知府宋卿判他死刑。席书当时正巡抚湖广，揭发宋卿贪赃受贿，就上书弹劾宋卿有意把李鉴定为死罪。世宗派大臣下去检察，并不像席书所说的那样。当时席书已经进京并受到世宗宠信，于是就命令把李鉴逮来京城再次审讯。席书这时上书说“：我因为讨论‘大礼’一事触犯了大家的怒火，所以刑官们大多偏向宋卿，把李鉴的罪加重惩办，请陛下传令要法司审问后给他昭雪。”等法司审讯后报上情况，和当初并无不同，世宗很不同意席书的意见，但还是把李鉴特别减免死刑，发配充军了事。其他如包庇陈..，排挤费宏等，席书都无所顾忌地实践自己的意志，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指责。

霍韬，字渭先，广东南海人。考中正德九年(1514)会试的第一名后，提名候补，就返回家乡结婚，然后在西樵山刻苦读书，对经史等学问融会贯通。

世宗即位后，任用他做了职方主事。当时杨廷和还在执政，霍韬上书说：“内阁大臣的职务是参与机要事务的，现在却只是拟定文书，对军政大事的裁决权归属于宦官。内阁大臣失去了参与议定的权力，宦官出现了干预政治的苗头。从今以后的奏章，请陛下把大臣召集来当面决定以后施行，讲官、台谏也排列左右，大家共同商议，或赞成或反对，事情公开办理。这样内阁大臣就有了去恶取善的声望，宦官也避免了别人对他们揽权的批评。”进而说到锦衣卫不应当掌管刑罚，东厂不应当参与朝廷中的事务讨论，抚按兵备官不应当凭军功晋级、荫封，兴王府的护卫军不应当全部召来京城授予官职，御史谢源、伍希儒以身赴难有功无罪不应罢免，平定宸濠叛乱的功绩除安庆、南昌以外不应当滥评。世宗高兴地听取了他的意见。

等到关于“大礼”的争论开始后，礼部尚书毛澄坚决认为世宗应该称孝宗为考，霍韬私下写了一篇《大礼议》反驳这种观点。毛澄写信给霍韬质问他，霍韬多次写信给毛澄，极力论说毛澄的错误。过后，他认识到毛澄的意见无法转变，就在那年十月递上奏章说：

“按大臣们议定，认为陛下应当称孝宗为父，兴献王为叔，另外选崇仁王的一个儿子做献王的后裔。这种观点，根据古礼考较是不适合的，根据圣贤之道来比照是说不通的，根据现在的事实来考虑是名实不相随的。

“查《仪礼·丧服》篇说“：过继给人做后裔就给人穿最重的丧服斩衰。”又说：“过继给人做后裔，要替自己的父母进行报祭。”这里对过继的对象，好像没有称他们为父母的意思，对于亲生父母也没有改称伯、叔父母的说法。汉儒不懂《丧服》篇的意思，炮制谬论说什么“过继给人就是人家的儿子”。果真像他们所说，那么汉宣帝应当是昭帝的儿子。但是事实上昭帝是从祖，宣帝是从孙，孙子难道可以称祖为父？唐宣宗应当是武宗的后裔了，但是事实上武宗是侄儿，宣宗是叔父，叔父反过来称侄儿为父，可以吗？吴诸樊兄弟四个把国家依次传承，大概可以说是互为后继人了，这样说兄弟四个一是高祖，一是曾祖，一是祖父，一是考，可以吗？所以说这种观点，根据古礼考较是不适合的。

“天下是天下所有的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私产。宋朝人对他们的英宗皇帝说：‘仁宗从宗室亲人中特别选择您，把国家传给您，您能身穿龙袍头戴王冠，拥有天下，并传给子孙万代，都是先皇帝的恩惠。’意思大概是说仁宗把天下传给英宗，英宗应该放弃亲生父母而把仁宗作为父母。我运用圣贤之道来看，孟子说舜当天子，假如他父亲瞽瞍杀了人，皋陶把他捉了，舜就会偷偷背了父亲出逃，这样说来应该以父母为重，而以天下为轻。照宋儒所说，就是天下重而父母轻了。所以说这种观点，根据圣贤之道来比照是说不通的。

“武宗继承孝宗坐了十六年天下，孝宗并不是没有后继者。现在硬要陛下再给孝宗做后继者，到底图个什么呢？陛下可以给孝宗当儿子，又有谁来给武宗当儿子呢？孝宗有两个接班人和儿子，武宗却没有接班人，没有儿子，行吗？大臣对于君主和对于父亲是一样的，既不忍心看到孝宗没有后继者，又怎么忍心看到武宗没有接班人呢？如果武宗是哥哥，本来就有资格享受弟弟的祭祀，那么孝宗是伯父，难道没资格享受侄儿的祭祀吗？既然可以越过武宗往上继承孝宗的皇位，难道就不可以一并连孝宗也越过往上直接继承宪宗的皇位？武宗没有儿子，这已是无可奈何的事了。孝宗有儿子，又强要再为他过继一个，绝掉兴献王的后裔，这是不是对孝宗没什么帮助而对兴献王大有损失的事？所以说这种观点，根据现在的事实来考虑是名实不相随的。

“不过我提出这种意见有三点原因：一是破除前代故事给人的拘束；二是不忘孝宗的恩德；三是避免迎合陛下心意嫌疑。现在陛下已经把孝宗称为考，又把兴献王尊崇为帝，事情就这样算完了吗？我私下认为帝王之间的继承，只是继承王位而已，本来就不必斤斤计较父子的称呼。只有继承王位，才能使孝宗的谱系不绝，就连武宗的谱系也不绝。但是仅仅如此吗？不。这样陛下对兴献王还可以改正父子之称号，不断绝兴献王天生的大恩；对于国母的欢迎，也能改正为对天子的母亲应有的礼仪。假如再对昭圣太后、武宗皇后能用正确的方式对待，尽心中的诚意来侍奉，那么尊敬尊贵的人，亲爱亲近的人，这两条就都没有违误了。”

世宗接到这篇奏疏后心中很高兴，迫于大臣们的舆论压力不敢马上实施。可是朝廷中大臣们都指责霍韬炮制邪说，霍韬心中不自在，很快就告病回家去了。

嘉靖三年(1524)，世宗更加急切地要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两次发布诏书召霍韬进京。霍韬用生病为理由推辞，不肯赴京，飞章上奏说：“现在关于‘大礼’的争议，无非争两个方面：一是尊崇王位正统的大道理，二是要纠正人伦关系的大准则。只尊崇王位正统，弊端在于有利于国家却抛弃了父母；只重视天伦，弊端是使地位本来低的凌驾于尊贵之上。所以我认为陛下应该称孝宗为皇伯考，献帝为皇考，这是应加分别的人伦关系。尊崇亲生父母的讨论，姑且可以往后放一放，这是因为王位正统应该优先尊崇。我认为陛下对昭圣皇太后，所用的礼仪等级虽然崇高，但势头越来越轻微了。陛下对待自己母亲，名号虽然还没有尊贵到极点，但势头越来越重要了。大臣们所以不依不饶要您尊崇嫡系，以昭圣皇太后为母亲，大概是为了防范陛下将来的过失，并用以作为报效孝宗皇帝应尽的本分。希望陛下把我们提此建议的衷情禀告圣母，就说昭圣皇太后事实上是正统、嫡亲，她的地位尊贵无比，希望圣母能经常谦退一些，对昭圣表示尊敬的意思。庄奉皇后当了十六年的国母，圣母接见她的礼仪不可轻忽，凡是元旦、贺寿，圣母要经常表现出谦让、不敢接受庄奉大礼的意思，让宫廷内部的大权全归昭圣皇太后掌握，圣母像不参与的样子，那么天下人和后代人就会称颂圣母的美德，就像称颂老天一样没有停止的那一天了。”世宗深深赞扬他奏疏中表现出来的忠诚，就催促他回到朝廷去。第二年，提拔他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霍韬坚决推辞，并且请求诏令六部尚书、侍郎、翰林、给事中、御史都应该出任地方官职，以便他们熟悉政治局势；监司、守令政绩突出的，就应提拔为卿丞，有文才、学识的提拔为翰林官；科举、贡选入官的都可以提为翰林，进入部院，不应该局限于资格。世宗不允许他的推辞，催派他上任，把他的奏议下发给有关部门讨论，结果全部被废置，没有采用。

六年(1527)，霍韬回到朝廷里，世宗命令他到经筵前值勤，担任日讲官。霍韬因为自己的南方口音竭力推辞，请求让他撰写《古今政要》及《诗书直解》，然后进呈。世宗表示赞许。那年九月，世宗提拔他做詹士兼翰林学士，霍韬又极力推辞，说：“从杨荣、杨士奇、杨溥直到李东阳、杨廷和都把握权柄，培植党羽，把翰林笼络来做下属，中书做幕僚，所以翰林的升任不经过吏部，而中书甚至有升官做到尚书的。我曾经建议把翰林任免的权力归属吏部，以期他们不暗中投靠内阁，做内阁大臣的心腹；内阁也无法暗中勾结翰林做他们的羽翼。并且想把京官调补地方上做官，以便劳逸均平。我的建议还没采用，我自己就先登翰林之门，而且又忝居学士徐缙之上，该有什么比这还难为情的？”世宗颁诏嘉奖，但不允许他辞让。

第二年四月，世宗又升用他为礼部右侍郎。霍韬极力辞让，并且推荐康海、王九思、李梦阳、魏校、颜木、王廷陈、何塘替换自己，世宗不允许，他两次推辞，才得到允准。六月“，大礼”议定，破格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主管詹事府的事务。霍韬于是上书说翰林院编书升官、日讲荫子以及巡抚子弟荫封为武官的不恰当，然后说自己虽然不能挽救这些错失，但不愿跟随大流。并且言称给事中陈..受了冤屈，推荐国子监学生陈云章有才干，可以任用做官。世宗颁诏称赞了他，但不许他推让。霍韬又上书说“：现在持不同政见的人们以为陛下只是想尊崇自己的父王，就拿官职、爵位来诱引自己的臣下；我们两三个人只是苟且贪图高官显爵，所以迎合了陛下的心思。我曾经慷慨地对自己发过誓：如果‘大礼’最后定下来，我决不接受加官，让天下人和后代人看到讨论‘大礼’的大臣并不是图谋私利的官员。假使让人们怀疑讨论‘大礼’的大臣是图谋私利的官员，那么由这些人议定的‘大礼’即使正确，人家也还是认为不正确，怎么才能使人不说呢？”因此他坚持辞让不肯就职，世宗还是不允许，经再三推辞，世宗最后同意了他。

霍韬先后推荐过王守仁、王琼等人，世宗都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又曾因为灾异的发生上书陈述十多条革除弊政的意见，大多经讨论被实施。张璁、桂萼被免除职务时，霍韬上书说谏官陆粲等人是受杨一清指使的，他两次上书猛烈攻击一清，结果一清被削职，而张璁、桂萼被召了回来。世宗听取夏言的建议，将分开来祭祀天和地，修建两座郊祀台，霍韬极力说这样子不对。世宗不高兴了，批评他蒙骗君上，自以为是。夏言也上书替自己辩护，猛力抨击霍韬。霍韬一贯注意保持以前的印象，以便自我施展，现在看到世宗生了气，就不敢辩解了，却送给夏言一封信，把他痛痛地抨击了一番，又把那封信抄录一份送交法司。夏言恼了，上书对世宗讲了这件事，并且揭发了霍韬目无君主的七条罪行，连带霍韬的来信一起交了上去。世宗大为恼火，批评霍韬诽谤、嘲笑君上，心术不正，丑化好人，就把他关进了都察院的监狱。霍韬自己从狱中上书哀求宽恕，张璁也两次上书救他，世宗都不听。南京御史邓文宪上书说应该看到霍韬的善良愿望，包涵他的戆直，并且说把天和地分开来祭祀等于是把父母安置在不同的地方，让后妃到郊外亲自养蚕就是废除了男女、内外之间应有的防范。世宗恼了，把他贬官到远方。霍韬在监狱中关了一个多月，世宗最后想到了他当初议定“大礼”的功劳，就让他捐输资财赎罪还职。不久他因为母亲去世回乡去了。广东佥事龚大稔后来上书攻击霍韬和方献夫在家乡干下的违法事件，龚大稔反倒被逮捕，削了官籍。

十二年(1533)，霍韬复出，先后做过吏部左、右侍郎。当时吏部的事情大多都由尚书做主，两个侍郎一般无法干预。霍韬向尚书汪钅宏争取，侍郎才获得了参议部事的机会。霍韬一向刚愎自用，多次与汪钅宏争斗，汪钅宏等人也很惧怕他。不多久汪钅宏罢官，世宗长期不另外任命尚书，就让霍韬主持吏部的事务。内阁大臣李时有一次传达世宗的意思，要任用鸿胪卿王道中为顺天府丞。霍韬说：“内阁大臣得到过皇上指示，这本没什么可疑的，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再行奏请，以便杜绝弄虚作假。”于是按照惯例，开列道中和应天府丞郭登庸两个人的名字，让世宗审定。世宗喜欢他办事照规矩来，就任用了登庸，把道中改任大理少卿。过了很久，世宗让霍韬出任南京礼部尚书去了。

霍韬前已和夏言结了怨，等夏言掌权以后，霍韬常常想找些事来陷害他。一次他上书说“：不久前吏部打算推举刘文光等人做给事中，没几天忽然又宣布作废了，大家都说是内阁大臣压了他们。给事中李鹤鸣在考核时被贬了官，没有几天又官复原职，大家都说是经过行贿得来的。陛下应该告诫吏部官员，叫他们不要受执政暗中指使，好让天下人看到恩惠和刑罚都在朝廷掌握中，大臣中间即使有李林甫、秦桧那样的人，也不能够在皇上身边随意捣鬼。”他的话是针对夏言而说的。于是鹤鸣上书自我表白，并列举了霍韬居住在家乡时干下的许多违法事件。世宗把两边都搁下不问。没过多久，霍韬弹劾南京御史龚..、郭本。龚蔔等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也上书弹劾霍韬，世宗又一次搁下，对双方都不追究。

十八年(1539)，朝廷选拔东宫官员时，任命霍韬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的官衔掌管詹事府的事务。霍韬上书辞谢给自己的晋升，并且批评说有些大臣接受俸禄不肯谦让，晋升官职也不推辞，其中难免有拉帮结派祸国殃民的奸人，暗中巩固自己的权威。百姓的怨气引来天灾，在人事方面实际上是有原由的。他的意思还是针对夏言而发的。他自己屡次攻击夏言不能取胜，最后见郭勋与夏言有矛盾，就暗中勾结郭勋，和他一道谄害夏言。当时朝廷内外风言四起说世宗又要南巡，霍韬借此上书明显地赞颂郭勋，说：“上次陛下南巡时，跟随的大臣大多都收受贿赂、不守法度。文官只有袁宗儒，武官只有郭勋没有接受馈赠。现在谣言又兴起来，应该采取一定办法加以制止。”世宗在颁布诏书稳定人心以后，才责问霍韬说：“我前次南巡你又没跟着，别人受贿的事你从哪儿听说的？你如实给我奏上来。”霍韬回答时请世宗向郭勋询问此事。世宗批评他支吾其辞，务必要他切实指出来。霍韬走投无路了，只好说：“随从大臣们无不接收馈赠、亏损直性的仆役，这事只要问夏言就可以了。至于各人收取贿赂的实际情况，郭勋都整个知道，应该不是骗人。如果一定要我说，请让我担任都察院的职务，顺藤摸瓜进行追查，我一定详细地列出来奏上。”他的奏章被下发给有关部门。霍韬怕自己的奏议不合世宗的意思，很快就赶到了北京，上书述说进贡鲜货的船上宦官贪婪、横暴的事情，世宗也不加查问。第二年十月，霍韬死在任上，终年五十四岁。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太保，谥文敏。

霍韬学问广博，本领很大，但肚量狭窄，所到之处总是与人争斗。世宗心中很有点厌恶他，所以没有太重用他。不过霍韬前前后后有过很多奏议，其中很有一些同国家大计有关。并且他还推荐过“大礼”一案被治罪的大臣们和被除了名的李梦阳、康海等。在南都做官时，他禁止守丧的人家设宴饮酒，不许妇女出家当尼姑、道姑，惩办娼户买良家的女子，拆毁多余的祠堂庙宇，兴建社学，遣散和尚、尼姑，表彰忠臣烈士等。他离开以后，当地士绅、百姓还思念他呢。霍韬开始与张璁、桂萼结交，不久又与郭勋拉扯。他在毛澄主考时中进士，素来向毛澄行弟子之礼，由于在“大礼议”中意见不一致，于是再也不称毛澄为恩师了。等到他主考己丑(1529)会试，也不认唐顺之等人为门生。他在议论大礼时，抨击司马光，以致追论不可将司马光列入孔庙陪祀。霍韬就是这样不顾公论，自以为是。

黄宗明，字诚甫，浙江鄞县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初任南京兵部主事，升员外郎。他曾经跟着王守仁研究学问。宁王宸濠造反时，他曾递交过关于长江防务的三篇策论。武宗要亲自南征，他抗言上书劝阻，不久请假回乡去了。嘉靖二年(1523)，朝廷又起用他为南京刑部郎中。张璁、桂萼与朝臣争论“大礼”，从南京应召入都，尚未上路。三年四月，张璁、桂萼、黄绾和宗明四人联名上书说：

“现在关于尊崇献帝的讨论，以为陛下是给别人过继当儿子的意见，是礼官附和权臣的私意；以为陛下是入继王位的天子，这是我们考证经典而得出的结论。人们说，这两种意见的对立，议论者有官位大小、人数多寡不等的气势。我们就说，我们只认正理而已。舜作为君主多么伟大啊！但他把天下人高兴服从自己看得如同草芥一般，只是不孝顺自己的父母，就感到如同穷人无家可归一样不安。现在朝廷里议论的人徇私结党，剥夺天子的父母而不顾惜，在陛下您能有一天安坐宝位而不考虑这件事吗？这也是您指示朝臣集中议论大家整天眼瞪眼、没人敢先发言的道理，他们是势有所压，理有所屈呀。我们真害怕朝廷里形成蒙蔽皇上，因循守旧的局面，最终不能帮助陛下成全孝道。陛下为什么不亲临朝堂，召见百官问话说：‘朕以宪宗皇帝孙子，孝宗皇帝侄子，兴献帝儿子的身份，遵照太祖皇帝兄终弟及的明文，接受武宗颁发的按辈份、排行我该立为天子的诏书，然后入宫继承王位，并不是过继给人当儿子的。上一次我没来得及仔细考究，就马上发布诏书通告全国，尊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昭圣太后为圣母，而兴献帝、后另外加称“本生”字样，朕深感后悔。现在应该体现父子间的伦理，继承王位的道理，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为皇伯母，去掉“本生”字样，称兴献帝、后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圣母章圣皇太后，这才是万世可行的大礼。你们文武大臣假如还考虑父子间的亲情、君臣间的大义的话，就与朕一起明大伦于天下。’这样，在朝的百官还有不感动得落泪不接受诏书的吗？再把这些布告天下百姓，百姓会有不感动得落泪不接受诏书的吗？这也就是《周礼》所说向群臣咨询向万民咨询的意思。”

这篇奏疏递进去，世宗非常高兴，结果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办了。宗明从此也就得到世宗的眷爱。第二年就出任吉安知府，后又升为福建盐运使。六年召入朝中编撰《明伦大典》，因为母亲死了，他回家守丧。三年后除下孝服，就被征召回朝，担任光禄卿。”

十一年(1532)，宗明升任兵部右侍郎。这年冬天，编修杨名因为弹劾汪钅宏被关进诏狱，供词牵涉到同事程文德，文德也因此被逮捕。世宗的诏书更急切地想要他们供出主谋来。宗明抗言上书搭救他们，并且说道：“连坐并不是什么善政。现在因为一个胡说几句话，就一定要追查主谋，这样朝廷中的大臣哪个不害怕？况且杨名已被拷打到极点了，时逢严冬，如果他被打死，岂不是有害于陛下的仁德和明智。”世宗大为恼火，说宗明就是主谋，把他也关进诏狱，后来贬出去当了福建右参政。世宗最后还是想到宗明讨论“大礼”时的功劳，第二年召他回朝做了礼部右侍郎。

辽东发生兵变，把巡抚吕经给捶辱了一顿。但是世宗一意姑息，听信镇守中官王纯等人的话，打算逮捕吕经。宗明说“：上一次辽阳兵变，是因为有所引发。现在重赋苛徭都已得到纠正，广宁又发生兵变，这又有什么会引发它呢？按理不应该又赦免他们的罪罚。请传令新任巡抚韩邦奇驻兵压境，扬言讨伐，捕捉那些首犯，用以弘扬国家的威严，不能一味姑息。”世宗不听他的劝告，吕经最后被逮捕了。宗明不久后改当礼部左侍郎，死于任上。

当初，议礼的几个大臣依仗世宗的恩遇和宠爱，气势凌人，为所欲为。宗明虽然也是由此突然间显贵起来的，但他对人、对事所持看法比较平允，在这几个人中只有他不被大家畏惧、讨厌。

黄绾，字宗贤，浙江黄岩人，是侍郎孔昭的孙子。他继承祖父的封荫做了后府都事的官职。他曾经跟谢铎、王守仁学习过。嘉靖初年，他担任南京都察院的经历。

张璁、桂萼上书争议“大礼”，世宗心向着他们。三年二月，黄绾也上书说：“武宗继承孝宗的皇位坐了十六年，现在再把陛下当作孝宗的儿子，继承孝宗的皇位，那么武宗岂不是不应该有庙了吗？这样子使孝宗不能够把武宗当儿子，就是使孝宗绝了后，由此又使兴献帝不能把陛下当作自己的儿子，就又使兴献帝绝了后。这岂不近似于废除了三纲，破坏了九法吗？”奏章递进后，世宗非常高兴，把它下发给有关部门。这个月里边，他又上书一次重申前边的意见。不久听说世宗发布诏书把献帝称为本生皇考，他又一次抗言上书极力争辩。后来又同张璁、桂萼及黄宗明联名上书争辩，“大礼”才决定下来。黄绾由此很受世宗的信任。到了第二年何渊奏请为献帝修建世庙时，黄绾和宗明驳斥了他建议的错误。不久他升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又请病假回家了。后来世宗想起他议定“大礼”的功劳，就在六年六月召他回京并提升为光禄少卿，参加编写《明伦大典》。

王守仁受到别人的忌妒，所以虽然被封为伯爵，却不发他诰命、铁券和岁禄；手下有功的人如知府刑王旬、徐琏、陈槐，御史伍希儒、谢源等，大多因为考评被罢黜。黄绾向朝廷作了上诉，并且请求召守仁来朝辅佐世宗治国。守仁这下就按规定得到了封赏，刑王旬等人也得以论功录用。黄绾不久升任大理左少卿。那年十月，张璁、桂萼把翰林们赶到地方上去了，用自己所喜欢的人来增补，就任命黄绾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到经筵前值勤。像他这样以任子入官而做到翰林，还是以前没有过的事。

第二年，《大典》编写成书，黄绾升为詹士。锦衣佥事聂能迁当初追随钱宁当了这个官，后来按照世宗即位诏书的条例改当锦衣百户。后来他追随张璁、桂萼讨论“大礼”，并且交结宫廷中身份很高的宦官崔文，又恢复了原职。《大典》成书后，大家都升了级别，偏他没份，能迁很恼火，就嘱托赋闲在家的主事翁洪写了奏章交上去，诬告王守仁是贿赂了席书才得到召用的，话中牵扯到黄绾和张璁。黄绾上书作辩解的同时，又请求离职避嫌。世宗语气亲切地挽留他，而把能迁交给法司问罪，罚他去充了军，翁洪也被编入原籍做了小百姓。

黄绾和张璁等人结交得很深。张璁想任命他做吏部侍郎，并让他到南京去主考，都被杨一清给压了下来，又因为他的南方口音不让他参加经筵。黄绾大为恼火，上书恶毒攻击一清，而不提他的名字。世宗心里知道他是指的一清，就用套话批评了他。那年十月，他调到南京去做了礼部右侍郎，掌管着各部的大印。十二月就召回朝当上礼部左侍郎。

当初黄绾和张璁结交得很深。到这时，夏言当礼部尚书，世宗正向着他呢，黄绾于是暗中追随夏言，与张璁相矛盾。他在南京礼部任副职的时候，郎中邹守益称病告退，朝廷传令让黄绾核实。后来朝廷好长时间没有给守益批复，守益就擅自离任而去了。现在吏部尚书汪钅宏承张璁的口风上书揭发了这件事，世宗传令削了守益的官职，让汪钅宏对此事再加核实，汪钅宏就弹劾说黄绾在蒙骗皇上，张璁就请到圣旨把黄绾贬官三级，调出京外。恰好这时礼部奏请选择求告谷神的导引官，世宗就把黄绾留下来供事。汪钅宏于是又上书攻击黄绾，并且又抬出黄绾其他一些事来，世宗又传令把他调出去。黄绾上书为自己辩白，就此攻击汪钅宏，说他是张璁的鹰犬，请世宗罢免了自己，让自己好去避祸。世宗到底还是想到他议定“大礼”的功劳，所以就一如既往，留下了他。从此开始，黄绾就明显地与张璁敌对起来了。

早先大同发生了兵变，杀死总兵官李瑾，据城坚守。总制侍郎刘源清、提督谷阝永打算屠城，城中军民又恨又怕，就对外勾结蒙古来相助，塞上形势非常紧张。巡抚潘仿赶忙请求朝廷停止用兵，源清恼了，飞章上书极力诋毁潘仿。张璁和朝廷的意见都向着源清，黄绾偏上书说用兵不是办法。等源清被免职后，侍郎张瓒前往接任。他还没到，郎中詹荣等人已平定了叛乱。叛乱士兵还没有全部抓获，大同军民受到的创伤很严重，代王请朝廷派遣大臣去安抚百姓，缉拿罪犯。他的奏章下到礼部讨论，夏言认为应该答应他的要求，并且极力批评以前用兵的不当，言辞之间把张璁也攻击了一番。张璁恼了，坚决压着不想派人。世宗婉转地做了解释和指示，然后就特意任命黄绾办这件差事，并命令黄绾考察军队的情况，考评官员的功过，允许他见机行事。黄绾走马来到大同，宗室、军民状告官军杀人抢掠的有一百多起，却没有状告叛军的。黄绾对这些案件一起也不加过问，用以安定军心。有替叛军出使蒙古返回的人，黄绾把他们抓起来杀掉了，这下已经投诚的叛军又煽动起来。黄绾把当地军民都召集起来，对他们讲清了利害关系。受害者前来投诉，黄绾假装不予追究，暗中却把状纸交给负责分发救援物资的官吏，暗地里核实，然后一天之中抓到十几名首恶分子。一个叫尚钦的士兵杀了一家三口人，害怕自己躲不过，就在夜里敲锣鼓动造反，没人响应他，他自己就给抓了起来。黄绾又画了几名首恶分子的头像贴出去悬赏捕捉他们，大同军民这才不担心受到株连。从此以后，黄绾责成有关部门在城外树木栅，在四个城角地带建立保甲制度，又创办社学，教育军民子弟，城中的局势大为稳定了。回朝以后，黄绾向世宗汇报了大同的文武将吏的功过，极力抨击源清和谷阝永。黄绾因为此番功劳被提加一级俸禄。张璁及兵部包庇源清，暗中压黄绾。黄绾一次次上书评理，世宗也心向着他，源清、谷阝永终于被逮捕了。不久以后黄绾因母亲死掉回家守丧去了。

十八年(1539)，礼官因为给皇天上帝及皇祖加了尊号和谥号，请求派遣官员去通告朝鲜。当时世宗正打算讨伐安南，想乘这个机会窥探安南的情况，就说“：安南也是给我们朝贡的国家，不能因为近年来背叛我们就不让他们知道。希望选择一个有学识的大臣前去。”朝臣屡次推荐人，世宗都不用。最后特别起用黄绾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的身份担任正使，谕德张治为副职。世宗当时在承天视察，就催促黄绾到行宫来接受任务。黄绾害怕到安南去，所以到徐州就先派人骑马前往说自己生病不能前往，以至于未能如期上任。世宗批评他不骑马到行宫来，而乘船到京城去是大不敬的行为，让他说明原委，过后也就放了他一马。黄绾几次请求方便，要求能节制两广、云、贵的重臣，派给事御史做同事，吏、礼、兵三部各选两名郎官听他使唤。世宗都听从了他。最后黄绾又替自己的父母请求追赠，并且要援用设立太子时的开恩条例，按所追赠的官名颁发给他诰命。世宗恼了，剥夺了他才当上的尚书，让他以侍郎身份回家闲住着，出使安南的事最后停了下来。黄绾在家住了很久以后才死掉。

黄绾从荫庇的恩典起家，官做到副部级。最初他依附张璁，后来又背叛张璁追随夏言，当时人们都把他看作一个阴险、狡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