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何文渊，是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授御史职，历任山东巡按、四川巡按。乌蒙奸民什伽与知府禄昭妻子私通，他害怕被杀，诬告禄昭反叛，朝廷下诏发兵讨伐。文渊下檄文停止调遣军队，而且替禄昭澄清冤屈。宣德五年(1430)，经顾佐推荐，皇帝任命他为温州知府。任职六年，政绩突出，皇帝给他增加俸禄、赐玺书。由胡氵荧推荐，提升刑部右侍郎，督察两淮盐税。正统三年(1438)，因为两次对官司发表意见不得当，与尚书魏源一起被下狱，后都被释放。朝廷商量出征麓川，文渊上疏劝谏道“：麓川是境外弹丸大的地方，不值出征大军。如果派遣云南守将于金齿驻军，再令三司官安慰抚恤，那么麓川人获得再生，而朝廷免去调兵运粮，这是上策。”皇帝将此建议下给群臣讨论，廷臣大多主张用兵。于是西南动乱不安，仅只攻克麓川，然而自己伤亡很惨。这年冬天，文渊因为有病自请返乡。景帝即位，起用文渊为吏部左侍郎，不久升为尚书，辅佐王直处理政事。立太子，文渊被加封太子太保。出现灾异，给事中林聪等弹劾文渊奸猾。左庶子周旋上疏为他辩白，林聪同时又弹劾周旋。御史曹凯又在朝廷为文渊争辩，曹凯与周旋都被下狱。林聪疏文上有“嘱内臣”的话，太监兴安要求追问主使者的名字，林聪不敢回答，文渊才被释放，而令他退休。英宗复位，削去文渊被加封的官职。而景泰年间代宗的易储诏书中“父有天下传之子”语出自文渊，有人传言朝廷下令逮捕文渊，文渊害怕自缢而死。

这时乔新已考中景泰五年(1454)进士，任南京礼部主事，回乡奔丧。同乡人曾任侍郎的揭稽曾经师从文渊，而与乔新兄弟不和，他就诬奏文渊死实际是由于被诸子逼迫而自杀，又逼嫁父亲爱妾。乔新也揭发揭稽任巡抚时曾经举荐黄..，并且代为起草易换皇储疏。两人都被受审。文渊妾为此断指，为乔新兄弟诉冤，官司得以缓和。英宗也以揭稽所犯之事先前已赦免，就释放他不再问罪。事完以后，乔新又为母亲守丧，守丧期满，改任刑部主事，调任广东司郎中。锦衣卫兵犯法，何乔新按律处理，一点也不宽恕。都指挥袁彬托他办事，乔新执意不从。袁彬发怒，派人找诬告他的把柄，一无所得。由此乔新名声大震。

成化四年(1468)，他调升福建副使。所辖寿宁的银矿被非法开采，聚众千余人，到处劫掠，乔新募兵出去，擒获其首领。福宁豪族尤氏杀人，出入带着保镖和武器，拒捕二十年。福清薛氏经常出海与异国商人做生意，事发后，策谋叛乱。都被乔新捕捉杀掉。福安、宁德银矿很久就无矿可开，有关部门仍征收矿税，很多百姓以致破产。乔新出来说话，减税三分之二。兴化百姓自洪武初曾向官府租用耕牛，直到这时每年仍要求纳租税，乔新上奏予以免除。清流、归化里界于沙县、将乐之间，依恃地势险要，而不交赋税，乔新告诉都御史设置归化县，此地百姓才开始受到约束。乔新调升河南按察使。河南发生大饥荒，按旧例，救济借贷到秋季为止，乔新说：“秋季，是说可以依靠秋收，今年秋季能依靠吗？”于是救济到第二年麦熟才停止。都御史原杰到南阳招抚流民，带乔新前去协助。以前，项忠驱赶流民过头，流民一听说原杰到了，更是躲进山谷。乔新亲自前往招抚，登记簿籍的有六万多户。升任湖广右布政使。荆州百姓为徭役所苦，乔新验实人口贫富，分为九等，使百姓得到好处。

十六年(1480)，乔新被提升为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抚山西。边地军民总是出塞伐木捕兽，他说：“这些人一旦遇到敌人，必定泄露边防情况以求生都是敌贼的向导。应该不许擅自出塞，有违犯的罪及守将。”宪宗下诏同意。敌人侵犯边塞，乔新同参将支玉在灰沟营设埋伏，击斩大量敌人，升左副都御史。年成不好，乔新奏免杂税以及户口盐税的十分之四。他弹劾佥事尚敬、刘源拖延调查审判，请求皇帝命令天下审判官员，案件拖延半年以上的要论官员之罪。宪宗称好，立即下诏。召乔新任刑部右侍郎。山西发生严重饥荒，出现人吃人的惨剧。乔新受命前去赈济，求活三十万多人，安置十四万户流离失所的人家。回朝，正逢发生安宁宣抚使杨友想夺嫡弟播州宣慰使杨爱的爵位，而诬告杨爱有异谋的事件。乔新前去调查，与巡抚刘璋一起洗清杨爱的冤屈。杨友被削官安置他府，播州人于是相安无事。

孝宗即位，万安、刘吉等憎恨乔新刚直正派，将其调到南京任刑部尚书。沿江的芦洲全被宦官侵占，假托给皇帝备办进用之费，乔新被调离朝廷，宦官怀恩觉得这事不公平。一天因事到内阁中说“：新君登位，应当任用正直的人，为什么调走何公？”万安等无话可说。不久刑部尚书杜铭被罢免，众人都认为应由乔新代替，而刘吉代替万安任首辅，始终憎恨乔新，许久不以他补任刑部尚书。改年号为弘治后，采用王恕的举荐，才召乔新代替杜铭。乔新奏道：“旧制，派遣官员调查案情，以及实行逮捕，必须携带详细批文，到所在官府验察后才执行。近来只用一般传帖而不合符契。应该恢复旧制，以防矫诈。”孝宗立即批准了。这时刘吉仇视正直人士，频繁制造大案件，乔新一律依据法律纠正。刘吉愈加仇恨他。几次寻找借口削去乔新俸禄。二年(1489)夏季，京城大水，乔新请求抚恤受灾人家，又考虑到刑法失平，奏陈律文当变更的几件事，刘吉一概加以阻拦而不实行。大理丞官职缺人，御史邹鲁图谋升迁此官，而乔新推荐郎中魏绅。时逢乔新舅家与乡人打官司，邹鲁即诬告乔新接受贿赂包庇舅家人。刘吉从宫中取旨将其舅家人下诏狱，乔新于是上疏要求返乡。不久，追根究底终归拿不出证据，邹鲁因诬告被停发俸禄，也同意乔新退休。

乔新为人清廉。他在工部负责时，曾去淮西视察。巢湖县令阎徽年青时从师于文渊，就赠乔新金币。乔新不收，阎徽说“：这是为我师祝寿的。”乔新说“：你要为我父亲祝寿，通过他人送给父亲可以，通过我送给父亲则不行。”终究不接。福建市舶宦官死了，镇守者将其资财分送三司，独有乔新坚持不收。不得已，送交国库。辞官在家时，杨爱遣使赠送厚礼，并且献做棺材的上好木料，乔新坚决不收。

乔新十一岁时，随父在京城居住，修撰周旋来访，乔新正在读《通鉴续编》。周旋问他“：此书比起《纲目》在取材和对人物评价上有什么不同？”乔新回答“：吕文焕向元朝投降而不写叛变，张世杰投海殉国不说是死节；曹彬、包拯之死不写其官职，而记述伏羲、轩辕多采怪诞，似乎不恰当。”周旋大为吃惊。长大成人之后，博览群书，听说有珍奇的书总是借来抄，积累三万余函，都是经他自己校雠，著述甚多。不大与人来往，气节与彭韶相投，学问与丘浚谈得来而已。

罢归后，巡按江西御史陈诠上奏：“乔新始终保持节操，中间只有接受亲戚送礼之嫌疑，而被勒令辞官，这样进退不明的处理实在可惜。请前往调查，如该官无病则予以任用，如有病就加以慰劳，以留存对故旧的恩惠，保全进退的节操。”孝宗不答应。后来朝廷内外许多官员上疏推荐何乔新，孝宗始终不再起用。十五年(1503)乔新去世，终年七十六岁。

江西巡抚林俊为彭韶及何乔新请求赐谥号，吏部也提出此请求。孝宗下旨令呈报乔新退职的原因，给事中吴世忠说“：乔新的学行、施政办事都很不错，忠诚，勤奋，刚正耿直，年龄越大越如此。御史邹鲁挟私仇诬告他，他一词不辩，坦然退职归乡，闭门著书，少与人来往，士大夫没有谁不赞赏他的品行。如果一定要考察退职的原因，怀疑表彰贤才原则的误用，那就像宋代蒋之奇曾经诬奏欧阳修，胡..之辈曾诬奏朱熹，未听说以一个人的私情而废万世公论。”事情终究未成。正德十一年(1516)，广昌知县张杰又为乔新说话，才赠封乔新为太子太保，准予其子袭乔新官爵。第二年赐谥号文肃。

周经，字伯常，是刑部尚书周蠧的儿子。天顺四年(1460)，考中进士。为庶吉士，授检讨职。成化年间，历任侍读、中允等官职，侍奉东宫太子即后来的孝宗。讲解《文华大训》，太子站立听讲，阁臣怕太子劳累，商议坐着听。周经与诸讲官都不同意，阁臣提议才作罢。

孝宗即位，周经升为太常少卿兼侍读。弘治二年(1489)，提升礼部右侍郎。宦官请修黄村尼姑寺，祭祀孝穆太后。吐鲁番进贡狮子不从甘肃走，借道满刺加，通过海路到广东。周经提议毁掉其寺庙，拒绝入贡不与吐鲁番来往。周经改任吏部，升左侍郎。通政经历沈禄是皇后姑父。尚书王恕休假，宦官传旨提升沈禄为通政司参议。周经说不是当面接旨，又无皇帝的诏令，不敢奉诏，又与王恕一起上疏争辩此事。这件事虽未停办，朝中舆论都认为周经说得对。灵寿奸民给宦官李广献地，户部阻止无结果。周经带领九卿上疏争辩，终于罪及献地的人。周经曾上言说“：外戚家无功劳而求升官，没出力而求赏赐，加上举办斋醮游玩宴乐浪费无度，致使国库空虚，应该大力抑制。近来规定，对粮仓屯积粟米多的人，太守县令赐诰敕可不按年序升官，这就使大小官吏盘剥下民以求晋升。请如洪武年间的成例，全部拿出官府钱币平价收购，毋夺百姓财产，考核政绩不专门以积粟为标准。至于清理军队的弊病，洪熙年间以前在旗校，宣德年间以后在乡吏。弊在旗校的，户口册还在，如乡吏则连户口册也混淆搞乱，应该查核故册清理奸弊。灾害损害百姓，请节省耗费，抚恤灾民。惜薪司的薪炭约可够支付几年，对受灾的郡县，应该全都停免征收，同时四方颜料也应停止征收，这是救济灾民的当务之急。”建议大多被孝宗采纳。

弘治八年(1495)，文武大臣因为灾异上奏章陈述时政，周经代为起草奏章，在指责嬉戏娱乐一事上语气尤其深切直率，孝宗密令宦官查访起草奏章的人，尚书耿裕说：“疏首先由吏部发起，耿裕实为起草人。”周经说：“疏文由周经起草，即使有罪，应该罪我周经。”世人对两位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很赞赏。

第二年，周经代替叶淇为户部尚书。这时孝宗宽厚仁慈，而户部尤为奸诈人所集聚，挟势行私的人不可胜数。哪个稍微不合他们的心意，诽谤马上就来了。周经一切按照祖宗法规无所顾忌。宽延拖欠、缓征赋税、裁减繁多杂乱的税收，哪里受灾，他必定奏免赋税，每次委派官员监督税收，对超额多收的将其考核为下等，因此苛剥多收之风有所扭转。

奏御赵蠧献雄县地作为东宫庄田。周经等弹劾赵蠧违制将其下诏狱。而孝宗又听信镇抚司意见派遣官员查实，周经等又争辩道“：太祖、太宗定制，闲田任民开垦。如果因为奸人的话而没收为官田，那么土地取舍，尽由居心叵测者说了算，那么小小老百姓就无法为生。”不久，去调查的官员以及巡抚高铨说闲田只有七十顷，全都与民田交错。于是孝宗同意周经的意见，将田还给百姓，治赵蠧的罪。宦官何鼎因弹劾外戚张鹤龄被下狱，周经上疏救何鼎，违背圣上旨意遭到孝宗严厉的斥责。

雍王..木云请求收取衡州税课司及衡阳县河泊所的税钱，周经说不能答应。孝宗接受周经的意见，并命令从现在开始对于各地税收，王府不得提出请收的要求。负责织造的宦官要求增加供应两浙盐税二万引。周经等说“：盐税是辅助边地的，不宜随便发给。况且祖宗朝织染诸局供应是有定数的，如果说取用增加，那么江南、两浙已属例外增造。如果说工匠不足，则靠朝廷养活的不下千余人，他们是做什么的呢？因此说供应花费未必缺少，而仅仅是引导陛下劳民伤财罢了。”孝宗不听。周经担心由此成为常规，第二次上疏要求下不为例，孝宗才令每年给五千引。

先前，仓场监督内官按照成化末年例子裁减人员。十一年(1498)秋，孝宗又增加少监莫英等三人。周经上疏极力规劝，孝宗以已派遣为由而不听。内灵台要求派锦衣百名以供清扫，周经等劝谏，孝宗不理。周经说：“祖宗设内台，这个地方事关机密。现在一旦增加一百人，将必定会有随意泄密的人。”孝宗醒悟，立刻停派。

崇王见泽请求河南退滩地二十余里，周经说不宜给。兴王..木元前后要求赐赤马诸河泊所以及近湖地一千三百余顷，周经连上三疏规劝，孝宗最终没同意他的意见。孝宗把肃宁诸县四百余顷土地赐给寿宁侯张鹤龄，其家人借此侵夺民田的数超过所赐的三倍，并且将百姓殴打致死，孝宗命巡抚高铨调查后汇报。高铨汇报说可以耕种者不多，要求将田仍还给百姓，孝宗不同意。这时王府、贵戚的庄田每亩征税三分银，独张鹤龄上奏要再增加二分银，并且都增加在沙碱地上。周经上书直言，孝宗命侍郎许进同太监朱秀复核。周经说“：土地已经核对两次，现在又派使复核，白白地多些麻烦。以前太祖由于刘基的原因而减青田的赋税，征米五合(合：一升的十分之一)，想使刘基乡里子孙世世颂扬刘基。现在兴济幸生皇后，正宜体恤百姓，减租税，使此地百姓世代对皇后感恩戴德，怎使百姓怨恨不已呢？”不久，许进等返回说此地是宪庙皇亲柏权以及百姓的固定财产，不能没收。孝宗竟给了张鹤龄，同意其加税的要求，而令他补偿柏权土地的折价，免除百姓租额。周经等又进谏说“：东宫、亲王的庄田征税向来有条规，张鹤龄不应该单独享受优待。柏权是先帝妃子的家，也是外戚，名义上是补偿田价，实际是掠夺。天下将说陛下只优待皇后的亲戚，不念及先朝外戚。”孝宗终究不接受周经等意见。

大同缺战马，马文升请求用太仓银买马。周经说：“粮、马各有各的部门管理。祖训，六部不能相互越权，兵部侵户部的权，不合祖训。”孝宗因此改拨太仆寺的银两供应马文升。给事中鲁昂要求将尽数搜刮税金交给太仓，周经说：“不节制织造、赏赐、斋醮、土木的费用，而想搜刮天下的资财是不合常理。”内官传旨索取太仓三万两银做灯费，周经坚持不给。

周经刚直正派，好竭力进谏，即使大大地违背皇帝的旨意也在所不惜，宦官、贵戚对他又怕又恨。太监李广死后，孝宗得到朝臣赠送李广资财的登记本。孝宗大怒。都察院衙门和监察御史因此弹劾诸臣相互往来的情形，有涉及到周经的，周经上疏说：“昨天科道弹劾廷臣巴结李广，将臣的名字框入其中，虽然蒙恩未被审问，实在感到委屈，自己无法辩白。人们巴结李广，是希望他在旁边帮忙说好话，以图得到宠幸罢了。陛下试想李广在时，曾经在陛下面前提及过臣没有？尚且交结赠送的登记本都在，请检查里面是否有臣的姓名。再严厉地审问李广的家人，臣只要有寸金、尺帛送李广的，请立刻治臣勾结之罪，斩首于市，来警告巴结无耻之徒。如果毫无牵连，也请为臣洗清冤屈，以望施展身手，始终侍奉圣明。如果令臣含冤忍屈，就是死了，眼睛也不闭上。”孝宗下旨对他予以安慰。十三年(1500)，星相有变，周经自己上疏请求退休。孝宗同意了，赐他敕书、马车，加封太子太保，用侣钟代替周经。廷臣争相上奏章要求挽留周经，朝内外推荐周经的有八十余疏，都无结果。

武宗即位，言官又推荐周经，下诏封他为南京户部尚书，因遇到继母去世而未到任。正德三年(1508)，服满，周经女婿兵部尚书曹元正与刘瑾关系不错，他说周经虽年纪大但仍可任用，才召周经为礼部尚书。周经坚决推辞得不到允准，只好勉强赴任，任职几个月就称病离去。五年三月去世，终年七十一岁。赠太保，赐谥号文端。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亲倪谦，奏命祭祀北岳时，母亲梦见红衣仙人进入房间，就生下了儿子，于是以“岳”为名。倪谦死时任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僖。倪岳考中天顺八年(1464)进士。任庶吉士，授编修职。成化年间，历任侍读学士，到东宫当值讲学。二十二年(1486)，提升为礼部右侍郎，仍在御前讲席当值侍讲。弘治初年，改为左侍郎。倪岳好学，文思敏捷，广泛综览经世之务。尚书耿裕为人方正，秉持大礼，以致礼文制度都要倪岳决断。六年(1493)，耿裕调到吏部，由倪岳代任礼部尚书。

孝宗从四川召国师领占竹来京，倪岳极力劝谏，孝宗不听。给事中夏昂、御史张祯等相继规劝，此事最终被停止。当时建造诸王府的规模宏大华丽，超过永乐年间、宣德年间的王府，倪岳奏请颁布统一的规格。他又把全国各地呈报上来的灾异，要礼部在每年年终分类奏报，一律用文字记下来，并详细按灾异发生的年月顺序排列，广泛引证于经史资料。劝勉孝宗勤于讲学，广开言路，宽免赋役，慎施刑罚，罢黜奸贪，接纳忠诚正直人士，淘汰冗员，停办斋醮，减少营造，停止滥赏。孝宗大都予以采纳。

左侍郎徐琼与皇后家有姻亲关系，图谋取代倪岳的官职。九年(1496)，南京吏部缺尚书，廷臣推荐徐琼。而皇帝下诏加倪岳为太子太保往南京赴任，而徐琼果然代替倪岳。不久调倪岳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谋协助处理机要事务。倪岳回到北京后，代替屠氵庸为吏部尚书，他严禁托人说情，不沽名钓誉，吏部政务处理公平。

倪岳身材魁梧，表情冷峻严肃，善于决断大事。每当满朝大臣共议某事而众说纷纭时，他只说短短几句话，就使听者心悦诚服。在同级官吏中，倪岳最推崇马文升，然而在论事时并非无原则附合。他前后奏陈一百多件事，把军政中的弊端一一清理揭发。疏文出来，人们纷纷传抄。他对西北用兵之害论述尤为深刻，其疏大略说：

“近年来毛里孩、阿罗忽、孛罗出、..加思兰成为边境大患。他们都沿着河套活动，河套地区水草肥美，宜于屯牧，因此敌人频繁占据这块地方，不断率部入侵。诸将怯懦，大都闭城自守。如果遇到敌人，总是被其打败。既不敢阻挡其前锋，又不能截断其归路。敌人进可以获得重利，退也没有后顾之忧，以致战事不断，边患不息。朝廷遣将征伐，四年三次出兵，竟没有取得些许功劳。出征将领或者高卧而归，或者平安回返，他们却优闲自得地活动在朝廷之上，不断获得军功封赏，并以车载金帛充塞私人家室。而军队一有行动，总是传来捷报，滥行赏赐，将官的品级随意授予。甚至妄杀平民，谎称为敌人首级。敌人还未被打败，就假称敌人已溃败逃走。能得到记功赏赐的，不是士大夫子弟，就是豪门随从。而普通战士、运粮的百姓则抛尸荒城，血沃野草。天怒人怨，祸兆越积越深，不可等闲视之。

“京营素以兵冗将怯见称。留镇守京师，恐怕还起不到保卫京城的作用，而如果轻率出师将有失天威。而临阵即逃，反而会失掉边军已有之功绩，被敌人轻视侮辱。况且延绥是边地，离京师很远，宣府、大同也是边地，离京师较近，它好比京师的门庭，这里没有执循守卫的戒备行吗？前不久兵部建议：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万，一起援助延绥，而不考虑到互相间距离很远，往返援救不及，人们苦于辗转行军，马匹疲于奔走。声东击西是贼寇的一贯伎俩。避实就虚，攻击要害，是兵家的上策。精锐军队全都集中到西部，老弱士卒才留在北边，万一北边出现战情，而在西边的军队一下又离不开，首尾脱节，远近都被困住，这合算吗？

“至于延绥兵马屯集，粮草供应不足就让山西、河南的百姓承担运送粮草的劳役。送粮草的百姓徒步千里，丈夫输运，妻子在家供应粮草，父亲拉车，儿子肩担，沿路都是愁怨的人们，村落空虚。有幸送到目的地，一束草值一百钱，一斗粟价格翻了一倍，万一遇到敌贼，性命也丢了，其他还说什么？运送不足则有额外损耗加征的，这些还不够的话又有预征。水灾旱灾不可先知，年成的好坏不能预知，征收的定额怎能事先定下？又令百姓交粮草以补任官职，而那些依附权贵、包庇亲友的人，有的拿出空头文书发给百姓，官府仓库没有增加一升一合。至于缴纳粟米发给盐引，又有豪门私相嘱托，大都以纳粟空名将盐引发卖，而商人要花费几倍价格。因此官爵越来越被人轻视，盐法一天比一天败坏，而边境储积不足依然如故。

“另外朝廷拿出国库资金供应边地，每年几十万两银子。山西、河南向边地缴纳损耗加征银两每年不下几十万。银子积累多了则银子价值更加贱，米粟天天减少则米粟价格更贵。而不知情的人，就在养兵之中行朝三暮四之术。有的用茶盐，有的用银、布，名为折算粮价，实际是克扣军需。由此朝廷担心粮食烂在仓库，军士却连肚子也吃不饱。至兵马经过，按例必须应付。一般情况，每人给米一斗，马给草一束，驰逐作战，一天之间有的经过二堡，有的经过三四个城，岂能都给呢？而镇守者巧立名目，凡所经过的都有开支，欺骗上司，摄取私利，再没有比这厉害的。

“到问起御敌之策，则又议论纷纭。有说要恢复受降城的险要，防守东胜的旧城，使其在交战时互相声援，呈犄角之势共同制敌。要收复黄河以北的城镇，就必须在塞外集聚军队。派出长途跋涉的军队，进入荒漠之地，辎重拖累，粮饷困难。敌人可从前面包抄，或者从背后袭击。旷日持久，军粮断绝。进又得不到城镇，退又无归路，一旦造成失败就会声威大损。又有人说统率十万军队，带半月的粮食，高扬士气，扫荡敌人窟穴，将其赶出河套。这种说法并非不好。然而帝王之兵，要获全胜；孙吴兵法说要以逸待劳。现在要鼓足勇气前行，穷搜远击，一路冒险深入，以求万一的侥幸。担着粮食随军远征则辎重难行，率军长驱直入则孤立难以得到援救。况且这地方千里，无城镇可居，无储备之积。敌人或者往来迁徙，使我军疲于驰逐。我军则受客观形势所限，为敌人所困。既坐失获胜之机，必蹈覆没的老路。其中最失策的是又要放弃延绥不守，名义上使兵民卸去负担，不知百姓每寸土地都受之祖宗，不可不看重，以前东胜失守，而今日的敌害聚集于延绥，而关东陕西震动。现在放弃延绥，那么往后的祸患集中于关东陕西，使京师受到震动。贼离得愈近祸害就愈大。”

倪岳接着陈述要重视将权，增建城堡、增加哨兵、招募壮丁、调走客籍军士、赏罚分明、严查间谍、充实屯田、恢复边漕几件事。当时由于兵部正在主张用兵，不能全部采纳倪岳的建议。

十四年(1510)十月，倪岳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追赠少保，赐谥号文毅。明朝时期父子官于翰林院，谥号中都有“文”字，是自倪岳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