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四年(1565)他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当年秋天，黄河在沛县飞云桥决堤，向东注入昭阳湖，漕运的河道淤塞了一百多里。朱衡被改任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管治河运漕粮。朱衡骑快马赶往决口处，旧渠已经成为陆地。但以前的御史盛应期所开凿的新河，从南阳以南向东至夏村，再向东南至留城，旧址尚在。当地地势高，黄河决口泻至昭阳湖，不能再向东流，可以贯通漕运水道，于是决定开挖新河道，在吕孟湖筑堤以防溃决。河道都御史潘季驯认为疏浚旧渠方便些，意见与朱衡不合。朱衡更加坚持自己的意见，引导鲇鱼、薛沙等河流的水至新渠，修筑马家桥堤以便遏制飞云桥的决口，亲自监督施工。弹劾并罢免了曹濮的副使柴涞，对不出力的官吏、兵卒从重惩治，于是议论纷纷。第二年，给事中郑钦弹劾朱衡为贪功而虐待百姓，诏令给事中何起鸣前往核查，工程临近竣工。等到秋天，黄河在马家桥决堤，议论的人纷纷说不能成功，何起鸣起初赞同朱衡的意见，现在也改变了观点，与给事中王元春、御史黄襄接连上奏请求罢免朱衡。遇上新河修成，议论才平息。新河长一百九十四里。漕运的船只由境山入河，航行至南阳。不久，潘季驯因父母丧事而离去，诏令朱衡兼管他的事务。

隆庆元年(1567)他被加封为太子少保。山间的水骤然溢出，使新河决堤，损坏数百艘漕运的船只。给事中吴时来说：“新河接纳东昌、兖州以南的费、峄、邹、滕等河水。用一道堤防捍卫数条河流，岂能不决堤。应该分流以减小水势。”朱衡就开挖了四条支流，将河水引入赤山湖。第二年秋天，他被召回工部。第三年，朱衡上奏说：“死去的大臣宋礼疏浚整治旧渠测量水平高度，计算出济宁的平地与徐州的境山之巅相持平，北面高南面低，河流落差达二十丈。所以鲁桥闸稍稍开启，其南面就马上干涸，船行驶半个月才能抵达。东昌、兖州的百姓增设闸门以抬高水位，一百六十年都出苦力服差役。近来改凿新渠，远远地避开黄河，舍低就高，地形平坦，各座闸门不必繁琐地开启与关闭，船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民夫、差役基本上无事可做。最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请裁减民夫，应该可以听从。”因此淘汰了五名闸官，六千多余民夫和差役，用这些雇工的开支作为修渠的经费。

隆庆四年(1570)秋天，黄河在睢宁决堤，启用潘季驯全权负责。第二年冬天，巡视河道的给事中雒遵弹劾罢免了潘季驯，称可以出使的朝廷大臣，没有超过朱衡的人。六年正月诏令他兼任左副都御史，负责整治河道。穆宗逝世，大学士高拱以修山陵的工程的名义奏请召回朱衡。遇上邳州的工程也刚好完工，朱衡就返回了朝廷。

朱衡先后在工部禁止无益工作，裁减多余的开支，节省的经费很多。穆宗时期，内府的监局加征工程的材料，滥开支不做估量，朱衡随时提出来奏呈皇帝。不久，诏令南京的织造太监李佑催办一千八百多匹袍缎，朱衡趁着言官孙枝、姚继可、严用和、骆问礼先后劝谏之机，再度上奏请求，皇帝依从了他。皇帝痛斥太监崔敏，传令南京增造十多万匹绸缎，朱衡建议停止新增的纺织额，只责成每年的定额，得以减少了三分之二的新增纺织额。皇帝命令建造鏊山灯，估计要耗费三万多两白银，又命令在长信门建造光泰殿、瑞祥阁，朱衡都上奏劝阻了。等到神宗即位，首先就命令停止织造，但太监不马上奉行诏令，并且请求增添织染所的颜料。朱衡上奏争辩，都请求成功了。皇太后传谕拨发金币在涿州修造碧霞元君庙。朱衡又争辩，皇帝答复知道了。

朱衡性格刚直，遇事不屈服，不被张居正所喜欢。万历二年(1574)，给事中林学..弹劾朱衡刚愎自用。朱衡再度上奏请求退休。诏令加封他为太子太保，乘驿车回乡。当年夏天，大雨毁坏了昭陵的绫恩殿，追究督工官的罪，剥夺了他的太子太保头衔。他七十三岁去世。

潘季驯，字时良，乌程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进士。授职为九江推官。升任御史，为广东巡按。推行均平里甲法，广东的人觉得大为便利。临到将离职时，他还上奏请求告诫后来的人遵守此法，皇帝依从了他。晋升为大理寺丞。四十四年，他由左少卿晋升为右佥都御史，总管河道。他与朱衡共同开挖新河，被加封为右副都御史。不久因奔父母的丧事而离职。

隆庆四年(1570)，黄河在邳州和睢宁决堤。他出任原职，再度负责河道，堵塞决口。第二年，工程完成，因驱使漕运船只进入新河漂散沉没了很多而获罪，被勘河给事中雒遵弹劾而遭罢免。

万历四年(1576)夏天，他再次出任官职，担任江西巡抚。第二年冬天，被召为刑部右侍郎。当时，黄河在崔镇决口，滔滔黄水向北奔流，清河口淤塞，整个淮河河床南移，高堰的湖堤严重损坏，淮、扬、高邮、宝应地区都是一片汪洋。大学士张居正很忧虑。河漕尚书吴桂芳提议恢复先前的黄河故道，但是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想堵塞决口，约束河水回归河槽，两个人的意见不合。遇上吴桂芳去世，六年的夏天，皇帝任命潘季驯任右都御史兼任工部左侍郎取代他。潘季驯认为黄河故道长期废置，虽然再疏浚，它的深度和宽度必定不如现在的河道，提议在崔镇筑堤堵塞决口，筑长堤以防止溃决。又上奏：“淮河清澈黄河混浊，淮河水弱黄河水强，一斗黄河水，沙占十分之六，夏秋时期达到十分之八，如果不是很湍急，必然导致淤塞滞流。应借淮河的清水冲刷黄河的浊水，在高堰筑堤约束淮河的水流入清口，使之与黄河的水势匹敌，两条河水合流，那么海口就自然疏浚了。就是吴桂芳所开辟的草湾也可以不再修治。”他条陈六件事，诏令同意他的意见。

第二年冬天，两条河的工程完工。第三年春天，他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升任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潘季驯初次到黄河上游，视察虞城、夏邑、商丘，估量地势。旧黄河的上游，从新集经过赵家圈、萧县，徐州小浮桥，水势极为深广。自从嘉靖中期黄河北移，河床变浅，迁移无常，曹、单、丰、沛地区人民常受淹没之苦，他上奏请求恢复旧河道。给事中王道成认为刚在崔镇、高堰筑堤，很难同时兴工。河南的抚按大臣也陈述三个困难，于是终止了此议。他调任南京兵部尚书。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他改任刑部职务。

潘季驯的复出，是因为张居正的支持。张居正死后，家属全部被幽禁，儿子张敬修上吊自杀。潘季驯劝谏：“张居正的母亲年过八十，早晚会去世，请求下诏以特别的恩惠宽恕她。”又认为治张居正的罪太急迫了，宣称张居正的家属死于此案的已达数十人。在此之前，御史李植、江东等人与大臣申时行、杨巍相互攻击。潘季驯极力支持申时行、杨巍，痛斥言官，言官们很恼怒。于是李植弹劾潘季驯与张居正结党相庇护，将他削职为民。

万历十三年(1585)，御史李栋上奏替他鸣冤：“隆庆年间，黄河在崔镇决口，将漕运通道阻梗。多年来，百姓定居，黄河水安然流淌，人们都说：‘这是潘尚书的功劳。’过去已故大臣宋礼治理会通河，至今都受益，陛下应允了督臣万恭的请求，给予他谥号和荫庇。现在潘季驯的功绩不在宋礼之下，却在身存之日，成为一般平民，难道这不损害大臣建功立业之心，损害朝廷酬报功勋的典制吗？”御史董子行也称潘季驯的罪行轻处罚重。诏令将他们的俸禄全部剥夺了，此后举荐的人不断。

万历十六年(1588)，给事中梅国楼又举荐他。于是启用潘季驯任右都御史，全权督察河道。从吴桂芳之后，治河与漕运由一人总理，此时又设置专职官吏。第二年，黄河水暴涨，冲入夏镇，毁坏田园房屋，居民多被淹死。潘季驯又筑堤堵塞决口。十九年冬天，他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潘季驯总计四次奉命治理黄河，前后达二十七年，熟习地形的险夷。增筑堤防，设置专员，修建水闸，以至于木石舂埽，他都处理周详，因此积劳成疾。多次上奏请求退休，皇帝不允许。万历二十年(1592)，泗州发大水，城中积水达三尺高，祸患到祖陵。议论者有的主张挖开傅宁湖从六合入江，有的主张疏浚周家桥注入高、宝诸湖，有的人主张开挖寿州的瓦埠河分流淮河上游的水，有的人主张开放张福堤由淮河排泄河水。潘季驯称祖陵的王气不能轻易排泄，但是巡抚周肕、陈于陛，巡按高举称周家桥在祖陵之后百里之地，可以疏浚，意见不一，都给事中杨其休请求允许潘季驯离去。他回乡三年后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王宗沐，字新甫，临海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进士。授职为刑部主事。与同僚李攀龙、王世贞等人，以诗词、文字相互结交友好。王宗沐尤其通晓吏治。历任江西提学副使。修建白鹿洞书院，招引诸生在其中讲学研习。

三次迁官后升任山西右布政使。当时山西连续灾荒，王宗沐趁上京觐见皇帝之机上奏说：“山西诸郡都受荒灾，太原尤其严重。三年来，都是如此，一百多里听不见鸡鸣。父子、夫妇彼此交换以吃饱一餐，称作‘人市’。宗亲的八十五万石俸禄，多年欠缺，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达二百人。山西是京城的右掖。从故关至真定，从忻、代地区至紫荆，都不到三天的行程。宣、大地区的粮食虽然分派到了各郡，但是运送粮食的人全在太原。饥民一旦聚集，蹂躏、践踏、劫夺，每年供给宣、大两镇六十七万两粮饷，谁替他们采办。这是一件深为忧念之事。各地上奏的水旱灾害以十计，部里评议常常裁减至十分之三，免除的不过是各地应该留存的部分。现在山西存留的是供应的镇关的粮饷。存留却反而比起运还急，因此山西最终没有享受丝毫的宽缓。这是第二件忧心的事。在万山之中开拓疆域，峰岩阻隔，太原的百姓不能到达泽、潞，怎么能到其他地方寻饭吃。唯独真定的米稍稍可以通济。然而背负车运，大致两斗得到一斗，刚至寿阳，价钱就涨了三倍。这是第三件忧心的事。饥民聚众造反，招抚不了他们，必将进行捕杀。小则动用库存的经费，大则要请求调拨内府的资金。与其拨钱奖赏杀强盗的人，不如拨钱使他们不做强盗。这是第四件忧心的事。近来丘富进行诱惑，边地百姓谣传他募人耕田不征收租税。愚昧的百姓知道什么，急迫间无暇选择，八百多里长的边关没有谁要挟他们。他们诱惑聚众，我方因逃亡而空虚。这是第五件忧心的事。”他因而请求延缓征收拖欠的赋税，截留河东新增加的盐课供给宗族的俸禄。不久他改任广西左布政使，又调补山东。

隆庆五年(1571)，给事中李贵和请求开挖胶莱河。王宗沐认为此事难办，不足以振兴漕运，致函给朝廷劝阻此事。他升任右副都御史，总管漕运，兼任凤阳巡抚，极力陈说运粮军士的困苦，请求即刻进行抚恤。又因为黄河经常决堤，漕运通道终于被梗塞，他想恢复海运，上奏称：“自从会通河开通以来，已经很久没人提海运之事。我近来在山东任官，曾经逐条陈述此议。巡抚都御史梁梦龙毅然尝试，无所阻滞，但是有顾虑者总是担心风浪危害。南海域，全国众多的河流汇注那里，渺茫一片没有山岛，连躲避风浪的地方也没有，越往南方海水温度越高，它是蛟龙的巢穴。所以元代的人对海运很惊骇，因而从太仓、嘉定向北航行。如果从淮安向东，经过登、莱，停靠天津，此称为北海，其中岛屿很多，可以避风浪。

又因为它的地势高多礁石，蛟龙出没却没有巢穴。所以登州有海市，由石气与水气相互搏击，映在石上就形成了，石气能够超出水面，因为石头离水近的缘故。北海较浅，就是明显的应验。可以弥补运河的不足，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事情。”他趁势逐条上奏陈述了七件便利的事情。第二年三月运送十二万石米由淮安入海，五月份抵达天津。陈述功绩时，他与梁梦龙一起晋级，被赏赐金币。但是南京给事中张焕称：“听说有八艘船漂走或沉没了，损失三千二百石米。王宗沐预计有此损失，私下派人买粮补充。米可以补充，人命可以补充吗？王宗沐掩饰视听，不合乎大臣的道义。”王宗沐上奏争辩，请求核查。皇帝下诏施行先前的意见，熟习海运路径以防紧急之事。不久，海运船队抵达即墨，刮起飓风，七艘船翻沉。都给事中贾三近、御史鲍希颜以及山东巡抚傅希挚都称海运不便，因此就废置了。当时是万历元年(1573)。

王宗沐认为徐、邳地区的民俗蛮横、凶悍，很奸诈、狡猾，沿海地区走私的盐贩出没，六安、霍山地区暗中盗矿的人很多，奏请设置守将。又召募豪侠富户的三百多人充当义勇兵，责令他们追捕盗贼，此后都按功授予官职。调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改任工部职。不久又升任刑部左侍郎，奉旨巡视宣、大、山西各镇的边防事务。母亲去世后他回乡了。万历九年(1581)，他在京官考核中被罢免，不予进职。在家闲居十多年后去世。被赠封为刑部尚书。天启初年，追授谥号为襄裕。

徐贞明，字孺东，贵溪人。父亲徐九思，参见《循吏传》。徐贞明考取了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任浙江山阴县知县时明敏而有仁爱。万历三年(1575)被征召为工科给事中。遇上御史傅应祯被治罪，徐贞明到监狱中调护他，被降职为太平府的知事。十三年升任为尚宝司丞。

起初，徐贞明担任给事中，就水利和军班两事上奏，称：

“京城雄居上游，兵源和粮食都应取之于京郊，现在都仰仗东南地区供给。难道西北地区古时的富强之地，不可以充实粮仓、训练兵卒吗？赋税出自于对民脂民膏的搜刮，但是军船船夫的费用，常达到开支数石才能运来一石，东南地区的财力枯竭。又因为河道多变，运输线多处阻梗，颇有隐隐忧虑。听说陕西、河南的旧渠废堰，处处存在；山东的诸眼泉水，引灌那里就可以成为农田；但是京郊的几个郡，有的有支流流经，有的当地就有山涧泉水涌出，都足以供给灌溉。北方人不熟谙水利，只是苦于水害，不知道水害也能清除，正是由于没有兴修水利设施。水聚积了就是祸害，分散了就是利事。现在顺天、真定、河间各郡，是桑麻的产区，一半为低湿地带，由于上游十五条河水只排泄到猫儿湾，想它们不堵塞泛滥，势必不可能行。现在果真在上游疏通渠道和沟壑，引水灌溉农田，减弱水势，在下游多开挖支河，排泄横溢四方的水，最低洼的地方，留作储蓄水之用，稍高的地方，都像南方人筑堤坝，那么水利兴起，水患也解除了。

“至于从永平、滦州到沧州、庆云，满地芦苇，土地肥沃。元代的虞集想在京城东面临海的地区筑塘蓄水以便开辟稻田。如果仿效虞集的意见，招揽南方人，让他们耕耘，北起辽、海，南临青、齐，都是良田。应该特派专员，给他权力，不必阻止非议，保障时间，不求近期功效。或者抚恤穷困的百姓给他们提供耕牛和粮种，或者任用富户而延缓对他们征收赋税，或者选择强健的士卒分别建立屯营，或者招募南方人给予附籍用地的便利。等待有了成绩，再推广到河南、山东、陕西。可望使东南地区的漕运减少，西北地区的储蓄常保充足，国家永远没有穷困之日。”

他关于军班的奏章称：

“东南地区的百姓一向柔弱，不能担负边远地方的防卫。现在远隔数千里征兵，使他们骨肉分离。而军队的壮士出自户丁，帮助解运出自里甲，每支队伍的开支不下一百两黄金。而且不是土著兵的队伍，没有长期安定的志向，动辄贿赂卫所的长官请求回乡。卫所的长官从其贿赂中谋利，并且可以冒领粮饷，也就放纵他们。这使东南地区的百姓困苦，却对军政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应该仿效匠班制，军户应当担负军务的，每年向他们征收银两，用以召募土著人求得足员的便利。”

事情都下达给有关部门。兵部尚书谭纶称征兵的制度不可偏废。工部尚书郭朝宾则认为水田劳累百姓请求等待他日。事情就都被搁置起来了。

等到徐贞明被贬职，到了潞河，始终认为先前的提议可以实施，就撰写了《潞水客谈》完备他的观点。它的大意是说：

“西北地区遇上旱灾就赤地千里，遇上涝灾就万顷洪流，唯有晴雨适调才可能有常年的欢乐而没有饥饿之苦，这样能长久依赖吗？唯有兴修水利而后对旱涝有备，这是第一件利事。中国人谋生必须有常年丰收的农田，将国家的全盛唯独寄托于东南地区的粮食供给，难道能够得成吗？水利振兴了就有大量的余粮屯积仓库，这是第二件利事。东南地区的转运费高于货值数倍。如果西北输送一石粮，那么东南的就减省数石粮食的输送，时间长了就颁布减免田租诏书，东南地区的民力或许稍稍得到休整，这是第三件利事。西北地区没有沟壑，所以河水横流，百姓的房屋大都淹没了。修复水田就可以分散河水，减少水患，这是第四件利事。西北地区地势平坦、开阔。放骑可以长驱直入。如果全部开挖了沟渠，那么田野就全是金汤，这是第五件利事。游民轻易离开乡土，容易发生骚乱。兴建了水利就使务农的人依附田亩乡里，并且使一些游民回归，这是第六件利事。招募南方的人耕种西北的田地，那么民力均衡，田亩也均衡。这是第七件利事。东南地区逃避劳役的百姓很多，西北地区却深受苛重徭役之苦，因为南方的赋税繁多而徭役减少了，北方的赋税减少了而徭役加重了。如果垦田聚民，那么赋税增加了，北方的徭役就可以减少，这是第八件利事。沿着边关的各镇都有积蓄，转运不麻烦，这是第九件利事。依附富户做佃客的浮户有无数，召募他们务农，选拔他们当兵，屯防的事没有不兴办的，这是第十件利事。边塞上的兵卒，土著人较少。兴起屯防则兵源自然充足，可以节省到远方召募的费用，减少换防的劳苦，停止勾捉军丁的苦楚，这是第十一件利事。宗族的俸禄浩繁，势必难以继续。现在从中尉以下依照俸禄授田，使他们在自己的禄田上自食其力，为子孙做长远考虑，可以减免宗族的俸禄，这是第十二件利事。修复水利，仿效古时的井田制，可以限制百姓占田。而且自古的养民政策渐渐可以施行，这是第十三件利事。百姓与田亩分配均衡，可以仿效古时邻里族党的制度，逐渐兴起教化，风俗自然美好，这是第十四件利事。”

潭纶读后赞美：“我在边塞任职很久，知道它必然可以推行。”不久顺天巡抚张国彦、副使顾养谦在蓟州、永平、丰润、玉田推行此法，都有效果。等到徐贞明返回朝廷，御史苏瓒、徐待极力称道此法可以推行，而且给事中王敬民又特意上奏评论与举荐，神宗才晋升徐贞明为少卿，赏赐他敕令，命令他与抚按大臣们核查、商议。

当时苏瓒刚刚奉命巡视边关，又献计说：“治水与垦田相互协调，没有不治好水却可以开垦田亩的。京郊最忧患的河流是卢沟、滹沱两条河流。卢沟发源于桑干河，滹沱发源于泰戏河，源远流长。又汇聚了深、易、濡、泡、沙、滋各条河水，散布各淀，泉渠溪流都注入其中。所以高桥、白洋等淀，大的方圆一二百里，小的也有四五十里。每当夏秋受涝积，肥沃的农田变成咸卤地，菽麦变成芦苇，很可惜呀。现在治水的办法有三条：疏浚河道排除水的堵塞，疏通渠道减少各淀的水势，撤除弯曲的堤防使百姓都能受益。”皇帝将奏章一起下达给徐贞明。

徐贞明亲自到京东的州县，审察高原和低地，揣度土壤的适宜情况，详细巡视河水的分合态势，上奏逐条陈述事宜。户部尚书毕锵等人极力赞助他，采用徐贞明的奏疏，建议着手六件事：请按郡县有司开垦田亩的勤懒情况列出前后次序听凭徐贞明举荐、弹劾；适宜种稻的地方渐渐劝民众种稻，适宜种黍、粟的地方依旧，不急速责令他们完成；召募南方人，提供衣食农具，使他们以一教十；能开垦百亩以上的人，就可以世代以此为业，子弟能够寄托户籍入学，其中卓有成效的人，仿效古时对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积极耕作的人的奖励办法，根据情况授予他们为乡村的首领；无力垦荒的人，贷给他们谷物，秋收后还给官府，遇上旱涝灾就免还；郡县的壮丁，只服三个月的劳役，派他们疏浚河道，清除杂草。而开垦农田则召募专门的人手。神宗全部同意他的意见。当年九月就命令徐贞明担当监察御史兼任垦田使，对阻挠的有关部门弹劾、惩治。

徐贞明先到永平，召募南方人进行倡导。到了第二年二月，已经开垦三万九千多亩田。他又遍巡各条河流，探究源流，全部分派职责，准备大举疏浚。但是太监、外戚中占据闲田的人，担心兴修了水田使自己失去了利益，争相称此举不好。在皇帝面前进行无根据地诽谤。皇帝对此疑惑。三月，内阁大臣申时行等人借风沙的情况陈述时政，极力称赞此举的好处。神宗最终未消除疑虑。御史王之栋，是京郊的人，称水田必然不可以推行，并且陈述了开凿滹沱河的十二条不便。皇帝召见申时行等人，下令停止工程。申时行等人请求罢除开河之举，专门从事垦田。此后，工部讨论王之栋的奏疏，也同内阁大臣的观点一致。皇帝最后罢除了修河垦田事务，并想追究建议人的罪责，因为内阁大臣的劝谏才终止。于是徐贞明回任以前官职。不久请假回乡。万历十八年(1590)去世。

徐贞明才思敏捷，办事干练，颇有治理世务的抱负。京东的水田实为百世的好事，事情刚刚兴起就被虚浮的议论阻挠，舆论的人对此都很惋惜。刚讨论的时候，吴地人伍袁萃对徐贞明说：“可以让百姓跟从，不可以让他们明了。你的话，太说得详尽了。”徐贞明询问原因，伍袁萃讲：“北方人害怕东南地区的漕运负担加派到西北地区，厌烦的话必然会出现。”徐贞明沉默不语。不久王之栋竟然如袁萃预先所说那样进行上奏弹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