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将在元宵节的晚上张灯结彩，命令词臣撰写诗词进献。章懋与编修黄仲昭、检讨庄日永上疏劝谏道：“臣等刚奉谕撰写鳌山烟火诗词，臣等私下议论，这必定不是陛下的本意，或许因为两宫太后在上，想极尽孝心，讨其欢心罢了。然而竭心尽孝在乎养志，不可仅仅用摆样子的玩赏就认为是尽孝。现在川东尚未安定，辽东有很多令人忧患的事，江西、湖广由于旱灾数千里地不长庄稼，人民被饥饿所困，急待救济，这正是陛下日夜忧心操劳、两宫母后共同为天下担扰的时期。至于翰林官是以议论思考为职，粗俗之言怎么适合进献给君王。我读宣宗皇帝御制的《翰林箴》中说‘：竭诚忠告之言，唯有义与仁，尧、舜之道显现在邹鲁之邦。’张灯岂为尧、舜之道，诗词岂为仁义之言。如果说烟火小事不足对至高无上的德行有影响，那么舜何必不制造漆器、禹何必不嗜饮美酒、汉文帝何不建造高台呢？古代帝王谨小慎微必定注重细小方面，正是因为欲望不能放纵，不好的事端不能任其发展，恳请将烟火停止，将注意力转移到时事政务上，节省此项钱财用来救济饥民抚恤贫困，那么不祥的灾气就可以消失，就能得到太平。”皇帝以元宵晚上张灯是祖宗留下的老习惯，讨厌章懋等胡言乱语，在宫门外对懋等人处以杖刑，并予降职处分。修撰罗伦以前因为进言而被贬退，当时称为“翰林四谏”。

章懋已经贬为临武知县，还未成行，由于给事中毛弘等人的帮助，改任南京大理左评事。过了三年，升福建佥事。平定泰宁、沙县、尤溪县的叛乱，允许福安人民采矿以杜绝作乱之源，建议与海外互通贸易，使商人和人民都得到好处，政绩十分显著，任满后进京，只有四十一岁，极力要求辞官返乡，吏部尚书尹..执意挽留他，他仍然坚辞官职。返回故乡后，从不进入官府，侍奉双亲之闲暇，专门用于读书讲学，弟子学生日渐长进。家贫没有摆设酒食的器具，只有小米蔬菜而已。四方的学者大夫崇尚他的风操，称之为枫山先生，在家闲居二十余年，朝廷内外很多官员向上推荐，屡次发来檄文起用他，他都以双亲年老坚持不去赴任。

弘治年间，明孝宗任用有道德有才能的人，众人建议两京国学应当任用名儒，起用谢铎任职北监，赶上南监正缺祭酒，就以章懋补任，恰好遇到章懋父亲去世而未去就职。这时南监缺司业已有二十余年，皇帝下诏仅任罗钦顺，而空着职位以待章懋。十六年(1503)，章懋三年服满，他又再三推辞，朝廷不答应，他才到任。六馆士人都自认为得到了好老师。监生尤木越母亲病重，按例是不能回去探视，只有日夜暗自流泪，章懋知道后就要他回去看望母亲，并且说：“我宁愿因违背制度而判罪。”

明武宗即位，章懋陈述勤于圣贤之学，注重接续前代迄今的可述之事，恭敬地举行大婚之礼，重视诏书诰令的权威，尊重上天的禁戒五件事。正德元年(1506)，他请求退休，接连五次上疏请求，皇帝都不批准。他又以身体有病恳求辞官，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朝廷才接受他辞官的请求。五年，起用任为南京太常卿，第二年又被起用任为南京礼部右侍郎，他都极力推辞不去任职。有人屡次向朝廷陈述章懋的品德和威望，请求朝廷对他多加礼遇，下诏命有关部门每年按时慰问章懋。明世宗即位，在家进职为南京礼部尚书，后退休。这年冬天，朝廷派使者慰问他，而章懋已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懿。

章懋治学恪守古代儒者的警训。有人劝他写文章，他说：“此雕虫小技，我没有空闲。”有人劝他撰述经义，他说：“古代儒者已经说尽了，我只能做些删繁就简的工作，”居官五十余年，仅经过三次考核，难于进升而易于退位，人们都很看重他。

章懋生了三个儿子，多次要他儿子务农，县令经过农田时，几个儿子放下手中的农具跪迎县令，人们都不知道是贵家子弟。有个儿子到南监探望章懋，徒步前往，在路上被巡检所殴打，事后巡检得知打了章懋的儿子很害怕，而上章懋处请罪，章懋安慰他，并送他回来。章懋晚年时，三个儿子及一个孙子都死了，章懋八十二岁生最小的儿子章接，后来荫封为国子监生。

邹智，字汝愚，合州人。十二岁能写文章。家境贫穷，他利用烧树枝树叶发出的火光，夜以继日地读书三年。成化二十二年(1486)，乡试中获第一名。

当时明宪宗愈加懒理朝政，而万安、刘吉、尹直位居内阁权力机构，邹智十分愤恨。途经三原时，求见辞官返乡的尚书王恕，感慨地说：“要想治理好天下，在于任用君子斥退小人。当今小人在位，祸害天下，而您却被屏弃乡村。我此行并不是为了科举功名，是想上书天子，请皇帝辨别贤臣与奸佞，将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王恕认为他说的话不寻常，笑笑没有应声。第二年邹智考中进士，任庶吉士，邹智于是上疏道“：陛下对于辅臣，每当遇到政事必定同他们商议，并对他们施以隆重的礼遇和特殊的恩惠，也可以说很信任了。然而遇到升降一个人的职位，或是处理一件事，往往直接由宫廷发出诏谕，使一二个小人暗中掌握其权柄，这实际上是对辅臣既任用他而又怀疑他。陛下难道不想推诚布公地待人吗？由于这些辅臣升官之初，大多出自权贵的人推荐，在先就有人使陛下憎恶，看不起的地方，每当与他们商议政事，他们又是唯唯诺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好像什么都不敢承担，反而不如一二个平常的官吏顶用。这就是陛下对辅臣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我认为陛下这种态度是错误的。以前宋仁宗了解到夏竦心怀奸诈就罢免了他，知道吕夷简能改正错误就宽容了他，知道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可以任用就越级提拔他们，因此就能北面抵御住契丹，西边臣服元昊，从未听说既任用又怀疑能够成就天下大事的。希望陛下仔细考察谁是夏竦类的人，谁是吕夷简类的人，对他们或罢免，或宽容，考察谁是像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类人，由此提拔他，同他讨论治理国家的方法，不让小人参入，那么就能昭示上天的圣明。

“臣又听说国家的事情只有辅臣能够商议，只有谏官才能发表评论，谏官官职虽然卑微，但起的作用与辅臣相同。现在的谏官以身材魁梧为美，以对答敏捷为贤，以案卷刑狱为职业，不怕天象变化、不抚恤人民的困穷，有人用忠诚道义来激励他，他则说：‘我并非不想说，而话一出口祸就降临，那时谁又听我的？’呜呼，既不能极言进谏，忠于职守，而且又将过失归咎皇帝，有良心的人会如此吗？臣希望罢免那些多余闲散的官员，多方寻求有风骨气节的臣子。使他们在朝廷检举弹劾官吏不法行为，入内阁参加政事议论，对这些臣子，或者直接请他发表意见，或者轮流发表意见，或者不时召来讨论某事，陛下严肃接待他们，用温和的言语开导他们，使他们竭诚奉献自己的才智，这样就能使圣人听到各种意见择善而从。

“臣又听说西汉的汲黯在朝廷做官时，淮南王不敢谋变，君子所起的作用对国家是很大的。以陛下的聪明才智，难道不知道君子可以任用，而故意委屈压抑人才吗？这是由于小人巧妙地进谗言离间中伤所致。现在具有大德的如王恕，忠诚耿直的如强珍，耿直、严正的如章懋、林俊、张吉，他们都是现今众人所仰望的人才，不应该贬斥禁锢，有负于上天创造人才的本意。陛下诚心召来这几个人才，设置在关键部门任职，使他们各尽其平生智慧，那么就天人协调合一。

“臣又听说高皇帝(明太祖)规定守宫门的太监、宦官，只能充任打扫清洁之类的工作，不能参入政事。近来旧有的规章日益被毁坏，歪门邪道大开，君王的大权尽被这些宦官所把持，朝廷内倚之为宰相，外倚之为将领，藩王依靠他们为镇抚，乐官、卑微的工匠依靠他们制造过度奇巧的东西，喇嘛教教主、佛教徒依靠他们随意进出皇宫，这些难道是高皇帝所允许的吗？希望陛下以宰相为手足，以谏官为耳目，用正人君子做心腹，深思熟虑，制定国家长久之计，那么朝纲就匡正了。

“然而这最根本的则在于陛下对道理的理解如何，我听说侍臣进讲没有做反复的论辩，陛下听讲亦无从容接受臣下意思的雅量。像这样而想明白事理，处理朝政，臣是不相信的。希望陛下想到道理难以穷尽，珍惜时光易逝，考察经书史书，检验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终年不间断，那么儒家的学说得到昌明，而且万事都治理得好，岂只上列四件事得到妥善处理呢？”疏送呈皇帝，皇帝不给答复。

邹智生性大方豪气自负，当时御史汤鼐、中书舍人吉人、进士李文祥也都意见相投，邹智同他们关系都不错。他们在一起品评朝臣，议论人物。不久，明孝宗即位，对以往的弊政多有改革。邹智很高兴，认为自己的计划能够实行，趁着因星象异变，朝廷广开言路的机会，又上书说“：圣明的诏书上说‘天下的利弊应当兴革，所有的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列为条目向上陈述’。这大概是因为陛下已知道前几天登基诏书被奸臣所歪曲，禁止谏议之官不要利用传闻夹杂私心来谈论政事，诏书发出后，舆论沸腾，所以又下这条诏令自行调解。不说‘朕自身有过失，朝政有缺点’，而说‘利弊应当兴革’；不说‘允许大家直言不讳’而说‘所有的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列为条目向上陈述’。陛下所用来征求意见的范围太不广泛。现在想振兴天下之利，革除天下的弊病，首先应该寻求造成这些利弊的根源，再来决定是振兴或是革除，不应该列举些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以为这就是利弊所在。

“根据在哪里？就在内阁大臣身上。少师万安恃位取宠，少保刘吉对上欺骗对下附和，太子少保尹直心怀奸诈，都是些世上的小人。陛下留用他们，那么君王的德行必不完善，朝政必定整治不好，此弊病是应当革除的。退休尚书王恕忠诚聪慧，可以担当重任，尚书王..刚强果断，可以止息大奸之谋，都御史彭韶端平正直，可以决断大政方针，他们是世间的君子，陛下任用他们，那么君王的恩惠能畅通无阻地施泽到人民中间，朝政就能清明严正，这就是应当振兴之利。

“然而君子之所以不被任用，小人之所以不被罢免，大抵是由于宦官掌握权柄过重而已。汉元帝曾任用萧望之、周堪，最终被弘恭、石显所控制。宋孝宗曾任用刘俊卿、刘珙，最后被陈源、甘升所离间。唐代的李林甫、牛仙客与高力士相互勾结，而造成唐代朝政混乱，贾似道、丁大全与董宋臣内外勾结，而宋王朝委靡不振。君子小人的任用或罢免的机遇，未尝不是和这类宦官的盛衰紧密相连。希望陛下以历史为鉴，谨慎地把握未来，总揽皇权，采取果断措施，以高皇帝的成法来对待宦官，那么君子就可以任用，小人就会被罢免，这样天下的政令就会归一了。

“以陛下的聪明盖世，岂有不知道对宦官不能够委任信用，然而难免误用，大概是没有讲习端正本心的学问。本心发源于天理，就耳聪目明，言行合乎法度，怎会被宦官所迷惑？万事发源于人欲，那么自身即无主张，万事失去纲常，宦官就趁势寻找到时机，蒙蔽陛下。陛下虽然有神明而威武的天份，也将日..月削渐渐地失去本来的圣明，而想任用君子，罢免小人，振兴天下之利，革除天下的弊病，岂能实现？”皇帝看完疏，点头表示赞赏。过了不久，万安、尹直相继被罢免。而刘吉仍居旧职，他对邹智恨之入骨。

汤鼐经常在朝廷值班，邹智告诉汤鼐说“：先世兴盛，御史值班，得当面向皇帝陈述朝政的得失情况，皇帝即刻决定是采用或是禁止。到后来只有等到退朝后用疏来陈述，这样君臣之间不能相互交流，你有幸遇到朝廷革新的时候，何不效仿先朝事例行事。”等到王恕接诏到了京城，邹智前去拜见王恕说：“后世做臣子的没有机会见到天子，因此处理政事大都马虎草率，希望您暂且不接受官职，先请求朝见皇帝，将时政治理不善的一些情况一一向皇帝陈述，极力要求革除，然后再接受官职，这样就可能于政事有所益。如果先接受官职，就再没有见天子的日子了。”汤鼐与王恕也未能采用他的建议。

时逢审理刘概的案子，刘吉指使同党魏璋把邹智名字牵涉进去，邹智被捕关进诏狱，颈、手、足上都套上刑具，仅能呼吸，邹智在接受审问时，慷慨地回答：“我见御前讲席在寒暑间停止讲习，午朝以皮毛小事敷衍塞责，朝政纲纪毁坏，风俗轻浮，人民生活困苦，边境防备空虚，我暗自为此担忧，与汤鼐等来往时议论这些情况是有的，其他什么就不知道了。”议罪的官员承奉刘吉的意图，最终将邹智贬到广东石城所任吏目。

邹智到了广东，总督秦..用檄文召他撰写有关著作，这才住在省会城市。他听说陈献章在新会讲学，前去拜师学习，由此学问更加精深。弘治四年(1491)十月得病突然去世，年仅二十六岁。同科生员吴廷举任顺德知县，为邹智备置棺材，送回家乡安葬。天启初年，追赠忠介谥号。

舒芬，字国裳，江西进贤人。十二岁时，作《驯雁赋》献给知府祝瀚，于是名声逐渐传开。正德十二年(1517)，考中进士第一名，授修撰职。

当时明武宗多次便服出行，打猎游玩毫无节制。第二年，孝贞皇后死去刚过一个月，武宗就想去宣府巡幸，假借要去皇陵视察，撤去沿路的卫兵。舒芬上言劝道：“陛下在三年之内理应深居不出，即使已经服满三年，行为仍然应该庄重，表情应该悲伤。况且自古以来天子皇帝为天下的至尊，又不是东奔西窜的逃难，从未有不注重侍卫保护的。另外显示皇帝等级威严的莫过于随行仪仗，以天子之尊降同一般老百姓，舍弃皇袍车仗，而穿着猥琐的衣服，乘坐瘦马车，这有悖于辨别上下尊卑，确定礼仪的原则。”武宗不接受。

孝贞皇后的陵墓竣工，迎接孝贞皇后的神主(灵位)纎享到太庙，从长安门迎入。舒芬又说“：孝贞皇后婚配宪宗从未听说做过什么违反礼仪道德的事，祖宗的制度，安葬完毕，迎接其神主，必须从正门走，考虑到孝贞皇后的神主随陛下车驾由旁边进来，以后史官写为‘六月四日，皇帝车驾从皇陵，迎回孝贞纯皇后的神主进入长安门’，将使人们对孝贞皇后有不得善终的怀疑，这如何向天下后世的人们做解释？昨天纎太庙的傍晚，刮狂风、响炸雷、下暴雨，这是圣明的列祖列宗以及孝贞皇帝在显灵，警告陛下的。陛下应当立即下诏书，向朝廷内外表示悔改。”明武宗不予答复。舒芬于是请求辞官回乡，武宗不批准，又过了一年的三月，武宗计划南巡。这时宁王朱宸濠早就图谋不轨，与武宗左右的宠臣相勾结，人心惶恐不安。言官伏在宫门下谏止南巡，违背了武宗的旨意而受到责备。舒芬对此很担忧，与吏部员外郎夏良胜、礼部主事万潮、庶吉士汪应轸邀各官署接连上奏章劝谏武宗南巡，大家都答应上奏章。舒芬于是与编修崔桐，庶吉士江晖、王廷陈、马汝骥、曹嘉以及汪应轸一块上疏说“：古代帝王之所以都出巡，是为了统一全国的法令和度量标准。寻访前朝故臣，访贫问苦，惩恶扬善，按功行赏，因此诸侯敬畏，百姓安居乐业。如果陛下的巡行不过同秦始皇、汉武帝放纵地寻欢作乐相同，那就达不到巡行的目的。博浪、柏谷的祸患也可作为借鉴。不久前陛下第二次巡行西北，军容不整，士、农、工、商叫苦不迭，人民哀伤悲痛的声音，上达苍天，传播四方，人心震动。因此一听到南巡诏书，都被吓得如鸟兽般地四处逃散。而有关部门以迎驾为名，紧急地征集人力和物力。江、淮之间骚动不安，万一有为非作歹之徒乘势煽动叛乱，就会酿成大祸。尚且陛下自命为‘镇国公’，如果来到亲王封地，有的以待功臣之礼对待陛下，你是北面下拜呢？还是南面受拜呢？假如就其名而求其实，深究荒谬的根子，那么陛下的左右的宠臣该死无葬身之地。还有令人痛哭而不忍心说的：宗室藩王蓄有刘濞谋反的念头，大臣身怀冯道首鼠两端之心，鄙视官禄，视朝廷办事机构为交易场所，把陛下当作棋子，以明成祖夺取建文帝位为效法的成例。只是陛下左右的宠臣近幸目光短浅，不可能告诉陛下这些，使陛下得知这些情况，即使在宫门之外，也应该左右警戒而出，又怎敢轻骑漫游呢？”

疏送上去了，陆完迎着对舒芬说：“皇帝听说有人劝谏总是发怒。要进谏者自杀，诸位算了吧，不要把过失归在君王身上，博取正直的名声。”舒芬等不理他走出来，不一会儿，夏良胜、万潮来探望舒芬，得知陆完说的话，都扼腕痛恨。舒芬于是邀来博士陈九川，给陈九川斟酒说“：匹夫不可以夺志，你们难道就这样算了吗？”第二天就同各官署一起接连上疏。皇帝大怒，命令上疏的大臣跪在皇宫门外五天，五天后又每人罚杖责三十，舒芬棒伤很重，几乎死去，抬到翰林院中。主管翰林院的害怕连累自己，命令将舒芬丢出去，舒芬说：“我在此处做官，就死在这里。”竟然被贬为福建市舶提举副使，他带着包扎的伤口起程赴任。

明世宗即位，召还旧职。嘉靖三年(1524)春，昭圣太后寿辰，皇帝下诏免诸位命妇朝贺。舒芬说“：先前兴国太后生日，官宦夫人朝贺一如礼仪，现在皇太后生日，忽然免去此项礼仪，恐怕轻重不当，请求收回成命，以表示对皇上的孝心。”世宗发怒，削去舒芬三个月俸禄。这时世宗要尊崇自己的的亲生父母。舒芬与同僚一起接连上奏章极力进谏。等到张璁、桂萼、方献夫一下子提升为学士，舒芬和修撰杨维聪、编修王思羞与张璁等同伍，上疏请求辞职。没多久，又与修撰杨慎等伏在左顺门哭着劝谏世宗，世宗发怒，将他们下诏狱，并施以杖刑，又同上一次一样削去三个月俸禄。不久舒芬因母亲去世而回家，后来死在家里，终年四十四岁。世称“忠孝状元”。

舒芬身材挺拔，神采飞扬，气节高尚，端坐整日而无倦容，晚上则检查自己有否过失，有就进行自我批评。将倡导传统学术为己任。舒芬的学问贯通诸经，并且通晓天文律令和历法，尤其精通《周礼》。他曾说“：《周礼》和《仪礼》、《礼记》的关系，就像三国的蜀和东吴、曹魏一样。贾氏说《仪礼》为本，《周礼》为末，这样说是荒谬的。朱子不加订正，为什么呢？”舒芬病危时，儿子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仅只提及未来得及弘扬《周礼》为自己终生的遗憾。有学问的人称舒芬为“梓溪先生”。万历年间，追赠谥号“文节”。先前修撰罗伦由于进谏被贬任福建提举，过了六十年而舒芬步其后尘。舒芬与罗伦是同经秀同官职，所贬任的地方和贬任的官职又相同，福建士大夫在祀祭舒芬时，将罗伦一起祀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