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有一颗善良的心，就等于给后代子孙种下了幸福的根苗，这就如同栽花植树一般，因为世间没有不把花木栽在土地内，就能使花木枝叶繁茂而开花结果的。
佛家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马上就报。”这种严格的因果报应观虽然在现实中不尽其然，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原因出在行恶所产生的社会副作用会逐渐蔓延，一旦有了诱发因素，社会便会对恶行作出反应，即所谓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同样，为善在周围产生了正的作用，一有时机便会得到应有的报答，所谓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花花轿子人抬人”。
家庭风气的好坏，直接影响子孙的为人品行，这是一个耳濡目染的过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虽说不能一律，但书香门第的教育总是要相对高些。父母为官则儿女谙熟官场礼仪，父母从艺则儿女能习染艺术细胞，这些都是差不离的。父母若性情古怪，儿女也难免受到影响；父母为人慈善，儿女也总要有所仿效，所以为父母者不可不慎己。
太宗李世民“三勤”保盛世
在出现了“天下大治”的昌盛局面之后，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对当时的史官褚遂良说了这样一段话：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
这段话，既是太宗对施政政治基本经验的概括，又表明他坚持力行的主要是这三件大事。中国历史上，唐太宗算得上是最重视以史求治的帝王了。考历代兴亡，辨前王得失，以汉文为师，思隋亡为戒，编纂史书，取鉴求治，贯穿于太宗施政致治的全过程。
太宗即位之初，不仅议政之间“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以至“夜夜忘疲，中宵不寐”，就是退朝之后，他仍然“披览忘倦，每达宵分”。自己如此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读史、议史之外，更注意指导地方军政长官读史。贞观三年(629)年底，为奖励凉州都督李大亮的“忠勤”，特赐荀悦《汉纪》一部，认为“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要李大亮“宜加寻阅”。所谓“极为治之本”，即认为《汉纪》中有大治天下的丰富经验可供吸取。同时，以宰相房玄龄为总监，副相魏征“总知其务”，组织了专门的修史班子。自贞观三年(629)，至十年(636)，修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五代史，总结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的这一取鉴求治的基本经验。“前王”之“得”，太宗最倾心于汉文帝，“前王”之“失”，太宗最感触于隋炀帝。从“贞观之治”表现出的“致治”之道，包括以“静”求治总方针的制定，农本思想、君臣相辅思想、任贤纳谏、民族德化，乃至释宫女、令得嫁等等，都能从汉文致治、炀帝丧国的正反经验教训中找到借鉴的痕迹。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在辨前王兴亡的同时，又注意到典章制度的问题，命史官续修《五代史志》，直至高宗时才告成。
进入晚年，太宗又下诏修撰《晋书》，并亲自撰写了4篇史论。指责司马懿未能“竭诚尽节”，“见嗤后代”，显然是想借历史告诫李唐功臣不要像司马懿那样有亏臣节。评论司马炎，是为了告诫太子李治，莫忘司马炎“居治而忘危”、“委寄失才”、封藩贻患的教训，免得“海内板荡，宗宙播迁”。这是试图以史安排后事。进贤致治，在古代的名君中，也是唐太宗做得最为有成效。
当确定了大治天下的基本方略之后，太宗立即把进贤致治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强调“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据《全唐文》所收，太宗亲下求贤举能诏多达5次。随时提及求贤者，在《贞观政要》一书中比比皆是。即位之初，太宗命宰相封德彝举荐贤才。几个月过去了，不见动静。太宗掩饰不住求贤的急切心情，斥责封德彝失职。封德彝辩解说，“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太宗反驳道：“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人才不会没有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发现人才。太宗深深懂得“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的道理，强调“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一次，太宗与宰相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王珪等酒宴。席间，太宗要王珪“品藻”诸相，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很同意这一概括，诸相也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这一席对话，既表达了太宗用人“各取所长”的方针，又包含着对太宗用人“咸尽其才”的礼赞。贞观十一年(637)，太宗面对隆盛的功业，不无感慨地说：“于兹十有余年，斯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罴之力，协德同心，以致于此。”短短的几句话，道出的正是他“进用善人，共成政道”的事实。这一年，太宗两次颁诏求贤，仍然强调“博访邱园，搜持英俊，弼成王道，臻于大化焉”，把“进贤”与“致治”的关系说得更加明白。十七年(643)，为了展示君臣一体，共成政道，特诏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璃、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勣、秦叔宝等24人，图画于凌烟阁。从凌烟阁24功臣可以看出，太宗“进用善人”，不论出身士庶，是否故旧，也不问为官为民，是汉是夷，均“委任责成，各尽其用”的用人之道。这正是太宗始终“勤行”不忘于“共成政道”的结果!
不为群小之辈所谗，是保证“广任贤良”的重要环节。唐太宗为实现“进用善人，共成政道”的目的，把“斥弃群小，不受谗言”作为自己“勤行”的三件大事中的一件，足见其对防佞杜谗的重视程度。
贞观初，为“致太平”，太宗广开“直言之路”。于是，便有群小之徒“各行谗毁，交乱君臣”。为此，太宗反复强调，“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蝥贼也”，把谗邪视为“逆乱之源”。为了防佞杜谗，下令“自今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贞观三年(629)，魏征升任秘书监、参预朝政，为副相。于是，有人诬告魏征“谋反”。太宗立即反驳道：“魏征，昔吾之仇，只以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构?”不仅不追究魏征，反而“遽斩”诬告之人。在这前后，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宰相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想动摇房、杜相位。太宗说：“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此人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便采用法律手段，“流陈师合于岭外”。对于某些大臣，太宗并不因其“功高”就听任其毁谤贤能。最具典型性的，要算是萧璃对房、杜的谗毁了。萧璃在高祖时，“凡诸政务，莫不关掌”。太宗即位后，重用房、杜。萧璃“心不能平”。先是上书论二人不称职，但无证据，太宗罢萧璃，“废于家”。过了一阵，复其官职。后来，房玄龄、魏征等执政中“有微过”，萧璃又“劾之”。太宗“竟不问”，免去萧璃相职，降级使用，过了4年，才恢复其相位。贞观十七年(643)，萧璃也图画凌烟阁，又诬房玄龄以下诸相“悉皆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并“累独奏”称“此等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不细谙知，但未反耳”。太宗一面劝萧璃要“推心待士”，一面表示自己不会“顿迷臧否”。太宗“积久衔之”，越发讨厌萧璃，最终下诏斥其“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罢为州刺史，除去封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