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喜欢宁静的人一看到天上的白云和幽谷的奇石，也能领悟出极深奥的玄理；一个热衷权势的人，一听到悠扬的音乐看到美妙的舞姿，就会把一切疲劳忘掉。只有真正了悟人生的豁达之士，才能保持纯真的天然本性，内心既无寂寞也无喧哗，凡事只求适合天性而永远处于自在逍遥境界。

清静无为，在于消弥自身心理包袱。只有抛弃了心理包袱，你才会身处闲适。

一个人背上了心理包袱，就等于给自己戴上了枷锁，他的身体将为其所累，他的生活将忙乱无序，他的生命也加速衰老。因为，一个人背上了心理包袱，最是耗气损阴。“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

清静无为就是消除那些制造心理包袱的不良因素，当一个人心理平衡时，他就不会去关注那些影响自身欲望的东西。他的心理已无欲望的骚动。他只内守生命本真，这样，外在的一切都已成为有利于生命健康的东西。

所以，身处闲适的人，他将外物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满足欲望的东西。

名下难久安隐姓身勇退

范蠡是楚国宛人，年轻时就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才智。为了不苟同于世俗，躲避凡夫俗子妒忌、非难，就佯装狂痴，潜心博览群书，探讨济世经邦之策，隐身待时。

勾践即位后，这种时机来了，该年，大夫文种到宛访求人才，听说范蠡时痴时醒，便断定他是个非凡人物，于是派属吏前往拜谒。属吏回来禀报说：“范蠡是个狂人，生来就有此病。”文种笑道：“据我所知，士有贤俊之才，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智之毁，这是你们一般人所不懂的。”于是亲自前去拜访。

起初，范蠡不知文种是否有诚意，于是一再回避。后见文种求贤若渴，便对兄嫂说：“近日有客，请借衣冠相候。”果然，文种又来造访范蠡。二人抵掌而谈，终日而语，纵论霸王之道，志同道合，文种将范蠡举荐给勾践，成为勾践的股肱之臣。

吴国厉兵秣马，越国也在磨刀霍霍，勾践在范蠡等大臣精心辅佐下，革新内政，国力日渐强大。面对威胁日益严重的吴国，越国企图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一举打败吴国。

公元前494年，已到吴王夫差发誓报仇的时间，勾践迫不及待地要先举兵攻吴，范蠡极力反对。他深知越国的实力还不足以打败吴国，更何况勾践作为胜利之师，还骄悍轻敌，于是劝阻说：“天道充勇而不溢出，强盛而不骄悍，辛劳而不恃其功。圣人随时而行，这是善于把握时机，天时不到，人事不应，则隐忍不发。现在君王不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实在是逆于天而不和人。若是强行去做，一定会危及国家，害及己身。”勾践不听，范蠡又劝谏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但勾践还是不听，遂发兵攻吴，两国军队在夫椒进行决战。吴军大败越军，直捣越境，占领越国首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县)，迫使勾践率5000残军退守会稽山，此时，越国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勾践身陷绝境，眼望身边的残兵败将，亡国之忧萦绕于怀，他凄然地对范蠡说：“我不听先生之言，故有此患，眼下如何是好?”

在国家行将倾覆之际，范蠡体现了作为一名战略大师所具有的卓越不凡的才智、从容不迫的气度和当机立断的作风。他极为冷静地说：“持满而不溢，则与天同道，可享天之佑；省事而节用，则与地同道，可受地之赐；扶危而定倾，则与人而同道，可得人之助。目前，宜卑辞厚礼，贿赂吴国君臣。倘若不许，可屈身以事吴，徐图转机。”

勾践在夫差允诺他投降之后，遂亲自带领妻子和大臣范蠡去吴国侍候吴王夫差。他们在吴国三年，忍辱受屈，用尽心机，最后终于赢得了吴王的信任。三年之后，被放归故里，这之后他励精图治，终于打败了吴国。

范蠡追随勾践20多年，军国大计多出其手，为灭吴复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官封上将军，作为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对人生社会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凭借他多年从政的经验，深深懂得功高震主的道理。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他看到君臣皆乐，独勾践郁郁寡欢，立即猜到勾践的想法。勾践在谋取天下之时不惜群臣性命，而今天下已定，他就再也不想将功劳归于臣下了。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久安。”范蠡认为自己名声太显赫，不可在越国久留，何况他也深知勾践的为人是可以共患难，而难以同安乐。于是，毅然决定急流勇退，他给勾践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中说：“我听说主上心忧，臣子就该劳累分忧；主上受侮辱，臣子就该死难。从前，君主在会稽受侮辱，我之所以没有死，是为了报仇雪耻。现已报仇雪耻，我请求追究使君王受会稽之辱的罪过。”

越王对范蠡恋恋不舍，他流着泪说：“你一走，叫我倚重谁?你若留下，我将与你共分越国，否则，你将身败名裂，妻子被戮。”

范蠡对宦海沉浮，洞若观火，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他不辞而别，驾一叶扁舟，入三江，泛五湖，人们不知其所往。果不出他所料，在他走后，越王封他妻子百里之地，铸了他的金像置之案右，比拟他仍同自己在朝议政。人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尊无害的偶像，可以崇拜，借此沽名钓誉，但对还留在朝中的功臣，勾践则是另一种态度了。

范蠡泛舟江湖，跳出了是非之地，秘密来到齐国。此时，他想到了有知遇之恩，且风雨同舟20余年的文种。他给文种作书一封，写道：“凡物盛极而衰，只有明智者了解进退存亡之道，而不超过应有的限度。俗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啄，鹰眼狼步，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接到范蠡的信，恍然大悟，便自称有病不再上朝理政，但为时已晚，不久，就有人诬告文种企图谋反，尽管文种反复解释，也无济于事。勾践赐文种一剑，说：“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就将吴国灭掉，还有四条深藏先生胸中，请去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再看所赐之剑，乃吴王当年命伍子胥自裁之剑，这真是历史的莫大嘲弄。文种一腔孤愤，仰天长叹：“我始为楚国南阳之宰，终为越王之囚，后世忠臣，一定要以我为借鉴!”引剑自刎而亡。

范蠡和文种对待官禄的态度不同，自然有两种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