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贫穷的家庭要经常把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个贫穷家的女儿要经常把头梳得干干净净，摆设和穿着虽算不上豪华艳丽，但是却能保持一种脱俗高雅的风范。因此，一个有才德的君子，一旦际遇不佳而处于穷愁潦倒的景况，绝对不应该委靡不振自暴自弃。

人的气质品性不完全是外界物质所能决定的，一个人在物质上虽然贫困，但只要抱定希望，内心安详，虽寒衣索舍，在别人看来，仍不失高雅脱俗的气度。所以彭玉麟虽敝衣微服，仍人见人敬，一股威严正义之气喷薄而出。而一个人如果委靡不振，自暴自弃，就绝不会给人留下良好印象，这种人也不可能成就大业。

贫病置天外喝稀粥著书

曹雪芹居住在北京西郊，从事《红楼梦》的写作。当时，他一家住的是“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喝的是稀粥，有时甚至三餐不继，不得不出卖字画或靠朋友的接济和借债度日。但他依然保持“步兵白眼向人斜”的骨气，不向恶劣的环境屈服，埋头从事创作。不幸的事件又接踵而来，先是中年丧妻，后又晚年丧子，使曹雪芹悲痛欲绝，伤心不已。可是，他仍没有被击倒，继续奋笔疾书。就这样，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直到在贫病交加之中病逝而止，终于写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取名为《石头记》。

《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它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通过贾府的兴衰变化，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为封建社会唱出了一曲悲凉的挽歌。小说结构严谨，语言精炼，描写细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人情世态跃然纸上，对读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尽管曹雪芹只写了八十回就被贫病夺走了性命，但这部未完成的手稿很快就以手抄本的形式迅速流传开来，“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近三十年后，高鄂又续写了四十回，使之成为“完璧”。乾隆五十六年(1791)，以活字排印出版。书名由《石头记》正式改为《红楼梦》。此后，《红楼梦》广泛传流，成为各个阶层普遍喜好的一部作品。从清朝末年起，它又先后被译成英、日、法、俄等多种文字，受到各国读者的高度评价。曹雪芹也因这部不朽之作，成为世界公认的伟大作家之一。

耿介无私曲屡挫衷不改

如何处理与地方豪强及一般百姓的关系，始终是地方官员的一大难题，也正是衡量官员是趋势还是爱民的主要标志。而“疾强富如仇雠，视贫细如子弟”，就是何远处理这一问题的态度。

何远(470-521)字义方，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人。梁武帝天监(502-519)初，何远自朝官迁任武昌太守。他的日常生活甚为俭朴，“车服尤弊素，器物无铜漆”，且杜绝交游，对于别人的馈遗，一概不受。就连夏天使用百姓井中的凉水，都一定要付钱。

不过，何远的性格刚直严正，属下吏民多有因小事而受到鞭打责罚的。有的受罚者到朝廷告状，于是何远被征召回朝，在廷则受审，罪名有十数条之多。“当时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测，(何)远度己无赃，就测立三七日不款，犹以私藏禁仗除名”。前面已提到何远“疾强富如仇雠，视贫细如子弟”的态度，则他所责罚的主要当是那些强宗豪富，也只有那些人才有可能到处鸣冤叫屈，并交通关节，将何远告倒。史称“(何)远度己无赃”，显见最初的罪状中是有指摘何远贪赃内容的，可是审理的结果却是以“私藏禁仗除名”，说明并未查出贪赃事实，而又加上别的罪名来达到将他赶走的目的。

此后，何远又被起用为武康(今浙江德清以西)令，他并未因遭受挫折而改变操守，“愈厉廉节，除淫祀。正身率职，民甚称之”。梁武帝萧衍知道他的政绩后，破格擢升他为宣城太守，后又调任他为始兴(今广东韶关)内史。“(何)远在官，好开途巷，修葺墙屋，城隍厩库，所过若营家焉。田秩俸钱，并无所取，岁暮，择民尤穷者。充其租调，以此为常”。由于何远治郡如营家，故不仅属下的官吏不敢随便扰民，其它各级官吏亦不敢侵扰他舍下之民。他任始兴内史时，泉陵侯萧渊朗出任桂州(今广西桂林)刺史，“缘道剽掠，入始兴界，草木无所犯”。萧渊朗是梁的宗室近亲。为人“性倨而虐，群下患之”。他在始兴界内草木无犯，并非有所悔悟。而是惮于何远的清廉正直，不敢随意侵扰百姓。至于对那些搜刮民财，中饱私囊的地方官们，萧渊朗当然不必有所顾忌了。足见地方官员只有自身清正廉直，方能保护属下百姓以御外侵。

天监十六年，梁武帝特别下诏褒扬：“何远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复莅二邦，弥尽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爱，虽古之良二千石，何以过也。宣升内荣，以显外绩。”对何远的治绩给予了充分的评价。

以后，何远又出监吴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事务。再调任东阳(治长山。今浙江金华)太守，他仍保持着抑强扶弱的作风。“(何)远处职，疾强富如仇雠，视贫细如子弟，特为豪右所畏惮。在东阳岁余，复为受罚者所谤，坐免归”。这可以说是武昌事件的又一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