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纯洁而又能具有容忍不廉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具有当机立断的魄力，聪明睿智而又有不失于苟求的态度，性情刚直而又有不矫枉过正的胸襟，这种道理就像蜜饯，虽然浸在糖里却不过分的甜，海产的鱼虾虽然淹在盐里却不过分的咸，一个人要能把持这种不偏不倚的尺度才算是做事的美德。

养心以中庸之道为要务。心主宰着人的情志活动和生理机能的运作。所以心性不偏不倚而公正质朴，人的情志活动也合理地为人体健康服务。心性偏执，就会将人的情志也引向偏执，或多愁或多喜或多恐……都将严重地影响着人体健康。“道不在烦，心不在乱”，养心的目的就是使“心不乱”，心不乱，就不会迷失其本性，那么，心就能主持人体机能的正常运转。若是一个人的行为偏好于某一方面，如此就反映出他的心性已有所偏，因为一个人的行为首先由心决断。同样，若是他无意识地偏向于某一面，也能通过潜意识的作用而传递给心神。所以，养生者唯有“抱一守中”，才能养性健心。

需柔时则柔需刚时则刚

以柔克刚自古以来是人们欣赏和提倡的应变术。刚柔本是相济的，因此，以柔克刚策略往往是运用在处理内部矛盾或冲突上，虽然内部的矛盾或冲突没有根本的利害分歧，但是，既然事情发展到“刚”性的程度，那么也就表明了某种危机；并且，如果处理不好，还会导致激化的危险。所以，以柔克刚也是一种外危应变术。

中国古代运用以柔克刚术最著名的实例，要数廉颇与蔺相如的将相和。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年)，赵王封蔺相如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心中很不服气，觉得自己身为大将，攻城破敌立过大功，蔺相如只不过是耍耍嘴皮子，反而地位比自己高，居他之下，十分不甘心。于是，廉颇扬言要找机会羞辱蔺相如一番。这些话不久便让蔺相如知道了。为了避免与廉颇发生正面冲突，蔺相如尽量不出门，后来索性称病，连朝也不上了。廉颇碰不到蔺相如，气自然也出不了。有一天，廉颇远远地看见蔺相如的车马，急忙命令随从驱车前去堵截。蔺相如此时也发觉，便赶忙回车躲避。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次，蔺相如的随从和佣人们觉得很丢面子，便一起向相如上卿进言。蔺相如语重心长地对舍人们说：“我躲避廉将军，是为了国家大局，倘若我们不和，强秦就会乘虚而入。我怎能置国家大局而不顾去计较一己之愤呢?”不久，这话传到廉颇耳朵里，廉颇倍觉羞愧。于是，廉颇主动到蔺相如府中，负荆请罪，从此以后，二人和好，成为生死之交。

以柔克刚策略的运用，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和为贵”。以和为贵，以柔克刚，是处理内部争斗、民族纷争、朋友过节儿乃至家庭矛盾等问题的有效方略。

明朝孝宗年间，孔镛出任田州知府，到任才3天，便发生峒族人进犯州城。此时州内军队调往他处执行任务去了，城中兵力防卫空虚，于是，众人提议关起城门来守城。孔镛认为，田州城是个孤立的城池，且内部又空虚，关门守城难以维持长久。如果因势利导，用朝廷的恩威晓谕造反的峒族人，也许会解围。众人感到孔知府的意见是书生脱离实际的迂腐之谈，难以成功。孔镛坚持自己的意见，众人又觉得没有人敢出面当说客。孔镛说：“这是我管理的城池，我应当前去。”众人纷纷劝阻他，说太危险。但孔镛命令立即准备好坐骑，打开城门，放他出城。众人请求他带几个卫士，也被他拒绝了。孔镛来到峒族人中间，要见峒族人的首领，接着对大家说：“我本知你们是农民，由于饥寒所迫，才聚集在这里苟求免于一死。前任官员不体谅你们，动不动就用军队来镇压，想把你们剿尽杀绝。我现在奉朝廷的命令来做你们的父母官，我把你们看成是晚辈，怎么忍心杀害你们呢!你们如果真能听从我的话，我将宽恕你们的罪过，你们可以送我回州府，我把粮食、布匹发给你们，以后就不要再出来抢掠了。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话，可以杀我，但是接着就会有官军向你们兴师问罪，一切后果就由你们承担了。”大家听了孔镛的话，半信半疑，说：“要是真的像您说的那样体恤我们，在您任太守期间，我们绝不再骚扰州府。”孔镛说：“我一语已定，你们不必多疑。”于是，众人拜谢。第二天，峒族人护送孔镛回城。入城后，孔镛命人取出粮食、布帛，分发给峒族人，大家道谢而归。此后，峒族人不再做乱国扰民之事。

以柔克刚还有一种运用，即以其作为向刚愎自用的当权者的劝谏术。战国时代，“七雄”之一的齐国，到威王时国力颇为强大。由此，齐威王也逐渐地变得骄傲、固执起来，开始听不进逆耳忠言，政治上出现了危机。宰相邹忌见众臣谏劝威王纷纷失败的情形，心里十分忧虑。他知道，硬谏、直劝威王是行不通的，应该讲点策略。突然有一天，邹忌从自己对镜窥貌的事件中得到启发，于是他兴冲冲地去见威王，先向威王讲了自己私生活中的一个故事。邹忌说：“臣前日偶窥镜自视，自以为美，以之询于妻妾客人，皆以我美于城北徐公。臣诚知不如徐公美，昨日召徐公比之，自知差之甚远。由是，臣思而得其由：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接着，邹忌引入正题，谈了齐之强盛，宫人私王、朝臣畏王、四境求王之弊病，建议齐王开言路、图新治，威王从谏。自此，齐国言路广开，政通人和，国力渐有新发展。邹忌的劝谏术，实际上就是一种以柔克刚的策略。

两弊择其轻两利取其重

卒和车都是象棋中的棋子，然而，两者的功用和能力各不相同。车的作用相对来说比卒子的大。因此，在对弈中，人们宁可丢掉卒子，也要保住车。这就是象棋的丢卒保车战术，这种战术引用到社会生活中，就是指用牺牲次要利益来保全主要利益的策略。

在军事上，运用丢卒保车策略，主要是以战术上的代价换来战略上的主动。例如，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红军入四川不成，情况非常困难，不得已再返遵义。当时红军3万人，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兵力达40万。蒋介石亲自到贵阳指挥作战，企图围困和消灭长征中的红军。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困，红军决定西进云南，绕道从金沙江北渡。同时，为了掩盖这一军事意图，红军还决定派一个团伪装主力，大摇大摆地向东北方向攻打乌江渡江口。这个团为了不露一点破绽，不怕伤亡重大、顽强进击，打击敌人。国民党军原来的部署是防红军向西突击，现在见红军主力向东进击，立即改变部署，调军向东。此时，红军真正的主力已向西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红军以一个团的牺牲，保存了全军实力。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为实施“尼普顿计划”，保护其特工人员不被德国破坏，采取丢卒保车之计，故意让伦敦监督处(英国欺骗战总部)预先把空袭德国的计划告诉给德国人，结果，使德军以损失6架战斗机的微小代价，击落了英国皇家空军的176架轰炸机。然而，这一牺牲，却换来了数以万计的盟军士兵在诺曼底登陆时免于死在海滩上。同时，也使德军对盟军的进攻措手不及，从而盟军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丢卒保车在日常应变中的运用也很多。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唐朝的徐敬业小时候十分调皮，放荡而不守规矩，且到处闯祸。其祖父很不喜欢他，常说：“这个孩子面相不好，将来会给我们带来灭族之祸。”于是，在一次打猎中，徐敬业的祖父让他到林子中去驱赶野兽，随后，便乘着风势放火烧林子，企图把徐敬业烧死，以免家族之后患。大火烧起来后，徐敬业才知晓，此时已无处藏身。突然他想到骑着的马。他便把马杀了，随即伏身躲进马腹里。大火过后，他从马腹中出来，虽然全身都是马血，但保住了性命。徐敬业杀马保命，不仅有丢卒保车之意义，其实更有丢卒保帅之神韵。

人们的一切活动都与其利益相联系。为了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不仅不断地争取着利益，同时也力图最大程度地保全既得的利益。这种利益，有的是个体的，有的是群体的，有的可能是全社会的。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人们在争取和保全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一些矛盾、冲突。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威胁。在威胁面前，人们的主观愿望肯定是保全所有的利益不受损失，然而，当客观情况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丢卒保车不失为一个良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丢卒保车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应变术，这一应变术虽然算不上万全之计，但用长远的眼光看，仍是一种积极的策略。毛泽东曾经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过：“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一切战略家、一切有远见的人，在处理利益矛盾和冲突时，无不经常运用此术。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从其轻。”丢卒保车还是人们为人处世的重要策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不被小利所惑，应求大利，成大器。《三国志·魏书·陈泰传》云：“蝮蛇螫手，壮士断腕。”蝮蛇有剧毒，被它咬伤手腕后，勇敢者宁肯将手腕斩断，也不让蛇毒蔓延垒身，致使丧失性命。壮士的这种气概和作法，不也是效丢卒保车之策吗?事情到了危急关头就要当机立断，通过权衡利弊，不惜作出一定的牺牲，也要除掉祸根。否则，优柔寡断，瞻前顾后，不敢下决心，任祸患蔓延，其危害会更大、更严重，到那时就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