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十四年》

鲁襄公十三年(前560年)，楚共王卒，吴国乘楚丧之时侵楚，战于庸浦。吴军大败。吴告败于晋，晋于次年春与诸侯会于吴国向地，商讨吴国请求伐楚的事。会上范宣子以吴在楚丧期间侵楚不合于礼为借口，拒绝为吴出兵。其实，此时晋已外强中干，攻楚没有必胜把握，责“吴之不德”只是托词。晋人心虚胆怯，不敢和楚开战。又怕自己这个“盟主”在诸侯面前丢面子，就拿驹支开刀，借此以立威，“杀鸡给猴看”，达到震慑诸侯的目的。岂料范宣子强加于戎子驹支的种种罪名，却遭到驹支强有力的反驳。范宣子只好服输而待之以礼。

【一段】

晋国和诸侯各国在向地集会，准备拘捕姜戎族的首领驹支。晋国大夫范宣子在朝会上亲自指责他，说：“过来，姜戎氏!从前秦国人把你祖父吾离从瓜州赶走，你祖父吾离披着茅草衣、戴着荆条帽前来投奔我国先君。我先君惠公当时有不多的田地，却与你们平分来养活你们。如今诸侯侍奉我们寡君不如从前，大概说话泄漏了什么机密，这主要是你造成的。明天的会议，你不要参加了!你要是参加，就把你抓起来!”

【二段】

驹支回答说：“从前秦国人仗着他们人多,贪婪地掠夺土地，把我们各部落戎人从祖居地赶走。贵国君惠公显示他崇高的品德,认为我们各部戎人都是四岳的后代，不该这样抛弃灭绝。他赐给我们南部边疆的土地，那里是狐狸居住、豺狼嗥叫的地方。我们各部戎人砍除了那里的荆棘,赶走了那里的狐狸、豺狼，从此成了贵国先君既不内侵也不外叛的臣属，直到如今忠诚不二。从前文公与秦国攻打郑国，秦国人私下里同郑国人订立盟约,留下军队在那里驻守,因此而发生殽地战役。当时晋军在前面抵抗,我们戎人在后面进击,秦军全军覆没,实在是我们戎人出了大力。这就如同捕鹿，晋国人抓住它的角，戎人拖住它的后腿，和晋国人一起把它掀倒。戎人为什么不能免于罪责呢?从那时以来，晋国多次出兵征战，我戎人各部从来紧跟其后，时时追随贵国执政，还是像殽之战时那样心志如一，岂敢疏远背离?如今贵国军旅中的长官可能真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够，使得诸侯叛离，你们却怪罪我们戎人!我们各部戎人服饰饮食(习俗)不与华夏相同，礼仪使者不相往来，言语不通，能做什么对贵国不利的坏事?不参加盟会的事务，我也不会惭愧。”驹支朗读了《青蝇》诗退了下去，范宣子连忙道歉，请他参加会议事务，同时也成全了自己和蔼可亲的君子美名。

本文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让我们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本文的一大特点。

先看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②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③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