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自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曾积极支持范仲淹等人的新政主张。一生博览群书,以文章著名,为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写作上,他反对宋初西昆体的浮艳文风,主张文学须切合实用;在诗、词方面,他也有较深的造诣。在史学上,他曾参与撰写了《新唐书》、《新五代史》。
本文通过兴衰治乱和朋党的关系说明了要“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的治国之道,实际上是为范仲淹等受到保守派的攻击而进行辩护。
【一段】
①朋党:同类的人为了相同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
②道:在这里指理想、目标。
臣听说有关朋党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有,只是希望君主能够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大体上说,君子和君子之间,因志同道合才结成朋党;小人和小人之间,因共同的私利才结成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
【二段】
①济:成功,成就。
②退:黜退,排斥。
但是臣认为小人并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其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喜好的,是官职爵位;他们所贪图的,是金银财宝。当他们的私利相同时,就暂时结成宗派成为朋党,这是假的。等到他们见到有利可图时就会争先抢夺,或是无利可图时就会关系疏远,甚至反目成仇,互相残害。即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护。所以我说小人没有朋党,那些暂时结成朋党的,也是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所遵守的是道义,他们所奉行的是忠信,他们所珍惜的是名声和气节。用这些准则来修养自身,就会志同道合而互相获益;用这些准则来治国,就会同心同德而把事情办好。始终如一地坚持这样做,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当君主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朋党,全国就能治理好了。
【三段】
①共工、兜(dōu):传说中古代的恶人,他们和鲧(ɡǔn)、三苗被称为“四凶”。
②八元、八恺:上古高辛氏的八个儿子合称“八元”,上古高阳氏的八个儿子合称“八恺”。元,善良。恺,忠诚。
③皋、夔、稷、契:皋、夔见《待漏院记》注④。稷(jì)、契(xiè),都是舜时的贤臣。
④纣:商朝的暴君,名帝辛。
⑤亿万:众多的意思。
⑥名士:指东汉末年的李膺、郭泰等,他们议论朝政,反对宦官专权,后被诬为结党诽谤朝廷而被监禁。
⑦黄巾贼:这是统治阶级对黄巾起义的污蔑性的称谓。
⑧朋党之论:指唐穆宗时以牛僧孺、李德裕为代表的两个集团间的争斗。
⑨昭宗:唐朝末年的一个皇帝。
⑩清流:清澈的流水,引申为洁身自好的高士。
尧的时候,小人共工、兜等四人结为朋党,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结为朋党。舜辅佐尧,斥退了四凶小人的朋党,进用了八元、八恺的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就得到很好的治理。到了舜本人做天子时,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都在朝为官,互相称道,互相谦让,这二十二人结成朋党。舜都任用他们,天下也得到很好的治理。《尚书》上说:“纣王有亿万个臣子,就有亿万条心;周武王有臣子三千人,只有一条心。”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怀异心,可以说算不上是朋党了,可是纣王却因此亡国。周武王的三千臣子组成一个大朋党,而周朝却因此而建国。后汉献帝时,把天下的知名人士都关起来,把他们看作是党人。等到黄巾兴起,汉室大乱,这才醒悟过来,把党人全部解除囚禁释放出来,可是已经无法挽救国家了。唐朝末期,渐渐出现了有关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又杀尽了朝廷中的著名人物,有的还被投进了黄河,说:“这些家伙自称清流,可以把他们投进浊流。”唐朝随之就灭亡了。
【四段】
①诮(qiào):责备,讥笑。
在前代的君主中,能使人人各怀异心而不形成朋党的,没有能比上商纣王的;能彻底禁止善良的人形成朋党的,没有能比上汉献帝的;能杀戮清流之人士形成朋党的,没有能比上唐昭宗那个时代的。然而都在变乱之中亡国了。互相称道谦让而不心存猜忌的,没有能比上舜的二十二个臣子的。舜也不疑心他们而任用他们。后代的人并不讥笑舜被二十二人形成的朋党所欺骗,而称颂舜是一个聪明的圣人,这是由于舜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的时代,让全国的三千个臣子形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形成朋党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大,没有哪个朝代能比得上周朝,可是周朝却因此而兴盛,这是由于善良的人再多,国君也不会感到满足。
【五段】
唉!有关治乱兴亡的事迹,做君主的可以从中有所借鉴了。
朋党,在欧阳修以前的古书中,基本上是作为贬义出现的,如战国时成书的《韩非子》中就说过:“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在本文中,欧阳修独能力排众议,大胆地提出了朋党有君子小人之分。这种提法本身就有些骇世惊俗,作者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
本文是一篇写得很成功的政论文。首先,作者的观点十分鲜明,毫不含糊。其次,在论证上层层深入。他先为朋党“正名”,说明“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如果说小人也有朋党的话,那只能说是“伪朋”。接着,作者通过翔实可靠的史实列举了从尧、舜直到唐末的治乱情景,说明由于重用不同的朋党而出现的不同结果。最后由周武王的“三千人共为一朋”又推论出“善人虽多而不厌”这一观点。把这层意思说得再明白一点,那就是,作者所处的时代,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君子之朋”不是太多,而是远远比不上周武王那时的“善人”数量。全文写得反复曲折,婉切动人。据说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见到《朋党论》后也有所感动,可见本文影响之深了。
在修辞方面,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句。这些排比句不仅对仗工整,而且音调和谐。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