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桓公二年》
本文选自《左传·桓公二年》。这一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一段】
①郜(ɡào)：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
②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
③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
④大(tài)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夏季四月，(桓公)从宋国取得郜国大鼎，安放在太庙里，这样做不合礼制。
【二段】
①临照：管理和监察。临，统管，治理。照，察看。
②令德：美德。令，美好。
③清庙：即祖庙，因其肃穆清静，故称。
④大路：也作“大辂”，即大车，特指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祭天时所乘的车子。
⑤越(yuè)席：用蒲草编织的席子。越，通“括”，结。
⑥大(tài)羹：即太羹，也作“泰羹”，古代祭祀时所用的肉汁。
⑦不致：指不调五味，不加各种作料。
⑧粢(zī)食：用黍稷加工品制作的饼食，祭祀用作供品。粢，黍稷，泛指谷类粮食。
⑨不凿：不舂，这里指不精细加工。
⑩衮(ɡǔn)：古代帝王及公卿祭祀宗庙时所穿的礼服。
⑪冕(miǎn)：古代帝王、公卿、诸侯所戴的礼帽。
⑫黻(fú)：通“韨”，古代用做祭服的熟皮制蔽膝。
⑬瑛(yīng)：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所持的玉制朝板，即玉笏(hù)。
⑭带：指束在腰间的革带，皮带。
⑮裳(cháng)：古代男女穿的裙式下衣。
⑯幅：古代自足至膝斜缠在小腿部的帛条或布条，犹如今天的绑腿。
⑰舄(xì)：双底鞋，着地的一层为木底，这里泛指鞋子。
⑱衡：把冠冕稳定在发髻上的横簪。
⑲紞(dǎn)：古代垂在帽子两旁用以悬挂塞耳用的玉填(tián)的带子。
⑳纮(hónɡ)：古代冠冕系在颔下的带子。古人戴冠冕时，先用簪子别在发髻上，再用纮挽住，系在簪子的两端。
21綎(yán)：古代覆在冠冕上的一种长方形饰物，以木板为干(ɡàn)，外包黑色布帛。
22藻率(lǜ)：一种用来放玉的木垫儿，外包熟皮，并绘有水藻形图案。
23鞞(bǐnɡ)：刀剑套。
24鞛(běnɡ)：佩刀刀鞘的饰物。
25鞶(pán)：绅带，又名“大带”，束衣用。
26厉：下垂的大带。或谓“鞶厉”：是一个词，指束腰革带与革带下垂的部分。
27游：古代旗帜上下垂的饰物。
28缨：套在马胸部的革带，即马鞅。
29数：礼数。
30火龙黼(fǔ)黻：都是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如火形者为“火”，如龙形者为“龙”，黑白色相间如斧形者为“黼”，黑青色相间如“亚”形者为“黻”。
31五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
32比象：指比照天地万物所画出的各种图像。
33钖(yàng)鸾和铃：都是系在车马和旗帜上的铃铛，系在马额头上的叫“钖”，系在马嚼子上的叫“鸾”，系在车前用作扶手的横木上的叫“和”，系在绘有龙形图案的旗帜竿头的叫“铃”。
34三辰：指日、月、星。
35旂(qí)：旗面绘有龙形图案，竿头系有小铃铛的旗子。
36登降：增减。登为增，降为减。
37有数：指有节度、节制。(注意此处的“数”字与上文“昭其数也”句的“数”字在词义上的区别。)
38象：同“像”，法式，式样，这里是榜样的意思。
39章：明显。与下文“章孰甚焉”句之“章”义同。
40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用以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都把它作为政权的象征，成为传国之宝。
41雒(luò)邑：也作“洛邑”，东周都城所在，相传周武王克商后由周公姬旦营建，其故地见《周郑交质》一文的题解。
臧哀伯劝谏(桓公)说：“做国君的，应当发扬道德，阻塞邪恶，以(更好地)管理和监察百官；还怕有缺失的地方，所以发扬美德给子孙后代做示范。因此，太庙用茅草盖顶，大车上用蒲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加调料，饼食不用精粮，这是为了昭示节俭；礼服、礼帽、蔽膝、玉笏，腰带、裙衣、绑腿、鞋子以及冠冕上用的衡、紞、纮、綖(等各式各样的带子和饰物)，这是为了昭示等级制度；玉器垫儿、刀剑套、佩刀刀鞘上的饰物、束衣革带、飘带、旌旗饰品、马鞅，这是为了昭示(尊、卑)礼数；(在礼服上绣的)火、龙、黼、黻花纹，这是为了昭示文采；(在车服和其他有关器物上)用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按天地万物的形貌绘出各种不同的形象，这是为了昭示物各有其用，而并非虚设；(系在车马和旗帜上的各种铃铛)钖、鸾、和、铃，这是为了昭示动辄有声；在旗帜上绘上(日、月、星)三辰，这是为了昭示光明。德(作为行为规范和准则)，是俭约并有(相应的)制度(规定)的，或增或减都要有节制。(所有这些，)都要形成典章制度，把它记录下来，并公开地发布出去，以此来管理监察百官，百官才有所警惕和畏惧，而不敢违规犯纪。现在泯灭道德而树立邪恶，把人家用作贿赂的器物安放在太庙，公开地展示给百官。(如果)百官也以此为榜样，还能惩罚谁呢?国家的衰败，来自官员的邪恶；而官员丧失道德，是由于受宠而贿赂公行。郜鼎放在太庙，还有什么比这更明显的受贿呢?周武王攻灭殷商，把九鼎迁到雒邑，仁人义士中还有人非议他，更何况把表明违德乱礼的受贿器物放在太庙，这可该对它怎么办呢?”桓公不听。
【三段】
①内史：官职名。周代的内史负责辅佐天子管理爵禄、官员任免等政务。
②臧孙达：即臧哀伯，“哀伯”是臧孙达的谥号。臧哀伯的父亲臧僖伯曾谏阻鲁隐公到棠地观鱼，他本人又谏桓公“纳郜鼎于宋”，能有这样的家族传统，就是古人常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以周内史说“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
周内史听说这件事以后，说：“臧孙达在鲁国会有他的后来人吧!国君违德，(他却)不忘用德来劝谏国君。”
本文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本文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