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柳宗元字子厚，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友谊颇为深笃。韩愈为他写的墓志铭，曾被誉为“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清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文中突出表彰柳宗元的政治才能以及他在柳州的政绩，特书其帮助奴婢解放之举，反映出作者的仁道精神，韩愈自己在袁州也采取过同样措施。他对柳氏的长期被贬官既深表同情，又极力推崇他由此而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对柳的重友谊、尚节操的热烈歌颂则更是韩愈对其自身处世准则的阐说。由此可见韩柳的生死情谊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的。但两人的政治见解并不相同，柳宗元早年曾参加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革新，后该集团被唐宪宗明令定罪，韩愈本人也是不赞成柳宗元在这件事上的做法的。然而韩文中对柳氏却处处回护。如说柳“遇用事得罪”，即认为他本人无辜；又说柳“少年勇于为人”云云，说明他为建功立业而奋不顾身，志亦可原，只是对政途艰险缺乏审慎而已；最后慨叹柳的“材而世不用，道而不行于时”，更表现出作者对当时压抑贤才的不满和对柳的“材”与“道”的肯定。本文作于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去世前后，韩愈正被贬官为袁州刺史，而能为柳树碑立传，何其难能可贵。

【一段】

子厚名叫宗元。他的七世祖名叫柳庆，曾任北魏的侍中，受封为济阴公。曾伯祖柳奭做过唐朝的宰相，与褚遂良、韩瑗都因为得罪了武后，在唐高宗时被处死。他的父亲名叫柳镇，因要侍奉其母而放弃太常博士的职位，请求到江南做县官。后来，又因为不肯讨好权臣，丢掉了御史的职务。当权的大臣死后，他又被任命为侍御史。柳镇以刚强正直著称，同他交往的，均为当代的知名人士。

【二段】

子厚年轻时就精练敏捷，没有什么事不通晓明白。他父亲在世时，他虽然年轻但已自立成才，能考取进士，显露出超人的才华，大家都说柳家有个好儿子。后来他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获进士及第，被任命为集贤殿正字。他英俊杰出，方正勇敢，讨论问题能引古证今，融会贯通经籍、史书和诸子百家的著述，见识高超敏锐而辩说气势纵横，经常驳倒在座的人，为此子厚名声大振，当时人们都很敬慕他并愿同他交往。许多显要人物都争着要招子厚做自己的门生，一致推荐他，赞扬他。

【三段】

贞元十九年，子厚由蓝田县尉升任监察御史。顺宗继承帝位后，即任礼部员外郎。碰到有关的当权人物犯了罪，他也按例被牵连外放为州刺史。还未曾到任，又按例被再贬为永州司马。处在闲散的境地，他更加刻苦用功，努力地记诵和阅览，写作的诗文像大水那样汪洋浩荡、汇集并蓄，渊深宽广得无边无际，同时尽情地消遣在大自然的山光水色之间。

【四段】

元和年间，子厚曾按例被召回京城，又同与他一起被召回的人们同时被遣放出京做刺史，子厚被派往柳州。到任后他叹息说：“此处难道不值得做出政绩吗?”于是他按照当地的风俗，制订出教化禁令，为柳州人所遵从信赖。那里有把儿子和女儿作抵押去借钱的陋俗，约定到期限不去赎回，利息和本金相等时，人质便被收为奴婢。子厚替欠债人想方设法，让他们将质押出去的子女全部赎回来。那些特别贫困没有能力去赎的，就命令记下子女在质押时期做工的工钱，工资数额足够抵销债务时，就令债主归还那些人质。观察使把子厚的办法推广到其他的州，仅实行一年时间，被释放的就近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地区准备考进士的，都拜子厚为师。其中凡是经过子厚亲自讲授指点的人，所写的文章都符合章法要求，值得观赏。

【五段】

他被召回京城又外派做剌史时，中山人刘梦得名禹锡，也在被派遣之列，应当到播州去。子厚流着眼泪说：“播州不是中原人所能居住的地方，而且梦得的老母亲还健在，我不忍心看到梦得的困境，以致于不忍把此事告诉他的老母，再说，也万万没有母子一起去边远地方的道理。”他要向朝廷请求，呈递奏章，情愿将柳州换播州，尽管罪上加罪，死也不感到遗憾。恰巧碰上有人把刘梦得的困难情况告诉了皇上，梦得因此改任为连州刺史。唉!士人在穷困中才能显现出节操和道义。现在有些人平时居住在里巷之中，彼此仰慕交好，你来我往吃喝玩乐，好像很融洽地在一起。假惺惺地又说又笑，表示愿意在对方之下，手拉手好像掏出肺肝来给对方看，指着苍天白日眼泪直淌，发誓不论生死，都不相背，简直像真的一样可信。一旦碰到小小的利害冲突，哪怕像毛发那样细小，便翻脸白眼相看如同不曾认识；对方落入陷阱之中，不伸一下手救援，反倒推挤对方，并往下扔石头的人，到处都是啊。这种事连禽兽和不懂礼仪的野蛮人也不忍心去做，然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很有办法。他们听到子厚的气概，也该稍微有点惭愧了吧。

【六段】

子厚以前年轻的时候，勇于帮助别人，不晓得保重和爱惜自己，认为功业可以立刻成就，所以受到牵连，而遭到废弃贬谪。遭贬后，又没有一个有权力有地位的人推举和拉他一把，为此终于死在荒僻边远的地方，才干不能被社会所重用，政治主张不能在当时推行。假如子厚在御史台、尚书省做官时，能够约束自身，像做司马、刺史时一样，也自然不会被贬斥。贬斥之后如果有个有力量的人推举他，也必将受重用而不穷困。然而如果子厚被贬斥的时间不长，困厄不到极点，即使会出人头地，他的文章学术、言辞作品，必定不能达到像今天那样必然能够流传后世的水平，这是毫无疑义的。即使让子厚实现他的愿望，在一段时间内做到将军宰相，拿那个来换这个，什么算得，什么算失，必定有能够辨别的人。

【七段】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逝世，终年四十七岁。于元和十五年七月十日，灵柩运回落葬在万年县祖先的旁边。子厚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周六，才四岁；小的叫周七，子厚死后才出生。两个女儿，都还幼小。他的灵柩能够回乡落葬，费用均为观察使河东人裴行立先生所资助。行立为人有气节风度，重承诺。与子厚结为朋友，子厚也为他尽心尽力，最后终究还是依靠了他的力量。把子厚落葬在万年县墓地的，是他的表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性格谨慎，求学问永不满足。从子厚被贬时起，卢遵跟着他，并且移家在那里，直到柳去世也不离去。他安葬了子厚，又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属，应该算得上有始有终的人了。铭文说：这是子厚的坟墓，既坚固又安静，有利于他的后代子孙。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