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唐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字子厚，唐代杰出的文学家。累任礼部员外郎，曾参加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改革活动，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又改任柳州刺史，卒于任所。世称柳柳州，又称柳河东。他的诗文皆佳，其散文形式多样。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传世著作有《柳河东集》。《驳复仇议》为作者针对唐初陈子昂的《复仇议》而写的奏议。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一段】

我看过则天皇后时的一些材料，有一个同州下邦人徐元庆，他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掉。后来他持刀杀死了父亲的仇人，投案自首。当时的谏臣陈子昂建议，应该处死徐元庆，同时在他的家乡表彰他的复仇行为，并请求将这一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久作为国家的法典。我私下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二段】

臣听说礼的根本，是为了防止乱。如果说不允许行凶杀人的话，那么做儿子的行凶杀人就应该处死。刑法的根本，也是为了防止乱。如果说不允许行凶杀人的话，那么当官的行凶杀人也要处死。礼和刑法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但应用的对象不同，表彰和处死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处死一个应该受到表彰的人，这叫做滥杀，亵渎刑法太厉害了。表彰一个应该处死的人，这叫做越礼，破坏礼太严重了。如果用这种做法来示范天下，传于后代，就会使追求正义的人不明方向，躲避灾祸的人不知如何立身于世上。将这种做法视为法典可以吗?圣人制定礼和刑法，是全面考虑事理后再定出赏罚，根据实情来正确进行褒贬，不过是把礼和刑法统一起来而已。

【三段】

当初如果能了解、判断这个案件的真伪，确定它的是非曲直，调查出这个案件开始发生的原因，那么礼和刑法的区别，就分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这么说?如果徐元庆的父亲不构成刑法上规定的死罪，赵师韫杀了他只是出于私人间的仇恨，耍出官场中的威风，残害无辜百姓；该州的长官不知道赵师韫的罪行，执法的长官也不过问，上下共同蒙蔽，对喊冤的人不闻不问；而徐元庆把和仇人共存世上视为莫大的耻辱，以为随身携带武器时刻准备复仇是合乎礼的行为，处心积虑，要把钢刀刺入仇人的胸膛。坚定不移地以礼要求自己，虽死无憾，这是合乎礼的正义行为。办案的官员对此应感到惭愧，去向徐元庆道歉都嫌太晚，又怎么能去处死他呢?

如果是徐元庆的父亲确实犯了应得之罪，赵师韫处死他并不违法，这就不是死于官吏的渎职，而是死于国法。国法可以仇恨吗?仇恨国法而杀害执法的官员，这是狂悖而犯上作乱。应该把这种人抓起来处以死刑，这是为了严肃国法，为何要表彰他呢?

【四段】

陈子昂的《复仇议》中说：“人必定有儿子，儿子必定有父母，如果都为了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互相仇杀，酿成的混乱局面由谁来解救呢?”这种观点对礼太不理解了。礼所说的仇，是指某人含冤受屈、哀告无门，并不是说他触犯国家刑律，被判处死刑。如果说他杀了人，我就可以去杀他。这不过是不论是非曲直，欺侮威胁弱者而已。这种做法违背经典，背离圣人训诲，岂不太过分了吗?

【五段】

《周礼》说：“调人，负责调解百姓怨仇的事。凡是杀了人而合乎正义的，规定不准报仇，对报仇的人要处以死刑。如有反过来杀人的，全国的人都把他当做仇敌。”又怎么会让孝敬父母的人互相仇杀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不应该死而被处死了，儿子可以复仇。父亲应该死而被处死了，儿子如果复仇的话，那就成了互相仇杀，复仇了却无法消除互相仇杀酿成的祸害。”现在根据上述精神来判断徐、赵两家的互相杀人，就合乎礼的要求了。况且，不忘父仇，是孝；不惜生命，是义。徐元庆能做到不超越礼，生尽孝，死为义，这一定是位通达事理而明白圣贤之道的人。通达事理而明白圣贤之道的人，难道说他会把国法当成仇敌吗?上奏议的人反而认为应当处死徐元庆，这就是亵渎刑法，败坏礼制，他的奏议不足为法是很清楚的。

【六段】

请把臣的这个奏议附在有关法令之后加以发布，凡是再有审判这类案件的，不应该再按照陈子昂的奏议来处理。

【七段】

恭敬地呈上这件奏议。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