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杨恽

本文选自《汉书·杨敞传》。杨恽是西汉后期的大臣，因故失掉爵位。赋闲在家的他没有沉寂下来，而是治理家业，建造房屋，以经营家财为乐。他的朋友安定太守孙会宗得知他的情况，遂写信告诉他，大臣遭到贬黜，应该闭门不出，还要表现得可怜一些，而他的做法有点太过招摇了。杨恽看了此信，也给孙会宗回了一封作答。本文就是此信的内容，杨恽在信中表达了对自己遭罢黜的愤愤不平，可谓酣畅淋漓、慷慨激昂。

杨恽失掉爵位以后在家闲居，治理产业，建造房宅，以经营家财为自己的乐事。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朋友安定太守、西河人孙会宗，一位有知识和才略的人，给杨恽写信劝他不要这样。说大臣免职以后，应当关起门来表示不安和恐惧，做出可怜的样子；不应当经营产业，结交宾客，让世人称赞美誉。杨恽是丞相之子，年轻的时候就显赫于朝廷，因为一时糊涂说错了话，被罢免官职，内心很不服气。他回信给孙会宗说：

“我杨恽资质愚钝，行为丑陋，文才、气质都没有到达多高的程度，幸而依靠祖上的余荫，得以充当皇上的侍卫。因为遭遇到时事变故，所以获得了爵位，但这终究不是我能胜任的，终于遭到了这次的灾祸。足下您可怜我的愚钝不开化，赐书信给我，对我没有顾及到的事情加以教导督促，情意恳切深厚；然而，我内心却很遗憾足下您没有深入了解事情的原委，而与世俗同道来对我进行褒贬评论。我想说说自己鄙陋的见解，又怕辜负了您的好意，有文过饰非之嫌；要是把自己的想法憋在心中不说，又恐怕不合孔夫子‘各言尔志’的教诲，所以斗胆大略地陈述一下我的愚见，但愿您能了解。”

“当初我家势兴盛的时候，家中成员能够坐朱轮车的就有十人，我位在列卿，爵位是通侯，统领侍从官员，参与国家政事。可惜没能趁此时机有所建树，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举动以宣扬道德教化，又不能与同僚们同心协力，为朝廷拾遗补缺，我背负尸位素餐的指责已经很久了，再加上贪图俸禄权势，不能自己引退，于是遭到变故，受到别人毫不负责的诬陷指责。我自己被幽禁在北阙，妻子儿女也都进了监狱。这个时候，自己觉得即使被诛灭了全族，也不足以抵消自己的罪责，谁能够想到还得保全性命，再到祖先的坟上祭祀呢？我伏在地上，想着圣明天子的恩德真是无法计量啊。君子遨游在道义之中，愉快得忘掉忧愁；小人只要保全了性命，就高兴得忘记罪过。我私下里想，自己的罪过已经是够大的了，德行已经有了亏缺，就打算此后当个农夫了此余生了，所以率领着妻儿，努力地耕田养蚕，浇灌菜地，置办田产，用以供给官家的赋税，想不到此事又遭到讥笑议论。”

“凡是从人之常情上所不能禁止的事，圣明的人就不会加以禁止。所以，君虽至尊，父虽最亲，而给他们送终服丧，到了一定的时间也就完毕了。我的获罪，到今天已经有三年时间了。田家劳作非常辛苦，逢年过节，要烹制些羊肉，喝上一些酒来自我慰劳。我的老家在秦地，我能唱秦地的歌曲，妻子是赵地的女子，善于弹瑟，又有几个会唱歌的奴婢，每当酒后耳热，就仰着头望天，拍着瓦盆呜呜地唱起来。唱的那首诗是：‘在南山上种田啊，荒芜而不去整治；种下一顷豆啊，落下豆子成豆杆。人生不过行乐啊，等待富贵到何时！’那一天，我高兴地抖动衣服，将袖子高低挥动，踏着步点儿跳起了舞，确实是荒淫无度，但也没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的啊。我侥幸有点余财，能买贱卖贵，求得十分之一的盈利；这是小商贩们干的事，是为人所不齿的行业，可我杨恽亲自去做了。我身处下流人的行列里，身受众人的毁谤，感到不寒而栗。就是了解我杨恽的人，尚且随风而动，哪里还会有名誉可言？董仲舒不是说过吗：‘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的，那是卿大夫的想法；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常担心遭受贫穷困乏的，那是老百姓的事儿。’所以‘走的道路不相同的人，就不必互相切磋商讨’，现在您怎么能用卿大夫的规矩来指责我呢？”

“那西河魏土，是魏文侯发迹的地方，那里的人还保持着古代贤人段干木、田子方的遗风，清高而有气节，懂得取舍去就的道理。近来，足下离开旧土，去到安定郡。安定位于山谷之间，是昆戎族以前居住的地方，那里的人性格贪婪卑鄙，难道是被他们所影响了吗？现在我可看清您的志尚了！当今正值大汉隆盛之时，愿您努力，不必多谈了！”

在这封信中，杨恽一面写自己家世的昌盛，表现了他的自负；一面又在自评时刻意贬抑自己，例如，他说自己才质“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关于自己的资历则说“幸赖……得备”、“遭遇……以获”、“终非……卒与”，这些都是自谦之语；他还自比小人，说自己是小人，孙道宗是君子，二者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反讽的写法。此文还运用了大量的否定词，辞气激怨，感慨淋漓。前人读杨恽的这篇文章，说此书慷慨激烈，宛然有太史公《报任安书》的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