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本文选自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前后三千余年的历史，共52万字，130篇。其中“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全书对三千年来中国的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演变发展，作了既概括而又详细的叙述。它不但是一部历史杰作，为我国史学纪传体奠定了基础，而且还是思想内容异常丰富的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史记》中的许多篇章，均颇具文学价值。这些作品善于抓住人物性格特征与相互间的矛盾冲突，结构与布局既尊重史实，又颇具开阖跌宕之势，再加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也正因为如此，《史记》历来被推崇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古代散文的楷模，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约前145-前87)，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自幼受其父司马谈的影响，诵读古文经书。20岁开始远游大江南北，访问了许多遗址，考察了历史遗迹，调查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事迹、轶闻以及地方风俗和经济生活。司马谈逝世后第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父职做了太史令，此为他写作《史记》的起点和重要条件。太初元年，他42岁，正式开始了这一工作。后因李陵事件，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但他忍辱含垢，更加发奋地写作《史记》，直至遇赦，改做中书令，约在53岁时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空前绝后的巨著。除《史记》外，他的著作今存的还有《感士不遇赋》和《报任安书》。

本篇是《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的最后一段，用以说明“本纪”的史料来源和作者见解。此种颇似于评论的“赞”的形式，乃司马迁首创，并被后世史书所沿用。这篇赞语历述有关五帝--黄帝、颛项、帝喾、尧、舜的记载；根据传说的紊乱和缺漏情况，说明整理五帝史迹的必要性，从而反映了司马迁著作史书的求实精神。

太史公说：学者们常常谈到五帝，这已经由来已久了。但是《尚书》只记载尧以来的史事，那些诸子百家虽然谈到尧以前的黄帝，然而他们的记述并不太正确可信，士大夫们对此多有诘责。孔子传下来的《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有些儒者不传授学习。我曾经西到崆峒山，北过涿鹿山，东到大海，南渡江淮。所碰到的老年长者，都往往谈及黄帝、唐尧、虞舜活动的地方，然而这些地方的风俗教化并不相同。总之，以不背离古籍所记载的为接近正确。我读《春秋》《国语》，它们对《五帝德》《帝系姓》的内容阐述是很清楚的，不过只是没有深入考察，但二书所记载的内容都是可信的。《尚书》的残缺时间已很长久，它所散失的内容，常常在其他著作中可以看到。如果不是喜欢学习，深入考察、领会这些书的含义，当然就很难向见识浅薄、孤陋寡闻的人说清楚了。我将有关五帝的材料综合起来论定编次，选择其中最正确的说法，写成《五帝本纪》，作为全书的第一篇。

《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而《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而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而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而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