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白仁甫：即白朴，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先生，隩州(今山西河曲)人，徙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元代戏曲家，为“元曲四大家”之一。著有杂剧多种，词集名《天籁集》。
②《秋夜梧桐雨》剧：即白朴所作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简称《梧桐雨》。此剧描写唐明皇、杨贵妃两人的爱情故事，抒情浓郁，诗味醇厚，文辞华美。剧本取材于唐代陈鸿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题目也因其中“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而得名。《梧桐雨》为末本戏，正末为李隆基。
③元曲：是元代杂剧和散曲的合称。由于文学史上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超过散曲，所以也有以“元曲”单称杂剧。杂剧在结构上一般四折一楔子，其曲文由套数组成，间杂以宾白和科范，以用于舞台演出。散曲在体式上分小令和套数两类。小令又叫叶儿，体制短小，通常只是一支独立的曲子；套数亦名散套，由多支曲子组成，而且要求始终用一个韵。散曲用语一般比较俚俗，有民歌风味。王国维此处所用“元曲”是指杂剧。
④《天籁词》：即白朴词集《天籁集》，共二卷，存词一百零四首。白朴为词，师法苏轼与辛弃疾，故集中多豪放旷达之作。
白朴《秋夜梧桐雨》杂剧，沉雄悲壮，为元曲中成就最高的作品，但他所作的《天籁词》，却粗俗浅薄极了，不足以做辛弃疾的奴隶。难道是开创者容易精巧，而因袭者难以巧妙吗？还是人各有能有不能呢？读者看欧阳修、秦观的诗远远比不上词，就足够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此则仍是承前一则之意，从一时代、一作家、一文体的多维角度来诠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前一则言元代散曲成就可观，而词体委靡；这一则说白朴杂剧堪称元曲冠冕，而其词则粗浅之极。以一代论是如此，以一人论，亦是如此。
有元一代散曲家可以在创作中重造唐人绝句妙境，而词人则无法做到，这是词体已到了无法挽救的衰落时期的反映。此则再以白朴为例，其《梧桐雨》杂剧写唐明皇、杨贵妃之离合悲情，以浓郁的抒情色彩、醇厚的诗味和华美的文辞著称，故有“诗剧”之称。就杂剧而言，王国维认为此剧堪称是元曲中的冠冕之作。但有此创作才华的白朴在其词集《天籁集》中，却失去了神采。王国维说其词极其粗浅，连做辛弃疾的“奴隶”都不够格。因为白朴作词，乃是效法苏轼和辛弃疾的，故王国维直接将白朴与辛弃疾词作对比。王国维极意要说明的是元代乃是杂剧的时代，故其词已经不能再铸辉煌，他对白朴《天籁集》的评价应该纳入到这一文体观念中，才能得到更切实的理解。但平心而论，《天籁集》中也颇多率意而发、真实自然的优秀之作，一味以“不足稼轩奴隶”而整体否定，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朱彝尊在《天籁集·跋》中即称其“自是名家”。《四库全书总目》也称《天籁集》“清隽婉逸，调适韵谐”。为了佐证自己的这一说法，王国维又将欧阳修、秦观的诗词作了对比，认为他们的诗远不如词。其实这种“远不如”的结论背后，与其说是创作成就的比较，不如说是文体观念的较量。宋诗的“寄兴言情”固然不及宋词，但从诗体发展的角度而言，宋诗的说理议论，正是其可与唐诗并驱的原因所在。
王国维在揭出这种文体创作不平衡现象的同时，对于何以形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也作了初步探讨。他认为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创者易工，因者难巧”。一种文体在初始阶段，因为文体束缚较少，故寄兴言情能以一种自然方式进行，所以能呈现出蓬勃的文体活力。而后人沿袭这种文体，受限于越来越多的文体限制，所以反而容易遮蔽了性情，而多在技巧上追新逐能，文体之衰落遂不可阻挡了。其二，“人各有能有不能”。即诗人只能对切合自己秉性的文体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而对其他的文体，只能成就一般，故文学史兼擅多体的文学家是十分罕见的。这种思想来源于陆游的《花间集·跋》，王国维在多则词话中反复举例，其实正是为了佐证陆游“能此不能彼”的说法的。除此之外，譬如时代审美观念的变化等，王国维就不暇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