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轼、辛弃疾的词，应该注意他们不凡的气度与高超的情趣，有伯夷、柳下惠的遗风。姜夔虽然如同蝉蜕壳那样脱离污浊，但仍然免不了像车辕下的马那样窘迫狭窄。

仍是承上一则“胸襟”而来。所谓“雅量高致”是指宽宏的气度和高雅的情致，其实就是“胸襟”的具体内涵。此则比较苏轼、辛弃疾与姜夔的不同，再次申论人品与词风的紧密关系。王国维将词人人品上升到伯夷、柳下惠的境界，可见其悬格之高。

伯夷是商代末年孤竹君的长子，本有继位的资格，但孤竹君有意让次子继位。而在孤竹君去世之后，其次子又坚让伯夷继位。伯夷以父命不可违为由拒绝。后隐居首阳山，因耻食周粟而饿死。柳下惠虽然在鲁国仕途蹭蹬，但不改直道事人的秉性，后隐居而成“逸民”。伯夷和柳下惠在古代都属于有气节、有胸襟、不慕名利之人，素被视为隐逸君子的典范。王国维在这里将苏轼和辛弃疾比拟为伯夷和柳下惠，只是就其气度高逸、情致脱俗而言的。王国维要求研读苏轼和辛弃疾的词，就要从中读出两人的这一种气度和情致。如果能由此而将自己的气度和情致向苏轼和辛弃疾两人靠拢，则师法其词，就有了基本的底蕴。

相比对苏轼和辛弃疾的极度赞誉，王国维对姜夔再次从人品方面提出了批评。姜夔一生虽为清客，但既然是食人门下，自然要局促自己，谨言慎行，以迎合主人之好恶。所以姜夔偶尔表现出来的清高孤傲，其实掩饰不住自己受约束的无奈。对照这一则，看来此前王国维对姜夔词“格韵高绝”的评价，也未必是一个充分正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