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北宋的词家，是倡优；南宋后的词家，是俗子。两者的缺陷是相等的。但词人的词，宁可有倡优的缺陷，不可有俗子的缺陷。这是因为俗子令人讨厌的程度，比倡优更为厉害的缘故。

此则从词史之“失”的角度来裁断词史高低。“倡优”与“俗子”似乎并非是一对妙喻，但也能在部分层面上彰显词史的不同。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曾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周济所说的“应歌”与“应社”的不同，与王国维所说的“倡优”与“俗子”的区别，是可以大致对应起来的。因为周济的“无谓之词”也是立足于“失”而言的。

之所以将唐五代北宋之词家比喻为“倡优”，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词确实多应歌而作，因为需要迎合歌伎的口吻，所以在内容上不免有流于浮泛情感甚至色情的成分；南宋词家既多应酬唱和之作，则虚矫、伪饰的内容也就难以避免。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失”，而且其失相等。但在这两失之中，王国维认为唐五代北宋词家的那种流于“倡优”的失，因为其真实无隐，相对而言，仍比流于“俗子”的虚伪做作要好。此则仍是为“真”字做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