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的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的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只有李后主投降宋朝后的作品，以及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几个人而已。

此则从篇句关系，宛然将唐宋词史分为“三种境界”：第一等是有篇有句的北宋词(前加李煜一人，后加辛弃疾一人)；第二等是有句无篇的唐五代词；第三等是有篇无句的南宋词。这三等渐次而下，通过篇句关系来再次强调境界说而已。

所谓“篇”其实是就意思和结构的完整性而言的。所谓“句”，即是“秀句”之意，是指在全篇之中最为突出、最显境界者。王国维认为唐五代之词虽然有秀句，但往往是孤立在作品之中，未能呼应并带动全篇的气象变化，所以是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词多长调之作，在意思的斟酌、结构的安排上往往用心很深，所以全篇的整体性较强，但缺乏振起全篇的秀句，境界难以彰显出来。降宋之后的李煜及北宋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和南宋的辛弃疾数人，则不仅有结构的浑成之美，而且有秀句的点缀其间，这才是真正的“有境界……则自有名句”。可见，王国维虽然将对境界的分析多集中于“句”，但其实是在“篇”的背景之下来重视“句”的。当篇与句难以兼顾时，王国维似乎更倾向于“句”，这大概也是他始终将唐五代词的地位置于南宋词之上的原因所在了。将周邦彦列为“有篇有句”的典范，隐含着王国维词学的某种细微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