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雅郑，在内在的神，不在外在的貌。欧阳修、秦观虽然作艳语，但毕竟有品格。他们与周邦彦作比较，便有淑女与娼伎的区别。

此则重在言格调问题，由人的格调说到词的格调，不仅与王国维所说的“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彼此对应，也与况周颐的“词心”说神理相通。

“雅郑”本是音乐术语，指雅乐和郑声。古代音乐由五声十二律交错而成，大致分为雅乐和郑声两类。扬雄《法言·吾子》说“中正则雅，多哇则郑”，所以雅和郑其实是正与邪、雅与俗的关系，而古代儒家推崇雅乐，所以把郑声视为淫邪之音。李世民《帝京篇十首》就有“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之说。其实郑声本是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以热烈而绮靡著称，但周王朝却认为这种“靡靡之音”扰乱了雅乐的传播，所以极力加以排斥。

王国维言及雅郑，但并非意在其音乐上之区分，而是着眼于内质和外貌的不同。换言之，有些貌似雅正的东西可能恰恰是淫邪的；而有些看上去绮靡的东西，骨子里却是纯正的。欧阳修和秦观备受王国维宠爱，但两人写了不少艳情词也是事实，并非篇篇都是纯正的士大夫情怀。但王国维认为其艳情词自有品格，或者说其艳词并非作假，乃是特定场合的真情流露而已，因其“真”而自具格调，而周邦彦的艳情词则多属于逢场作戏的虚情假意而已。故欧阳修、秦观与周邦彦三人虽都作艳词，品格却截然不同：欧阳修、秦观词如贵妇人，艳丽乃是源于真情涌动；周邦彦词则如娼妓，艳丽乃是出于应酬或职业习惯而已。其间差异主要在于真与假的不同。王国维关于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此辨析欧阳修、秦观与周邦彦的不同，不免有为欧、秦曲为回护，而对周邦彦“何患无辞”之嫌疑了。这可能是受到刘熙载《艺概》评论周邦彦词难当一个“贞”字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