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可以说是淫秽鄙俚得厉害。但是没有人把它们看成淫词、鄙词，是因为它们真切。五代、北宋的大词人也是如此。不是没有淫词，但读者只觉得它亲切动人；不是没有鄙词，但读者只觉得它精力饱满。由此可以知道，淫词与鄙词的毛病，不是淫与鄙本身的病，是游词的病。“怎么不想你，我的家住得太远了。”孔子说：“那是没有想念啊，想的话与远有什么关系呢？”正是批评它是游词。

此则的基本理念来自于金应珪的《词选·后序》。金应珪梳理词史时提出了淫词、鄙词和游词的“词有三弊”说。王国维以此作为学理基础，但对金应珪之说作了调整，取舍略有不同。

王国维认为有些淫鄙之词未可简单以“淫鄙”视之。如《古诗十九首》之二中“昔为倡家女”四句，因为游子未归而有“空床难独守”的想法，不免流于“淫”的嫌疑；而《古诗十九首》之四中“何不策高足”四句，则明确表达了因为无法安于贫贱而萌生追求功名之心，这个想法在清傲的文人眼里也不免显得粗鄙。但王国维认为就这些句中所表达的情感来看，确实有淫邪、鄙俗的成分。但如此真实地坦露自己的胸襟，就文学的层面来说，完全可以看做与淫词、鄙词无涉的。

对于五代北宋之词，王国维认为其情形略同于《古诗十九首》。虽然有淫邪，却读来亲切；虽然有粗鄙，但自有一种力量在。王国维因此而对金应珪的“三弊”说提出了质疑，因为金应珪是将三弊并列的，而王国维认为三弊之中，游词才是弊中之弊。“淫”和“鄙”本身不构成“弊”，只有当这种淫和弊用一种虚假或应酬的方式表达出来时，才因为其“游”而彰显出“淫”和“鄙”的弊端的。王国维的这一判断正是建立在以“真”为文学之生命的基础之上的，其境界说以“真感情”为基本内涵之一，也可与此对勘。

在此则最后，王国维引用孔子对《诗经》中“唐棣”数句的评论，大意是说因为棠棣花生长较远，所以无法对其花开花落进行切实的思念。而孔子认为真正的思念根本就是与距离无关的，所以有无思念之心才是最重要的。王国维借用这一则评论，其意或在说明游词之病其实病在心的游离，没有很好地落实到真感情上，所以也导致了淫词、鄙词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