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梅溪：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汴(今河南开封)人。他曾为太师韩侂胄的堂吏，备受宠信。后韩侂胄北伐失败后被杀，史达祖也因此而受黥刑并被贬谪流放，不知所终。史达祖的词精于炼句，用语尖新，但是也因此造成了他的词雕琢过甚，缺乏意境和气骨。史达祖善于咏物，他的自度曲《双双燕》极负盛名，堪称是咏燕的绝唱。
②草窗：周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萧斋、弁阳啸翁、四水潜夫，先世济南，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生平以漫游吟咏为乐。宋亡前曾为义乌县令。宋亡后隐居不仕，专心收集整理故国文献，撰成多种野史笔记。周密的词格律严谨，字句精美，宋亡前的作品意趣醇雅，宋亡后每多故国之思，情致凄苦幽咽。周密与吴文英(吴梦窗)交往密切，词风也受其影响，故与之并称为“二窗”。
③西麓：陈允平，字君衡，号西麓，南宋词人。
④弃周鼎而宝康瓠：语出贾谊《吊屈原赋》：“乌虖哀哉兮，逢时不祥。……斡弃周鼎，宝康瓠兮。”周鼎：周代的宝鼎，为国之重器。康瓠：瓦盆底，喻无价值的东西。本则盖以周鼎比喻良才，而以康瓠比喻庸才。辛弃疾《水调歌头》词云：“歌秦缶，宝康瓠，世皆然。”
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等人，词虽不同，但是同样失之肤浅。虽然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风气如此，但是也要看到他们的文才确实有限。近人舍弃真正的大家而推崇这些平庸之才，实在是令人费解。
此则乃针对近人师法南宋词而论。在王国维看来，如史达祖、吴文英、张炎、周密、陈允平等南宋词人都不过是“康瓠”--庸才而已，但近人却对其十分膜拜，几至亦步亦趋，而对于堪称“周鼎”的北宋词人却漠然对待。如此颠倒的价值判断，令王国维十分困惑。
王国维认为以吴文英、史达祖等为代表的南宋词人，虽然也各有其特色，但他们共同的特色是“肤浅”。所谓肤浅，大概是指他们追求形式上的华赡以及在所谓“寄托”上的相似性，而不暇追求心性的个性化，所以面貌略异，而内里则惊人的一致。王国维分析其原因，大略有二：其一，南宋的时代已经不是词体昌盛的时代了，所以他们无法对抗文体始盛终衰的规律；其二，南宋词人的创作才分本身有限，所以他们也无力从个人的层面超越这种文体规律。这种时代和个人的因素综合起来，便直接导致了南宋词的整体衰落。王国维的这一判断当然不一定完全合理，如文体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衰落，才分的表现也有不同的方式等等。而且明显受到其由北宋小令的体制特点而形成的审美倾向的影响。但南宋词的类型化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王国维由此入手，也是为文学的个性化要求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