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着重对儒家经籍以外的诸子百家的著述进行辩解。“书”即是指这类著述,因为通篇采用对答的形式,故取名《书解》。

汉代提倡尊孔读经,用天人感应、谶纬迷信解说儒家经书以宣扬君权神授的儒生倍受朝廷器重,他们的学说被立为官学,不少人因此爬上博士高位。而对现实有所指责的作者及其著述,因为“失经传之实,违圣人质”而被斥为“于世无补”的“玉屑”,其前车之鉴就是“身下秦狱”的韩非。那些“远圣从后复重为者”的著述,被说成是不可“采用而施行”的“妄”作。王充指出,世儒说经都是“虚说”,而文儒“卓绝不循”的著作才是“实篇”。“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他强调“后人复作,犹前人之造”,“文义与经相薄”,决不能以儒家经书的是非为是非,“使言非五经,虽是不见听”。

对创作问题,王充反对“积闲暇之思”,主张面对现实,“感伪起妄,源流气烝”,认为“问事弥多而见弥博”,即是说社会是创作的源泉。

王充把五经和诸子的位置颠倒过来,在五经立为官学的情况下,这是极为大胆的。他借古喻今,为“后人复作”鸣不平,更是对汉代官学的挑战。

有人说:“士人的议论高明,为什么一定要依靠借助文采呢？”

回答说:“人要具备文和质两个方面才算完美。物有只开花不结果的,有只结果不开花的。《易》上说:“圣人的情感通过文辞表达出来。”说出口就成了语言,把简札编在一起就成了文章,文辞书写出来,真实的情感就显现了。体现德行的文采,就是社会的服饰。只见之于文字叫“文”,实际去做叫“德”,装饰在衣上叫“服”。所以说:道德越高的文饰就越多采,道德越明显的文饰就越鲜明。官大位尊的人道德丰盈,他的文饰就鲜明；君子的道德高尚,他的文饰就华丽。官高位尊文饰就繁多,道德高尚文饰就丰盛。华丽而又光滑的,是大夫享用的席子,曾子病重卧床,让儿子把这种席子换掉。由此说来,以穿的服饰来区别贤人,贤人是以文采的多少来区分高低。愚昧杰出不能分别,必须要靠文采来判断。不仅人类是如此,万物也都是这样。龙的鳞上有花纹,在蛇类中是神物；凤的羽毛有五色,在鸟类中是首领；老虎威猛,毛色花纹很多；龟智慧,背甲上有花纹。这四种动物的躯体花色华丽,在动物类中是圣贤。如果山没有林木,就是土山；地上不长草木,就是潟土；人没有文采,就是无用的人。土山上不会有麋鹿,潟土上不会生五谷,人没有体现德行的文采就不会是圣贤。上天多日月星辰而大地多山川陵谷,阴阳二气协和,圣贤承受此二气,仿效天地,所以文采繁多。祥瑞吉兆,没有不以文采来显现的。晋唐叔虞,鲁成季友,惠公夫人名叫仲子,他们生下来就很奇怪,有字样在他们手上。张良命该显贵,出逃时与神人相会,黄石老人授以兵书,终于被封为留侯。黄河神异,所以出现河图；洛水神灵,所以出现洛书。书籍所记载的怪奇的事物,不会出现在小水坑中。物以文采为外表,人以文采为根基。棘子成想取消文采,子贡就讥讽他。认为文采不足为奇的,是棘子成这类人。

能著书立说的是文儒,能解释经书的是世儒。两种儒生同在社会上,不知哪一种更优些。有人说:“文儒不如世儒。世儒解释圣人的经书,解释贤人的传述,意义道理广博,没有不见实效的,所以在官府有固定的职位；其中地位最高的是五经博士,聚集了许多门徒,招引会集了千里之外的学生,即使他本人死了,他的学说仍然流传于后代。文儒发表的是华而不实的议论,对社会毫无补益,所以没有固定的官职,不见他们有一个弟子门徒,他们本人死亡之后,没有人继承他们的学业。这就是文儒不如世儒的道理。”

回答说:并非如此。文儒世儒解释圣人的实情,是出于同一个动机,有同样的效验,目的都是想追随圣人。事情虽然不同但勉力从事是一致的,说的话不一样但道理却是相同的。为什么说文儒的议论对社会没有补益呢？世儒的学问容易做,所以世人学习的就多,平凡的事情都可以分出高低来,所以官府朝廷中都设置了他们的职位。文儒的学问,卓越非凡不循常规,人们很少读他们的书,他们的学问即使没有用来传授,门下即使没有弟子,但他们的著作文章奇伟不凡,世上的人同样流传他们的著述。那些世儒的都是虚妄的言论,只有这些文儒的才是有实际内容的文章。判断比较这两种儒生,哪一个贤明呢？考察古代贤能的人著书立说,自己用自己的学问,自己在社会上出名。世儒在当时即使尊贵,如果没有被文儒把他们写进书里,他们的事迹就不会流传。周公制礼作乐,名声流传而不灭绝。孔子编写《春秋》,名声流传而不灭绝。周公、孔子是圣人,难以用他们作例子来论证人才。汉代写书的人有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等人,他们的才能如同奇人一样,他们的名声不是靠别人得来的。世人传闻的《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郡的欧阳生和公孙弘,如果不是遇上太史公将他们记载下来,世上的人也不会知道他们。凭自己的学问出名的人与依赖别人才出名的人相比,哪个更好呢？能够记载一百个人的事迹使他们出名,与仅仅能使自己出名的人相比,哪个更高明呢？

有人说:“从事著述的人,只是有空闲时间来思考罢了,不一定是他才智出众不同于平常人。居住的地方不幽静,文思就不会到来。如果让从事著述的人,总揽各方面的事,掌管国境之内的职责,心情急切忙忙碌碌,他还有什么空闲去从事著述呢？假使让一个平庸的人把闲暇时的思虑积累起来,也能写出八十多篇文章。周文王忙于政务太阳偏西也没有空吃饭,周公洗一次头要中断三回来接待客人,还有什么空余时间悠闲自在地用笔在简札上写出美丽的文章呢？孔子写成了《春秋》,是因为没有被周天子重用。司马长卿因为不能参预公卿的事务,所以能写成《子虚赋》。扬子云因为只当了中郎这样一个闲官,所以才能写成《太玄经》和《法言》。如果孔子能当上君王,《春秋》就写不出来；假如司马长卿和扬子云做了丞相,《子虚赋》和《太玄经》就不会有如此的巧妙。”

回答说:周文王忙得到太阳偏西了还没有空去吃饭,这是为推演《易》和增加卦数。周公洗一次头要中断三回,这是忙于为周朝改订法度和制礼作乐。周朝的礼制不败坏,孔子就不会写作《春秋》,并不是因为他有空闲时间来思考,而是因为周代的礼制已经不完备,不能再沿用了。他承受了天地的文采,发自内心而写作,哪里是闲着无事而写作以免荒废日月呢？这乃是对虚妄有所感触而引起的,就像水源会流淌热气会蒸腾一样非写不可。管仲辅佐齐桓公,以致于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商鞅辅佐秦孝公,为秦国开创了帝王之业。然而他们两人写的书,也有几十篇之多。司马长卿和扬子云,也是管仲、商鞅这类人。由于他们都有所感触,因此才干不相上下；才干相同,因此学问相当。他们都在做官而又各自著书,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空闲。过问的事情越多见识也就越广博,官务越繁忙见识也就越深厚。居住的地方不幽静文思就不会到来,文思不来下笔就不流利,顽固愚笨的人,有幽室供他思考,即使他无所忧虑,还是写不出一个字来。人才有能与不能,而不在于有没有空闲。有缺乏才智而不能思考的人,没有具备才智而不能写作的人。有才智很高想写作而无所缘起的人,没有才智很低而由于有空闲就能记录成文的人。大概奇才有无从下笔的,没有不会写作的,有看不到的,没有缺乏功夫进行写作的。

有人说:“凡是著书立说的人他的精力智慧已经穷尽,居官位就不能胜任职责。大约人的思想偏重于某个方面,那么精力也就会在这方面用尽。著书立说的人,写的东西精深奇特,他的才智已经到了极限,他的智慧已消耗殆尽。考察古代著书立说的人,大多处在闲散无事的地位；至于辅佐将要倾覆的社稷,安定将要危亡的国家,这不是著书立说的人所能做到的。有所推动,有所坚持,就会有所开端,写出成百篇的文章来。吕不韦写《吕氏春秋》,全家流放四川；淮南王作《淮南子》,遭祸至全家被处死；韩非著《韩非子》一书,自己被害死在秦国的狱中。自身尚且不能保全、怎么能辅佐国家呢？在那方面有所擅长,在这方面怎么能不有所不足呢？精通写文章,怎么能不在政治上有所不足呢？”

回答说:人有优的地方,必然也有劣的地方；人有工巧的时候,必然也有笨拙的时候。并不是由于低劣,而是心思没放在这方面；并不是由于笨拙,而是精神没有集中于这方面。心中存有某种志向,就会连泰山也看不见；思想达到了某种境地,自己就没有空闲来有所谋求。世人称赞干将的锋利,但它能刺就不能砍,能砍就不能刺,不是剑刃不锋利。而是同时不能起两种作用。用蛢弹雀就不能同时弹■,用弓射鹊就不能同时射雁；方和圆不能同时都画成,眼睛向左右看不能同时两边都看见,一个人如果同时做两件事,结果一件事也做不成。如果干将不用来刺而改为砍,不用蛢射鹊而改为射雁,就一定能砍下来,一定能射中而不会失误了。人如果放弃他的写作,专心搞政治,那么子产和子贱的事迹就不值得一比了。古代著书的人,很多都是能建立功业的人,只是没有受到重用。管仲和晏婴,功业和著书都有所建树；商鞅和虞卿,文章和政治都有所成就。汉高祖得天下之后,使用武力治国的主张没有改变,陆贾写出《新语》,汉高祖大体都采用了。吕氏阴谋篡权,刘氏的天下将要倾覆,如果不是陆贾的政策,汉家帝室就不会得安宁。有才智的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关键在于他的遭遇如何,如果遇到乱世,就会去建立功业,有所感触,就会以他的才智从事著述。说出口就是语言,写成字就是文章。古代凭说话建功的人多,为写文章而遭受败家灭族的人极少。吕不韦、淮南王是由于别的事而犯罪,不是因为著书才有罪的。让门客来写书,自己并不写,即使不写书,也仍然要蒙受灾祸,灾祸害人,从古至今接连不断,不一定都是在写作上才智穷尽了的人。邹阳在狱中上书,被梁孝王免去了罪；徐乐给汉武帝上书,自己被拜为郎中。才智能以文章的形式有功于人,为什么要怀疑它不能保护自身呢？韩王安如果早点听从公子韩非的意见,国家不会有倾覆的危险。至于韩非的死,是因为李斯嫉妒他才能出众,并不是由于他著书才智竭尽,不能在政治上再有作为的缘故。春天植物受到伤害,有的因此而死了；有些被摧残过的植物如果不再受伤害,到秋天也会长大成熟。如果韩非不死的话,秦王朝的前途就很难说了。所以有才学的人能够使自己的德行受人尊敬,却不能使别人必定效法自己；能够使自己的议论切实可行,却不能使别人必定采纳自己的主张。

有人说:“从古到今写书的人不止一个,各自牵强附会失去了经传的真实内容,违背了圣人的本质意义,所以称之为残缺之物,把它比作玉屑。因此说:‘残缺之物装满车,不能成为什么学说；玉屑装满箱子,不能成为什么宝物。”前人最接近圣人,还被称为残缺之物,何况远离圣人随前人之后重新来写书的人呢？他们的著作必定是愚妄的,他们的言论必定是不贤明的,怎么能够采用而用来施行呢？”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作传,要阐述著书人的本意,采集圣人的遗志,所以经必须要有传来解释。都是贤人所写的,为什么偏认为经传是对的,而其他的书和记都不对呢？那些可以见到的经传以及解释经的文章,说明经必须要传才能解释清楚,所以说它们是对的。其他书与传上的解释不相符合,别创一说,所以说它们不对。像这样的话,以五经作为是非标准,假如说的话不符合五经,即使完全正确,也不会被人听信。假使五经从孔子门中出来,至今毫无残缺散失,称得上是纯粹完整的东西,相信它是可以的。现在五经已经遭受了秦朝的糟踏,受到李斯主张的触犯,焚烧并禁止流传,伏生这类人,怀抱经书深藏在山中。汉朝兴起,征收五经,经书残缺散失而下落不明,篇章亡佚散失而不完备。晁错这类人,各按自己的想法,分割拆散文字的本意,师徒相继沿袭传授,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秦朝无道义,所以就败乱了。秦朝即使无道,并没有烧诸子的著作。诸子的著作,文章篇目全都存在,可以阅读用来纠正各种言论,可以拿来给后人看。后人重新写书,就和前人创作一样。都博学而有智慧,全是史书所称道的,文义与经书不相上下,为什么单认为诸子的著作偏离了经书的真实呢？由此说来,经书残缺而不完整,诸子百家的书没有散失不全的,而经书反而有遗失的篇目。分析比较二者,谁是支离破碎的呢？《易》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写成的,《诗》是向民间采集而编辑成篇的,《乐》的成书有赖于老百姓的欢愉,《礼》的成文全靠老百姓安乐讲礼节。四经都有所依据,它的篇章才能写成。《尚书》和《春秋》,采取了史官的记载。史官的记载与诸子的著作没有区别,与依据百姓和事象写成的经书是同一个道理。六经的写作全都有所依据。由此说来,诸子的书是根本,经书则是枝节,枝节偏离了事实,根本却具备了道的实质。分析比较二者,谁才是玉屑呢？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屋下,知道政治有失误的人在民间,知道经书错误的人在诸子。诸子的著述,文句明白,事情真实。解释经书章句的人不想求得彻底地理解而去问个一清二楚,一代代师承下去,仍就如此解释经书章句的人,就不会是通晓古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