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世”,就是古今社会齐同。“圣人之德,前后不殊,则其治世,古今不异。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这就是《齐世篇》命名的含义。本篇的主旨在于批判汉儒尊古卑今的社会历史观。

俗儒认为,上古帝王的功德,社会的风俗,甚至古人的体格寿命都胜过后代。而王充指出,人和物一样,都是承受天自然施放的气而产生的。古代现代都是同一个天,“天不变易,气不改更”,“气之薄渥,万世若一”,所以古人今人的本性是一样的,古今帝王的功德,社会风俗,人的体格寿命并无不同之处。说古代什么都比今天好,是由于“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造成的。但王充却犯了以今况古、齐同古今的毛病,关键在于为汉朝说法,所以本篇消极因素多于积极因素。

一般的说法认为古代的人,身材高大面目姣美,身体强健,寿命很长,能活百岁左右；后代的人,身材矮小面目丑陋,短命早死。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和气纯厚,婚姻按照适当的婚龄,人民承受上天的和气而出生,生下来以后又没有受到伤害,骨节坚强稳定,所以身材高大而长寿,体形像貌美好。后代与此相反,所以身材矮小短命早死,体形面貌丑恶。这种说法太荒谬了。

古代的统治者是圣人,后代的统治者也是圣人。圣人的功德,前后没有什么差异,那么他们所治理的社会,古今也没有什么不同。古代的天,就是后代的天,天没有变化,气也没有变化。古代的老百姓,和后代的老百姓一样,同样承受天的元气。元气纯厚和谐,古今没有差别,那么承受这种元气形成形体的人,为什么会不相同呢？承受元气相等,具有的本性就相同；具有的本性相同,那么形体也应相同；形体相同,那么美丑就一样；美丑一样,那么夭折长寿也应该相等。

古今是同一个天同一个地,同样地生育万物。万物的产生,都是承受了同样的气。气的厚薄,千万年都是一个样。帝王治理天下,千百代同用一个道理。老百姓的嫁娶,都在同样的年龄举行相同的礼仪。虽然说“男子三十岁才结婚,女子二十才出嫁”,只是法令礼制上的规定,老百姓未必遵照执行。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用今天不奉行法令礼制的规定就可以证明了。礼乐的制度,在今天仍然存在,今天的老百姓肯执行它吗？今天的老百姓不肯执行,古代的老百姓也不肯执行。根据今天老百姓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古代老百姓是怎样的了。

人,属于物；物,也属于物。人生的一辈子,活到一百岁。长到十岁的儿童时期,所看到的地上的各种东西,生死变化的现象很多。活到一百岁,临到将要死的时候,所见到的各种东西,与十岁年纪时所见到的,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古代和后代的人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人生一辈子的情况就完全可以推断出来了。六畜的长短,五谷的大小,昆虫草木,金石珠玉,飞禽爬虫,以及用脚行走用嘴呼吸的各种动物,没有什么差异的原因,这是由于它们的外形没有什么不同。

古代的水与火,和现在的水与火一样。现在是气构成了水与火,假使认为古今的气不相同,那么古代的水是清的,火是热的,而现在的水是浊的,火则是冷的吗？人可以生长到六七尺高,胸围有三四围,面部有五种不同的气色,寿命可达到一百岁,这是万代也不会变化的。如果认为古代的人,身材高大面貌美好,强健长寿,后代的人与此相反,那么天地最初创立,刚刚形成人类的时候,就可以让人像防风氏的君王那样高大,面色像宋国的公子朝那样美好,寿命像彭祖那样长吗？

从现在到千年以后,人可能只像荚英那样高,像嫫母那样丑,像朝生那样短命吗？王莽的时候,有个高大的人身长一丈,名叫霸。建武年间,颍川的张仲师只高二尺二寸。张苍身高八尺有余,他的父亲却身高不足五尺。这些人都在当今世上,有的高有的矮,俗儒的说法,归根到底是错误的。一般还讲到古代根据人的生理特点合理地使用老百姓,驼背的让他去守门,是侏儒就让他当俳优,如果都高大貌美,怎么会有驼背、侏儒这样的人呢？

一般说法还讲古代的人,单纯朴实容易接受教化,后代的人,浮华轻薄,难于治理。所以《周易》上说:“上古时代,结绳记事,后代用书契取代了这种记事方法。”早先结绳记事,是古人容易接受教化的证明；后来使用书契,是后代人难于治理的证明。所以在宓牺氏之前,老百姓极其单纯朴实,躺着的悠然自得,坐着的也悠然自得,一群群聚集居住在一起,只知他们的母亲而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到了宓牺氏的时代,老百姓有点浮华了,聪明的想欺诈愚笨的,勇敢的想恐吓怯懦的,强健的想欺凌弱小的,人多的想强暴人少的,所以宓牺制作了八卦用来治理老百姓。

到了周国时,老百姓浮华轻薄,八卦很难再使用下去,因此周文发展为六十四卦,充分发挥了八卦的一切变化,使老百姓不再懈怠。到了春秋时期,老百姓轻浮很久了,因此孔子编写《春秋》,表彰极细小的善行,贬斥极细微的恶举,并称赞说:“周朝的礼制是依据夏、商两代的礼制制定的,多么丰富多彩呀!我拥护周朝的礼制。”孔子知道社会在逐渐衰败,老百姓浮华轻薄难于治理,因此提出了周密的礼法制度,设置了很细微的各种禁令,纠正什么维护什么,规定得极为完备详尽。这种说法太荒谬了。

古代的人心中怀有五常道德,后代的人也怀有五常道德。同样都怀有五常道德,都是禀受了同样的气而产生出来的人,古代的为什么单纯朴实？后代的为什么浮华轻薄呢？那些见到古代的老百姓喝禽兽生血吃带毛生肉,没有五谷之类的食物,后代挖地造井,耕作土地播种谷物,饮用井水吃谷物粮食,懂得用水火来烹调食物；又见到上古的人居住在岩洞里,穿的是禽兽的皮,后代的人用宫室取代岩洞,懂得用布帛来打扮自己的人,就说上古的人单纯朴实,后代的人浮华轻薄了。

器物职业会发生变化,人的本性与操行不会产生变化,然而出现了古人“质朴”,今人“文薄”这种说法的原因,是由于国家和社会注定有盛有衰,衰败太久就会出现弊病。比如衣食对于人,衣服刚做成时漂亮完整,食物刚熟时清香洁净,衣服稍穿久一点就破旧了,食物经过几天就腐臭了。典章制度与质朴诚信的法则,古今是一样的。有时侧重于“文”,有时侧重于“质”,社会有时衰败,有时兴盛,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不独今天是这样。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传上说:“夏后氏的君王倡导忠厚。君王倡导忠厚,君子都忠厚,它的弊病是导致小人粗野。纠正粗野什么也比不上用敬奉天神和祖先的办法。殷代的君王倡导敬奉天神和祖先,君子都敬奉天神和祖先,它的弊病是导致小人迷信鬼神。纠正迷信鬼神的做法莫过于提倡典章制度,所以周代的君王倡导典章制度。君王倡导典章制度,君子都遵循典章制度,它的弊病是导致小人浮华轻薄。纠正浮华轻薄的做法莫过于提倡忠厚。”继承周代而统治天下的君王,就应当倡导忠厚。夏代所继承的尧、舜时代的教化产生了浮华轻薄的弊病,所以才倡导忠厚；尧、舜倡导典章制度,那么他们所承袭的前一代的教化,肯定存在着迷信鬼神的弊病。世俗之人见到当今的浮华轻薄现象,轻视它反对它,就说古代朴实单纯,后代浮华轻薄,好比自家的子弟不规矩,就认为别人家的子弟规矩忠厚了。

一般说法讲到古代的人,重视礼义而轻视生命,遇到应该效忠尽义的事情,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此而牺牲生命是自己的本分,就必然会赴汤趋锋,至死也不顾惜悔恨。所以弘演的节操,陈不占的忠义,在以往的事例中和他们相类似的人中,书籍中所记载的,丧失性命抛弃身体的人中,这类事情很多,不只一种。如今社会上的人,贪求私利,苟且偷生,抛弃礼义,非分追求利益,不用礼义互相劝勉,不在操行方面互相激励,礼义被自己废弃了不以为有害,操行被自己所做的事情败坏了也不感到可怕。这些说法是荒谬的。

古代的士和今天的士一样,都具有仁义的本性,那么他们遇上应当效忠尽义的事情都会有奋不顾身的节操。古代有无义的人,当代有树立节操的人,善与恶混杂在一起,哪一代没有这样的事情呢？记载历史的人好推崇古代而贬低现代,重视所听到的古代传说而轻视所看到的现实。善辩的人则谈论那些古老的事情,写文章的人则写那些时代久远的事情,眼前存在突出的事迹而善辩的人不说它,现实存在异常的事而写文章的人不记录它。如同那位琅琊郡的倪子明,灾荒发生的时候,哥哥将被饥饿的人吃掉,他捆上自己向饥饿的人叩头,请求代替哥哥被吃掉,饥饿的人赞美他的义气,把他们哥弟俩都放掉不吃他们。哥哥死后,他收养了哥哥的遗孤,对孤儿的爱与自己的孩子没有丝毫差别。灾荒年谷物吃完了,不能同时养活两个孩子,饿死的是他的孩子,而让哥哥的孩子活了下来。临淮郡的许君叔也收养了哥哥的孤儿,岁月荒乱的时候,饿死了他的亲生的孩子,而让他哥哥的孩子活了下来,这与倪子明是同样的义气。

会稽郡孟章的父亲孟英任郡的决曹掾,郡中官吏拷打杀害无罪的人,这件案子到朝廷复查的时候,孟英把罪过归于自己,终于代替长官被处死。孟章后来又当了郡的功曹,投入战斗攻击贼人,兵卒连吃败仗,被贼人用箭所射,孟章用身体掩护郡将,一直到死也不离开。这与弘演的节操、陈不占的忠义有什么区别呢？当今撰文写书的人,肯引孟章的事迹来比喻吗？比喻用的材料,往上则寻求至虞、夏时代,往下则寻求殷、周时代,秦、汉时期,有功德奇特操行特殊的人,尚且认为时代太近,又何况当今社会在百代之后,叙述历史的人亲眼见到这些了吗？

画工好画古代的人,秦汉时期的人,即使功绩操行很突出,画工也不肯画他们。不肯画当世的人,是因为画工尊古卑今的缘故。贵重天鹅而轻贱鸡,因为天鹅离得远而鸡挨得近的缘故。即使现在有人所讲的道理比孔子、墨子还精深,名望也不可能与他们相等；表现出来的操行高过曾参、颜回,声誉也不可能跟他们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世俗的本性是轻视所见的事实而重视所听来的传闻。有人在这里,树立起忠义节操,考核他的操行,古人没有能超过他的,撰文写书的人,肯把他的事迹记载在书籍里,把他当作和以往的事例一样来表彰吗？他们提出奇特的论点,写出新的文章,不比古人逊色,好事的人肯舍弃时代久远的书,而留心阅读这些东西吗？杨子云写《太玄》,著《法言》,张伯松不愿意读一读,因为他与杨子云生活在同一时代,所以就轻视杨子云的言论。假如杨子云的时代在张伯松之前,张伯松就会把他的书当作珍贵文献了。

一般说法讲到上古时代,圣人道德高尚,而治理国家又有卓越的功绩,所以孔子说:“真伟大啊,尧这样的君王!唯有天最为高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他的德行浩大无际,老百姓都不知道要怎样称颂他才好!他的功业太崇高了!他的礼乐制度多么光辉灿烂呀!”舜继承尧的德行,没有败坏大业；禹承袭舜的德行,没有损害大功。这以后到了商汤,发兵讨伐夏桀。周武王高举大钺讨伐殷纣王,人们对他们不再用“巍巍”、“荡荡”这种歌颂的言辞了,却用了动用军队讨伐的言辞。这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比尧舜差,所以才使用武力,使用了武力教化就薄弱了。教化薄弱,就是商汤、周武王不及尧、舜的明证。到了秦代,战争频繁各国以武力相斗,较量国势的强弱,秦国以武力统一了天下。即使统一了天下,也没有出现吉祥的征兆,如“使所有的诸侯国和睦相处”、“凤凰来朝”这类吉兆,不正是道德差赶不上、功业小比不上尧舜的证明吗？这种说法太荒谬了。

天施放的阳气和地施放的阴气协调和谐就产生了圣人,圣人治理好天下就立了大功,和气不只是古代才存在,那以为什么只有古代的圣人才特别好呢？世俗的本性,喜好推崇古代而毁谤现代,轻视所见到的事实而重视听到的传闻,又见经传上夸张贤圣的美德,孔子特别夸大了尧和舜的功德,又听说尧禅让帝位给舜,商汤、周武王讨伐而与桀、纣相争夺,就说古代的圣人比现在的圣人好,功业教化比后代纯厚了。经书上有赞扬增美的文辞,世间上有凭空夸张的言论,这是读经览书的人都共同见到的。孔子说:“殷纣王的坏,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厉害。所以君子很厌恶自己处于众恶所归的地位,因为天下的坏事都会归到处于下流地位的人身上。”

世人经常把桀、纣与尧、舜看成是相反的人物,称美谁就以尧、舜为例,贬斥谁就举桀、纣为例。孔子说过“殷纣王的坏,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厉害”的话,那么就可知尧、舜的功德,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盛大。尧、舜的禅让,商汤、周武王的诛伐,都是由天命注定的,不是道德的好坏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假如商汤、周武王生活在尧、舜那个时代,也会禅让而不用讨伐；尧、舜生活在殷、周时代,同样也会诛讨而不禅让,既有天命注定的事实,而世人却凭空捏造出所谓道德好坏的说法,经书上说尧“使所有的诸侯国和睦相处”,当时也有发生在丹水的战争；舜时“凤凰来朝”,当时也发生了与有苗的战争。既然古今帝王都用兵动武,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道德也没有什么好坏的差别,而功业也没有什么大小的不同。

世人认为桀、纣的罪恶超过了秦王朝,实事求是的人认为秦王朝的罪恶超过了桀、纣。秦王朝与汉王朝的善与恶相反,如同尧、舜与桀、纣的善与恶相反一样。秦王朝与汉王朝都在后世,秦王朝的罪恶超过桀、纣,也就可以知道大汉王朝的功德不比尧、舜的功德差。唐尧的“协和万国”,本来是夸大而下符合实际的。虞舜的“凤凰来仪”。汉宣帝时已经五次招来了凤凰。汉明帝时祥瑞一齐出现。道德高尚所以有祥瑞出现,既然祥瑞一样多,那么功业就不相上下。汉宣帝、汉明帝如果道德不好,赶不尧舜的话,为什么能招来与尧、舜同样的祥瑞呢？

光武皇帝好比龙兴凤举,夺取天下就像捡起遗物一般的容易,为什么功德比不上殷汤和周武王呢？世人讲到周代的周成王和周康王没有损害周文王的盛大功业,舜的品德崇高没有损害尧的盛大功业。当今汉章帝,继承了光武帝、汉明帝的事业,具有更加兴盛非常美好的教化,没有细小如毫发的缺点,往上追溯,为什么不及舜、禹呢？往下为什么不如周成王、周康王呢？世人见到五帝、三王的事迹记载在经传上,而汉朝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记载,还是档案文书,就说古代的圣人道德高功业大,后代的道德不好而教化又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