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知篇》和后面的《知实篇》是王充的两篇重要哲学论文。本篇重点考察知识的来源问题。

汉儒认为,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白虎通》则宣称:“圣人所以能独见前睹,与神通精者,盖皆天所生也。”

王充在本篇中批判了这种观点。他指出,“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圣贤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不问自知,不学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他认为,世上根本没有什么“达视洞听之聪明,”所谓“先知之见方来之事”,都离不开“案兆察迹,推原事类”,“如无闻见,则无所状”。所谓圣贤先知,其奥秘在于他们能“阴见默识,用思深秘”,“先闻见于外”,而一般人往往忽略,不动脑筋,因此,“见贤圣之名物,则谓之神”。其实,“天下之事,世间之物,可思而知,愚夫能开精；不可思而知,上圣不能省”。“所谓圣者,须学以圣”,并无神奇可言。至于智明早成的人是有的,但他们的早成,同样离不开后天的学习所得,“虽无师友,亦已有所问受矣。不学书,已弄笔墨矣。儿始生产,耳目始开,虽有圣性,安能有知”。把早成的人吹得神乎其神,是由于“褒称过实,毁败逾恶”的庸俗风气造成的。

俗儒评论圣人,认为圣人前知千年以前的事,后知万年以后的事,有独到的眼力,有独到的听力,事物一出现就能说出它的名目来,圣人不学就能感知,不问就能通晓,所以一提到圣人就认为和神一样了。就像蓍草和龟甲能占卜吉凶,蓍草称为神,龟甲称为灵一样。贤者才能低下比不上圣人,智慧较差不能预知未来,所以称之为贤人。名称不同那么实质也不同,实质相同那么名称就一样,就“圣”这个名称来说,就可知圣人超群无比,与贤人不一样。

孔子临死的时候,留下谶书说:“不知是一个什么男子,自称是秦始皇,走上我的内堂,坐在我的床上,弄乱了我的衣裳,以后他到沙丘就会死去。”以后,秦王统一了天下,号称“始皇”,巡游到达鲁国地区,观瞻了孔子的住宅,才到沙丘,就在途中生病死了。又说:“董仲舒整理发挥我著的书。”以后,江都相董仲舒研究《春秋》,编写了传记。又写道:“亡掉秦朝的,是名叫胡的人。”以后,二世胡亥果然丢掉了天下。用这三件事来评论它,这就是圣人能预知万年以后的事情的证明。孔子生下来以后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的母亲隐瞒了他,他用吹律管的办法知道了自己是殷宋大夫子氏的后代。孔子不根据河图、洛书,没有听人说,自吹律管精心思考,知道了他的身世,这就是圣人前知千年以前的事的证明。

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是虚妄不实的。考察神怪的说法,全在谶书之中,它所记载的都是从河图、洛书哪里仿效来的。“亡秦者胡”就是仿效《河图》上的话。孔子使它条理通畅给它增添润色,用来记载神怪的事情；也许是后人伪造的,用来表明圣人的效验。汉高祖封刘濞为吴王,给他送行的时候,拍着他的背说:“汉朝开国五十年后,东南地区有谋反的人,难道会是你吗？”到汉景帝的时候,刘濞与七国串通反叛汉朝。提出这句话的人,也许是观察了天象,判断东南地区将会有反叛发生,并不知当事人的名字,高祖见刘濞勇武,就认为他是这个当事人。

根据这点来推论,孔子预知秦始皇、董仲舒所做的事,也许仅仅只是说过“将有人观览我的住宅”、“整理我的著作”这样的话,后人见秦始皇入孔子的住宅,董仲舒读孔子的书,就增添孔子说过的话,把当事人标明出来了。如果孔子真的神奇,能够凭空预知秦始皇、董仲舒所做的事,那么他自己是殷后子氏的后代,也应该默默无声地就知道这一点,用不着以吹律管的办法来自己确定。孔子不吹律管,就不能确定他的姓,涉及到他预知秦始皇、董仲舒的事,也还是用了吹律管以定姓氏的这类办法了。

考察秦始皇原本的史实,秦始皇并没有到鲁国,怎么会上孔子的内堂,坐在孔子的床上,弄乱孔子的衣裳呢？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的那一天出游,到达云梦泽,在九嶷山对虞舜举行“望”祭。乘船顺长江而下,在藉柯观览,渡过梅渚,经过丹阳,到达钱塘,亲临钱塘江,波涛汹涌,就往西行一百二十里,从江面狭窄处,渡过钱塘江,登上会稽山,祭祀大禹,立石碑刻颂辞,对南海举行“望”祭。回来经过吴县,从江乘渡江,沿着海边北上,向北直到琅邪山。从琅邪山往北到崂山、成山,由这里到之罘,于是沿着海边航行,往西到达平原津就病了,最后死在沙丘平台。

既然秦始皇没有到过鲁国,谶书依据什么说秦始皇到鲁国呢？连秦始皇是否到过鲁国都不知道,书上记载的孔子说的“不知是一个什么男子”的话,也就不可信了。“不知是一个什么男子”的这句话不可信,那么记载的“董仲舒整理我的著作”这句话也又不可信了。已有的事实,文字记载无论如何异常,不过是人所说的话罢了。只要不是天上掉下来、地下冒出来的书,就都得遵循前人因袭古人,有所依据而加以描述；如果从来没有听说或看到过,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可描述的了。大凡圣人预见祸福,也是估量事物的苗头而加以类推,考察事物的开端而预见到它的结果,从民间小事推论到朝廷大事,由明显的事而察知昏暗的事。谶书中的神秘记载,远见尚未发生的事,说得空洞而含糊,预见尚未出现的事,乍一听,猛一看,显得离奇古怪,好像不是一般人的口里所能说得出来的。

仿效同属一类的事情以预测祸患,推究过去的经验以判断未来,贤者也能做到这点,并非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周公谈论如何治理鲁国,太公预知周公的后代必将有君权削弱的祸患；太公谈论如何治理齐国,周公预见到太公的后代必将有杀君篡国的祸乱。彼此都预见到对方采用的治国方法和手段的最终结果,预见到祸乱的苗头了。纣王制作了象牙筷子而箕子发出哀叹,鲁国用偶人随葬而孔子为此发出慨叹,这是由制作象牙筷子预见到纣王要吃龙肝的祸患,由用偶人随葬预见到用人殉葬的灾祸。太公、周公都预见到了尚未发生的事情,箕子、孔子都看到了还没有出现的事情,用来预见未来的推理方法,贤人和圣人是一样的。鲁侯年老,太子幼弱,次室邑的女子靠在柱子上长啸叹息,是依据老弱的征候,预见到败乱的先兆。凭妇人的见识,尚且能够推究同类事情而预见到未来,何况圣人君子,才高智明的那一类人呢!

秦始皇七年,庄襄王的生母夏太后死了。秦孝文王的王后叫华阳后,与秦孝文王同葬在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埋葬在范陵,所以夏太后另外埋葬在杜陵,她说:“向东可以看到我的儿子,向西可以看到我的丈夫,此后一百年,旁边将会出现万户人家的城镇。”那以后出现了正如她所说的情况。如果一定要把能用类推的方法预见未来的人称为圣人,那么,次室女子、夏太后都是圣人了。秦昭王七年,樗里子死了,埋葬在渭水南岸章台的东面,他说:“此后一百年,必定有天子的宫殿夹着我的墓。”到了汉朝兴起,长乐宫建在他的墓的东面,未央宫建在他的墓的西面,武器库正对着他的墓,竟然同他说的完全一样。这些先知的事例,都是能预见未来的证明。如果用这种情况来证明圣人,那么樗里子就算圣人了。如果他不算是圣人,那么只凭能够先知、预见未来,就不足以说明是圣人。

这样说来樗里子预见到天子的宫殿夹着他的坟墓,也就像辛有预知伊川一带将会变成戎族居住的地区一样。从前辛有经过伊川,见到披头散发祭祀的人,就说:“不超过一百年,这个地方将会变成戎族居住的地区了!”那以后一百年,晋国迁移陆浑之戎到伊川一带居住,竟然像辛有所预言的一样。辛有预见到伊川将变成戎族居住的地区,是由于见到了披头散发的先兆；樗里子预见到天子的宫殿会夹着他的坟墓,也是由于见到了墓旁有广阔平坦的地基。韩信埋葬他的母亲,也设法营建在又高又宽敞的地方,让墓的旁边可以安置万户人家。以后竟然有万户人家居住在墓旁。所以樗里子见到广阔平坦的土地有修建宫台的征兆,就像韩信看到又高又宽敞的地方会出现万户人家一样。能够先知预见到未来的事情,并没有超过一般人的视力和听力,都是通过考察事情的征兆和迹象,根据同类事物进行推论得来的。

春秋的时候,卿、大夫相互交往聚会,看到动作异常,听见言谈反常,善就说明是吉祥的福祐,恶就判断是凶妖的祸患。能预先判明祸福,老早就考虑到尚未出现的事情,并没有神怪的才智,都是由于察觉了先兆。现在用它来论述,所以能够知道的事,通过思虑就能预见到；通过思虑不能够知道的事,不学不问就不能够知道。不学就能自己知道,不问就能自己通晓,从古到今已有的事例中,还没有见到过。可以知道的事,只要精心去思考它,事情再大也不难明白；不可以知道的事,即使用心学习和请教别人,事情再小也不容易弄懂,所以即使有智能的人,不学就没有成就,不请教别人就不会知道。

有人责难说:“项讬年仅七岁就教导孔子。考察他七岁时尚未进入小学而教导孔子,这是天生的自知了。孔子说:‘天生就知道的,是上等；通过学习而知道的,是次一等。’只说天生就知道的,不讲学习和请教别人,说的就是像项讬这样的人。王莽的时候,勃海郡的尹方年纪才二十一岁,没有老师也没有学友,却天生智慧聪明,通晓六艺。魏都牧淳于仓向皇帝上奏:‘尹方不用学习,得到文章就能读诵,论说道理能引用五经文字,解释文字议论事理,都能满足人们的心意。’皇帝征召尹方,让他辨认鸟虫书,又对他进行策试,他没有不知道的,天下人称他是圣人。没有老师、学友,却通晓六艺,根本不学写字,得到文章却能诵读,这是圣人了。不学自己能知道,没有老师自己能通晓,不是神而先知又是什么呢？”

回答说:即使没有师友,也已经有所提问与接受指教了；不学写字,已经摆弄过笔墨了。小孩刚生下来,耳目才开始张开,即使有圣性,怎么能有知识呢？项讬虽然才七岁,但他三四岁时,已经能接受容纳人们所讲的事情了。尹方虽然才二十一岁,但他十四五岁时,已经有许多所闻所见了。天性聪明才智过人,独自思考无所依据,没有觉察到预兆,不见类似的效验,往下推想到百代之后,会有马生牛,牛生驴,桃树结李子,李树结梅子,圣人能预见到这些情况吗？往下推想到百代之后,会有臣杀君,子杀父,像颜渊那样的仁人,像曾参那样的孝子,像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像子贡、宰予那样的能言善辨的人,圣人能预见到这些情况吗？

孔子说:“如果将来有人继承周朝的礼制,即使经过一百代,它的损益情况也还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又说:“后辈是可令人敬畏的,怎么能知道后来的人不如现在的呢？”孔子论将来礼制的增减改易,称为“可以知道”,讲后辈,称为“怎么知道”。这是因为后辈的情况难以断定,而制度的增减改易容易判明的缘故。这些例子都比较遥远,不是人们所能耳闻目见的。让一个人站立在墙的东面,叫他发出声音,让圣人在墙的西面听他的声音,圣人能知道这个人皮肤黑白、身材高矮、籍贯、姓名和家族渊缘吗？水沟里有流尸,山泽里有枯骨,头发和面孔都烂掉了,肌肉都腐烂消失了,让人去询问圣人,圣人能知道他是务农还是经商,年龄大小,以及犯什么罪而被处死的吗？并不是圣人无知,而是只凭他的才智是无从知道的。凭他的才智无从知道,不问就不能知道。不问不能知道,这是贤圣同样具有的缺陷。

有人责难说:“詹何坐着,他的学生在旁边侍候,有一头牛在门外面鸣叫。学生说:‘这是一头黑牛,而蹄子是白色的。’詹何说:‘对,这是一头黑牛,而它的蹄子被人弄白了。’派人看这头牛,果然是黑牛而被人用白布裹在牛蹄上。詹何,是位贤人,尚且能够听声音就知道牛的颜色,凭圣人的才智,反而不能知道吗？”

回答说:能够知道是黑牛而被人弄白了蹄子,能够知道这头牛是谁的牛吗？把它的蹄子弄白是为什么呢？术数仅仅能见到一个方面,不能弄清全部事实。即使明了一件事,如果多方面地加以辩驳和追问,往往就不能全部知道了。为什么呢？不亲眼望见亲口询问,就不可能全部知道。

鲁僖公二十九年,介国葛卢来朝见,住在昌衍旁,他听见牛叫,就说:“这头牛生过三头纯色牛,都已经被用来祭祀了。”有人问:“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呢？”他回答说:“它的叫声这样说的。”这个人去问牛的主人,情况果然同葛卢说的完全一样。这又是在运用术数,不是凭智慧所能见到的。广汉郡的杨翁伟能听得出鸟兽的话,他乘坐一匹跛马拉的车到野外去,田间有一匹正放着的瞎了一只眼的马,两马相距几里远,鸣叫声却相互听得见。翁伟对他的车夫说:“那匹正放着的马知道我们这匹马是跛的,而它自己的眼是瞎了一只的。”他的车夫问:“你怎么知道这些呢？”翁伟回答说:“那匹马骂这匹车辕中的马是跛的,这匹马也骂那匹马是瞎了一只眼的。”他的车夫不相信,就去看那匹马,那匹马竟然是瞎了一只眼的。杨翁伟听得懂马的声音,就像詹何、介国的葛卢听得懂牛叫一样,是依靠术数,把两匹马叫声的意思合在一起考察出来的,不是凭借视力强而转眼就看出来的。

听声音有方术,那么察看颜色就有术数了。运用术数来推算,就像事先听到和见到过似的,大家不明白这一点,就认为他是神是圣了。就像孔子看见一头野兽,马上能说出它是猩猩；司马迁看到画上的张良,说他相貌像女人这类事情一样。考察孔子并没有见过猩猩,而见到了就能说出它的名字；司马迁和张良不在同一个时代,而眼睛却看到了他的相貌。假如大家听到这些话,就认为他们是神而先知的人。然而孔子叫出猩猩的名字,是听到过山野之民唱的歌；太史公看出张良的形象,是从宣室的画像上先见过的。贤圣暗中看到过而默记在心,运用心思深沉而隐秘；众人马虎大意,很少留心,见到贤圣说出事物的名称,就认为他们很神。以此推论,詹何见到黑牛弄白了蹄子,也是这类情况。他如果不是靠术数推算出来的,那就是先前已经从外边听见或见到过了。

当今以占射事物为职业的人,首先依据术数来判断吉凶,术数判断不中,就掺杂以人事。能把人事和术数结合起来运用的人,就和神没有什么不同了。詹何这类人,就是当今占射事物一类的人。如果认为詹何这类人天生就能预知那些事,不依靠术数来推算,那他们就像鸟类能预知刮风,蚯蚓蚂蚁之类能预知下雨一样了。聪明才智早熟,项讬、尹方大概就属于这一类人吧。

有人责难说:“黄帝天生就很神灵,刚生下来就能说话。帝喾生下来就能自己说出自己的名字。没有在外面的见闻,生下来就能说话,称呼自己的名字,难道不是神灵和天生预知的证明吗？”

回答说:黄帝生下来能说话,然而他的母亲怀他二十五个月才生下他来,计算这个月数,他也已经有两年在他母亲的身体中了。帝喾生下来能自己说出名字,然而他不能说出别人的名字,即使有一方面的才能,却不能通晓所有的事情。所谓神灵能天生先知的人,难道讲的是生下来就能说出他自己的名字吗？还是说没有经过传授就能知道,没有接触过就能预见呢？黄帝、帝喾虽然有神灵的证明,但也都是属于有早熟的才智。人的聪明才智有成熟得早的,也有经过后天学习才成就的。即使没有请教老师,在家里已经向人请教和学习过了。人们见他年幼而才智早成,称赞他就过头了。

说项讬七岁,这一定是有十岁了；说他教孔子,这一定是孔子去问过他。说黄帝、帝喾生下来就能说话,这也一定是生下来几个月了。说尹方二十一岁,这也一定是将近三十岁了；说他没有什么师友,又不学习写字,这也一定是他出外或在家学习过了。世间习俗称赞别人时总是超过实际情况,说别人的坏话往往超过了他的罪恶。世俗传说颜渊十八岁登泰山,望见吴都阊门外有一匹拴着的白马。考查实际情况,可以肯定颜渊是三十岁,没有登泰山,也没有望见吴都的阊门。对项讬、尹方的称誉,就如称誉颜渊这类情况一样。

人的才智有高低之分,认识事物要通过学习才行。通过学习才能知道,不请教别人就不能认识事物。子贡说:“我的老师是无处不学习的,可是又何必要有个固定的老师呢？”孔子说:“我十五岁就有志于学问。”五帝、三王,都是有所师法的。有人说:“这是为了给人们做榜样。”我说:精心思考也可以作为人们的榜样,为什么一定要以勤学做榜样呢？事理很难凭空思考而得知,贤圣的才能却可以通过学习而具备。那些称为“神”的,是不学而知的；哪些称为“圣”的,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成为圣。因为圣人也需要学习,所以知道他并不是神。天地之间,含有血气的动物,没有天生就知道一切的。猩猩知道过往人的姓名,喜鹊知道未来的喜事,因为它们承受了天的本性,自然就是如此的。

如果认为圣人是像猩猩那样的吗？那么猩猩之类可是鸟兽啊。童谣可以不学而知,可以算是神而先知了。如果认为圣人是像童谣那样吗？那么童谣可是一种妖象啊。世间圣、神的东西可以认为是巫吗？鬼神通过巫的口来指示人。如果认为圣人是像巫那样的吗？那么做巫的人也是一种妖啊。巫与妖象同属一种气,那么与圣人就不属于一类了。巫与圣人不同,那么圣人也就不能称为神了。不能称为神,那就属于贤人一类的了。与贤人同属一类,那么圣人所知的就与贤人没有什么不同了。至于他们有所差别,是由于他们所掌握的“道”不一样。圣人走得快,贤人走得慢；贤人才能多,圣人智慧多。他们所掌握的是同一种“道”,只是量的多少不同而已；他们所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走得快的超过了走得慢的而已。

事情有难以知道的有容易明白的,这都是贤圣所共同关心的。就像社会风气文质的重复,三种教化的循环,历法的相互沿用,典章制度的增减和相互沿袭,这都是贤圣所共同知道的。古代的水火,就同现在的水火一样；现在的声色,就同后代的声色一样。无论是鸟兽草木,还是人民的好恶,根据现在而推知古代,根据当前而推知未来,千年之前,万代之后,没有什么不同的。往前观察上古,往后探察后世,知道“文质”、“水火”一类的事情,这是贤人圣人同样能做到的；看见了征兆,察觉了迹象,就能说明祸福,这是贤人圣人同样能做到的；见到奇怪的东西能够说出它的名称,不会有什么疑惑,这是贤人圣人同样能做到的。可知的事物,贤人圣人同样都能知道；不可知的事物,即使是圣人也不可能知道。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假如圣人凭空坐在那里而事先就知道天要下雨,也只是生来能够在这一件事物上有先知远见,他的聪明才智并不全面,不值得一提。所谓先知先觉生来就能通达事理的人,就能尽知万物的本性,能完全看清各种“道”的要领。如果是知道一个部分就不通晓另一个部分,通达左边却看不见右边,认识片面杂乱而不纯,残缺而不完备,就不是所说的圣人了。如果一定要说他是圣人,这反而说明圣人并没有什么神奇。詹何这类人是圣人,孔子这类人也是圣人,这就是说圣人没有什么不同于贤人的地方,贤人并不比圣人差。贤人圣人都能这样,为什么说圣人比贤人神奇呢？如果都运用术数推算,贤人为什么比不上圣人呢？

实际上,圣贤不能天生地知道一切,必须依靠耳听、眼看来确定事情的真象。他们使用耳目,可以知道的事,经过思考就可以理解；不能知道的事,要等到请教了别人才能理解。天下的事情,世间的万物,可以通过思考而知道,再愚蠢的人也能明白；通过思考不能知道,即使是上圣也不能明白。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地去思考,结果没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去学习。”

天下的事物有不可知的,好比绳结有不能解开的一样。倪说善于解绳结,绳结没有解不开的。如果绳结有解不开的,那么倪说也不能解开了。并不是倪说不会解绳结,而是有的绳结根本就解不开,等到他去解这种结时,因此也就解不开了。圣人知道一切事物,事物没有什么不能知道的。如果事物有不能知道的,那么就是圣人也不能知道了。并不是圣人不能知道事物,而是事物有根本就不能知道的,等到圣人想去知道这种事物时,因此也就不可能知道了。所以较难知道的事物,通过学习和请教别人就能够知道；根本不能知道的事物,即使通过学习和请教别人,仍然不能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