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实知篇》的姊妹篇。文中列举了十六个事例,进一步论述了知识来源于经验这一基本观点。

王充在开篇即指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他论述:“圣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间,不能独见”,并不是“空说虚言”,光凭才智加以推论,而是有事实作为依据的。接着他列举了十六个大部分与孔子有关的事例,批驳了“圣人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白虎通》)的观点。为了破除圣人能先知的迷信,王充针对“倍英曰贤,万英曰杰,万杰曰圣”(《白虎通》)的论点,进一步引证各种事例,把圣人放到与贤人同等的地位。他指出,圣人“耳闻目见,与人无别,遭事睹物,与人无异,差贤一等尔,何以谓神而卓绝!”圣贤的区别只决定于他们学习时所付出的劳动程度的不同(圣贤可学,为劳佚殊),并非圣人的耳目有什么超人的达视之明”,能“知人所不知之状”。

王充虽然在本篇中提出了重视“效验”的观点,但他所指的“效验”,大多是古人的传说,古书的记载以及他个人直观感到的某些事物,并不是指人们的社会实践。

大凡论述事理的人,如果违背了事实而不举出证据,那么,即使道理讲得再动听,说得再多,大家也还是不相信的。我论述圣人不能像神一样先知,在先知的人中间,并不是只有圣人才能预见,这不只是凭空瞎说,也不只是凭才智类推得巧妙。我的这种看法是有证据的,而且可以证明事实确实是这样。有哪些事实可以用来证明它呢？

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说:“真的吗,公叔文子不说话、不笑、不要别人的东西吗？有这样的事吗？”公明贾回答说:“这是由于告诉你的人把话说过了头。公叔文子在该说的时候才说,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话；高兴的时候才笑,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笑；符合礼义才索取,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索取。”孔子说:“难道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天下的人,能做到像伯夷那样的廉洁,不拿别人一点东西,但是从来没有不说话、不笑的人。孔子既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作出正确的判断,心有疑问不能相信,又不能看得非常透彻、非常远,以弄清楚事实,问了公明贾之后才知道了真实情况。孔子不能先知,这是第一条证据。

陈子禽问子贡说:“孔老夫子每到一个国家,必定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情况,是他自己打听来的呢？还是人们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他是凭着温良恭俭让这些美德得来的。”温良恭俭让是高尚的德行。用高尚的德行对待人,人们就亲近他。人们亲近他,那么人们就会告诉他了。既然如此,那么孔子就是由于人们告诉他才了解政治情况的,并不是神而自知的。齐景公问子贡说:“孔老夫子是个贤人吗？”子贡回答说:“他乃是圣人,哪里只是个贤人呢？”齐景公不知道孔子是圣人,子贡订正了他的名称；陈子禽也不知道孔子是用什么办法知道政治情况的,子贡确定了它的实情。既然回答齐景公时说“他是圣人,哪里只是个贤人”,那么子贡对子禽也应当说“他是神而自知的,不是听别人说的”。就子贡回答陈子禽的话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二条证据。

颜渊饶火做饭,灰尘掉到饭甑里,想放开它不管饭就不干净了,想把有灰的饭倒掉就要糟踏一些饭,所以就把它挑出来吃了。孔子远远地看见了,认为颜渊是在偷饭吃。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三条证据。

路上有个狂人,把刀戳在地上等着；野泽中有只猛虎,磨着牙在望着。

知道或看到的人就不敢再向前走了。如果不知道或者没有看见而继续往前走,那么就会被狂人杀掉,被老虎吃掉。匡人包围了孔子,如果孔子真能先知,那就该早早地换一条路走,以避开这场灾祸。孔子因为事先不知道,所以才遇上匡人,遭了这场灾祸。以孔子被围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四条证据。

孔子在匡地被围困受到威胁,颜渊最后逃出来。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如果孔子先知,就应该知道颜渊一定没有遇害,匡人一定没有弄死他。看到颜渊回来了,才知道他没有死；没有看见他回来的时候,说认为他死了。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五条证据。

阳货想让孔子来拜见他,孔子不去拜见,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了的小猪。孔子探明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谢他,不料在半路上碰见了阳货。孔子本来是不想见到阳货的,所以既然去拜会,却又打探他不在家的时候才去,这种情况说明孔子坚决不想见到阳货。可是回来时,却在路上碰上了他。以孔子碰见阳货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六条证据。

长沮、桀溺两人合作在一起耕地,孔子从旁边经过,派子路向他们打听渡口在什么地方。如果孔子知道渡口在什么地方,就不该再去询问。辩护的人说:“这是想考察一下隐士的品行。”既然孔子先知,那他就该自己知道,用不着考察。如果不知道而去问他们,这正好说明他不能先知,这是第七条证据。

孔子的母亲死了,因为孔子不知道他父亲的坟墓在何处,所以就把他母亲临时葬在五甫衢。别人看见就认为是正式埋葬了。大概是因为没找着与他父亲合葬的地方,在临时埋葬他母亲时,礼仪很郑重,所以别人就认为是正式埋葬了。邻居邹曼甫的母亲把孔子父亲的坟墓所在地告诉了他,然后才得以把他的父母合葬在防山。本来在防山就有他父亲的坟地,而孔子却把他的母亲临时葬在五甫衢路旁,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八条证据。

合葬之后,孔子先返回家里。门人后回来,雨下得很大。孔子问:“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啊？”门人回答说:“防山的墓倒塌了。”孔子不再说什么,门人说了好几遍,孔子才泪流满面地说:“我听说,古时候是不修墓的。”如果孔子先知,应当事先知道防山的墓会倒塌,等到门人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流着泪等着他们。门人到家之后才知道墓倒塌了,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九条证据。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问。因为他不知道所以才问,这是为了给人们做榜样。孔子从来没有进过太庙,庙里的礼器很多不只是一两件,孔子即使是圣人,怎么能都知道呢？辩护的人说:“太庙里的礼器孔子曾经都见过,实际上他已经知道,然而还要再问一问,这是为了给别人做榜样。”孔子说:“有了疑问要想到请教别人。”这是说有了疑难才应该问啊!如果说“实际上已经知道,还应当再问,以此给人做榜样”,那么孔子通晓“五经”,学生们跟他学习,他也应该再去请教一下别人,以此来给人做榜样,为什么孔子只是给学生讲课而不请教别人呢？不用自己已经知道五经还去请教别人这种行为给人做榜样,唯独以自己已经知道太庙里的礼器而再问别人这种事给人做榜样,圣人的用心,怎么这样不一致呢？以孔子进太庙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条证据。

主人请宾客饮酒吃饭,或者想请客人住在他的家里。客人如果听说他家有轻薄子孙,轻薄子孙必定会叫他的父母端走酒菜,使客人吃不上、喝不上；还会关上房门,使客人不能留宿。那么客人会拿定主意,肯定不会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客人知道被请去了也不会有高兴的事,只是白跑一趟受一番劳累和侮辱罢了。如果去了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事,又白劳累一场受顿侮辱回来,那是因为客人不了解主人的家庭,不了解他家的具体情况。人和具体情况都很难预知,吉凶也很难预料。如果孔子先知,就应该知道诸侯已经被谗臣所迷惑,是一定不会任用自己的,只能空跑一趟还使自己受到侮辱,聘书和召令到了,也应该搁置起来不去应聘。君子不去做那种毫无益处的事情,不走使自己受到侮辱的路。不必要周游列国去答应诸侯的聘请,而自取“削迹”的侮辱；不应该白费力气去游说那些不会采用自己主张的君主,而自找“绝粮”的灾祸。由此说来,孔子似乎并不能先知。为孔子辩护的人说:“孔子自己知道是不会被任用的,圣人忧虑的是‘道’行不通,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多半是想要辅佐诸侯,推行他的道而拯救老百姓,所以才答应诸侯的聘请周游列国,不躲避灾祸和耻辱。由于他为的是行道而不是为自己,所以遇到灾祸也下怨恨；为的是老百姓而不是为了出名,所以遭受诽谤也不顾忌。”我说: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孔子说过:“我从卫国到鲁国后,才把《诗》的乐曲进行了整理,使《雅》乐和《颂》乐各得其适当的位置。”这就是说孔子了解当时的形势。根据什么说他自己知道呢？鲁国和卫国,是天下执行周礼最完备的国家,鲁国和卫国不能任用自己,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国家会任用自己了,所以他才回到鲁国作《春秋》,删改编定《诗》、《书》。以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这件事来说,可以知道孔子将要应聘时,还不知道自己前途如何。为什么呢？没有兆象而无从察考,圣人是没有根据来作出判断的。等到鲁、卫两国不任用自己,这才知道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等到鲁国人捉到了麒麟,他才知道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道行不通,命也完了,征兆明明白白地显现出来,内心怀着怨恨、沮丧,只好回去冥思苦想。孔子不停地周游列国,如同生了病又不到死的地步,所以祈祷占卜希望病好,因为死的征兆还没有出现,希望能活下去。这样说来,孔子应聘是因为没有看到彻底绝望的证据,还希望自己能被任用。等到家中出现了要死人的征兆,占卜的人回头就走,医生也拒绝治疗,这才拿起笔来删定《诗》、《书》。以孔子应聘周游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一条证据。

孔子说:“鱼类可以钓到,兽类可以射获。至于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它能乘着云风上天。今天见到老子,他大概就像龙一样吧!”圣人知道物也知道事,老子和龙,一个是人,一个是物,龙的活动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是事,孔子为什么不能知道呢？如果老子是神,龙也是神,圣人也是神,那么神的活动应该有共同的规律,他们的精气可以互相沟通,为什么会不知道呢？以孔子不知道龙和老子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二条证据。

孔子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啊!别人在他和他父母兄弟之间说不了挑拨离间的话。”虞舜是个大圣人,他在掩盖亲属的错误方面,应该超过闵子骞。舜的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让他修理谷仓和淘井,打算借机杀害他。舜应当看出他们有要杀害自己的意思,应该早早地规劝他们预先防止事情的发生,既然无可奈何了,也应该躲开或装病不干。为什么要使他父亲和弟弟构成谋杀自己的罪名,使人们知道这件事而指责他的父亲和弟弟,以至万世之后还有人在谈论呢？以虞舜不能预见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三条证据。

周武王生病,周公乞求上天延续武王的寿命。设置了祭坛,读完了祝文以后,还不知道上天答应了自己的请求没有,于是就用龟甲占卜了三次,结果兆象都很吉利。如果圣人是先知的,周公就应当知道上天已经答应了自己的请求,不必紧接着又用龟甲占卜三次。知道圣人不以个人的意见来决定事情,所以周公还要乞求天命,并且把祝文秘藏起来不让人看见。由于天意很难知道,所以三次进行占卜,把得到的兆象合起来加以对照。兆象定了心也就定了,于是就根据兆象的指示去办事。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四条证据。

晏子出使到鲁国。使臣在朝堂上不应该小步快走,而晏子却快步走了；君王授与玉时,使臣不应该跪着接,而晏子却跪下来接了。学生们感到奇怪而去请教孔子,孔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去请教晏子。晏子解释之后,孔子才明白。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五条证据。

陈贾问孟子,说:“周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孟子回答说:“是圣人。”又问:“周公派管叔去监视武庚,后来管叔等人叛乱了,这两件事都有吗？”孟子回答说:“是有的。”又问:“周公是知道管叔要叛乱而派他去的呢？还是不知道而派他去的呢？”孟子回答:“不知道才派他去的。”又问:“如此说来,圣人尚且也有过错吗？”孟子回答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有过错,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孟子是个讲求实际的人,既说周公是圣人,又认为他处在做弟弟的地位,是不能预知管叔会叛乱的。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六条证据。

孔子说:“子贡不听从天命而去经商营利,他猜测市场行情常常很准确。”孔子责备子贡善于囤积,善于估计物价涨落的时机,多次都能抓住时机,所以赚了很多钱,跟陶朱公一样富有。由此看来圣人的先知,也不过是像子贡屡次猜中行情一样。圣人也是根据一定的迹象和征兆,考察推究事物的本源,然后经过判断而得出结论。圣人见到异常的事物能叫出它的名称,是由于学得多而记得住。圣人巧于推算,善于估计,见识广,记得多,从微小的苗头看到明显的结局,如同根据今天的事物进行推测而预见到千年以后的情况一样,这可以说是才智浩如渊海了。孔子能够看到细微而不明显的事物,思考问题透彻,是由于他的才智比常人高很多倍,而又努力不懈,才超过了一般的人,但他的眼睛并没有超人的视力,能知道别人所不能知道的情况。如果看得透彻看得远,听得清楚无所不闻,能与天地交谈,能跟鬼神说话,知道天上地下的事情,那才称得上是神而先知,与一般人大不一样。但是,现在圣人耳闻目见,与一般人没有什么差别；遇到的事情看到的东西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比贤人略微高明一点罢了,怎么能说像神一样无可比拟呢？圣人跟贤人一个样,如果把才能特殊的人称为圣人,那么圣人与贤人只不过是区别才能大小的称呼,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名号。怎么来证明这个道理呢？

齐桓公与管仲商议讨伐莒国,谋画好了还没有行动而国内的人都知道了。桓公感到很奇怪,问管仲说:“我与仲父商议讨伐莒国,还没有行动,国内的人都知道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国内一定有圣人。”一会儿,正好东郭牙来了,管仲说:“一定是这个人了。”于是就派一个管接待的官员把他请到殿堂上,分别按宾主的位置站好。管仲说:“是您说我们要讨伐莒国吗？”东郭牙说:“是的。”管仲说:“我没想要讨伐莒国,你凭什么说我们要讨伐莒国呢？”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善于谋画,小人善于推测,我是私下推测出来的。”管仲说:“我没有说要讨伐莒国,你根据什么推测的呢？”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脸上有三种神色:婚庆喜事时,表露出欢乐高兴的神色；举办丧事时,表露出愁苦哀伤的神色；发生战争时,表露出非常愤怒以致气得四肢发抖的神色。你的口开而不闭,说的正是“莒”字；你的手臂举起来指,所对着的又是莒国的方向。我私下想国家小而又不服从齐国的诸侯,大概只有莒国吧!因此我就这样说了。”管仲是很有智慧的人,他善于区别事物考察事理,他说“国内一定有圣人”,是真心诚意地说国内一定有。东郭牙来了,管仲说“一定是这个人”,就是说东郭牙是圣人。如果圣人与贤人根本不是一类,管仲明知当时并没有像黄帝等十二圣之类的人,他就应该说“国内一定有贤人”,不应当说是“圣人”。谋画好了还没有行动而国内的人都知道了,管仲说“国内一定有圣人”,这是说圣人能先知。等到看见了东郭牙,说“一定是这个人”,是说贤人就是圣人。东郭牙对事情了解得这样清楚,这和圣人是一样的啊。

有个宾客把淳于髡引见给梁惠王,梁惠王一连两次接见他,淳于髡始终一言不发。梁惠王对此很不高兴,因此责备那个宾客说:“你赞扬淳于先生,说管仲、晏婴都赶不上他,等到他见了我,我并没有什么收获。难道我不值得跟他谈话吗？”这个宾客把惠王的话告诉了淳于髡。淳于髡说:“本来嘛,我前一次见惠王时,他的心思放在远处,后一次见他时,他的心思在音乐上,我因此没有说话。”宾客把淳于髡的话一一汇报给惠王,惠王听后大吃一惊,说:“哎呀!淳于先生实在是个圣人呀!前一次淳于先生来,正好有人来献龙马,还没来得及看,正碰上淳于先生来了。后一次他来,正好有人来献歌手,我还没来得及试听,正巧他又来了。我虽然屏退了左右的人,然而我的心思都在那儿。”淳于髡能观察到惠王的心思在远处和音乐上,就是成汤、夏禹那样明察的人,也不能超过他。一个人的心思藏在心里,从外面发现不了,淳于髡却能知道。如果把淳于髡这类人看作是圣人,那么淳于髡就是圣人了；如果认为淳于髡这类人不是圣人,那么所谓圣人的明智,又怎么能超过淳于髡对于梁惠王的了解呢？通过观察面部表情来探测内心的活动,都是由于有所依据才能推测得那么准确。

楚灵王召集各国诸侯,郑国的子产说:“鲁、邾、宋、卫四国不会来。”等到各国诸侯聚会时,这四国果然没有到。赵尧是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对御史大夫周昌说:“你手下的御史赵尧将要代替你的职位。”后来,赵尧果然做了御史大夫。这样说来,四国诸侯不来参与盟会,郑子产是根据情理推断出来的,赵尧做御史大夫,方与公是通过某种状况观察出来的。推究情理、观察状况,推断未来,都是有所依据而考察出来的。鲁人公孙臣,在汉文帝时上奏章给皇帝,说汉朝是土德,它的吉兆黄龙该要出现了。后来,黄龙果然在成纪这个地方出现了。公孙臣知道黄龙将要出现,是根据乐律和历法推断出来的。

贤圣的智慧如何,事情应该说已经得到验证了。贤圣的才能,是都能先知。他们的先知,是运用各种术数,或者是善于估计和巧妙的推算,并不是圣人凭空就知道的。神怪与圣贤,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圣人与贤人的才智差不多,所以他们动脑筋想问题互有长短；他们对待事情并没有什么神怪的地方,因而圣和贤这两种名号可以相互更换。所以,贤、圣是道德高尚、智能卓越的称号；而“神”却是一种渺茫恍惚无形的事物。事物不同,性质也不会一样；事物相同,表现也不会是两样。圣和神的名号是不同的,所以说圣不是神,神也不是圣。东郭牙因为善于推测所以能知道国家的内情；子贡善于估计所以能够赚钱。圣人的先知,就是子贡、东郭牙这类人的先知。圣人既然与子贡、东郭牙相同,那么子贡、东郭牙这类人也就是圣人了,既然如此,圣人与贤人的实质是一样的而只是名号不同,他们之间才能不一定相差很远,智慧也不会成倍相差。

太宰向子贡问道:“孔子是个圣人吧？他怎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说:“这本来是上天让他将成为圣人,又使他这么多才多艺的。”将,就是将要的意思。子贡不说已经是圣人,而说将要成为圣人,是他认为孔子当时还没有成为圣人的缘故。成为圣人和成为贤人一样,要修养磨炼自己的操行,操行还没有磨炼成功的时候,那只能说是将要成为贤人。现在子贡说孔子将要成为圣人,是因为圣人是可以做到的缘故。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业,三十岁言行合于礼,四十岁能明白事理不迷惑,五十岁懂得了天命,六十岁一听到别人说的话,就能辨明是非真假。”从“知天命”到“耳顺”,学习有了成就,智慧更加通达,这是成了圣人的验证。还没有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就不能“知天命”,达到“耳顺”的程度,所以就称之为将要。当子贡回答太宰的问话时,大概是孔子三四十岁的时候吧。

魏昭王向田诎问道:“我做太子的时候。听说先生有这样的议论,说‘做圣人容易’,有这回事吗？”田诎回答说:“圣人是我所要学着去做到的。”昭王问:“这么说先生是圣人吗？”田诎说:“没有作出功绩之前就能知道他是圣人,这是尧对舜的认识；等到有了功绩之后才能知道他是圣人,这是一般人对舜的认识。现在我还没有什么功绩,而王就问我‘你是圣人吗？’敢问大王你也是尧一样的圣人吗？”圣人是可能通过学习做到的,所以田诎说做圣人容易。如果圣人卓绝得与一般人大不一样,是禀受天性自然生成的,那怎么能学呢？学习做圣人又怎么能成功呢？田诎说的“做圣人容易”,未必能够成功；田诎说的“做圣人容易”,也未必是对的。他所说的“圣人是我所要学着做到的”,这大概倒是符合实际的。

圣人可以经过学习做到,只是用功的程度更特殊些罢了,所以贤人圣人的称号虽有区别,但在仁与智方面是共同的。子贡对孔子问道:“您已经是圣人了吗？”孔子说:“圣人,我达不到,我只是学习从不满足,教人从不觉得疲倦而已。”子贡说:“学习不满足,就是智；教人不疲倦,就是仁。有仁又有智,您就是圣人了。”由此说来,具有仁智的人,就可以称为圣人了。孟子说:“子夏、子游、子张,都学到了圣人的一个方面；冉牛、闵子骞、颜渊,他们学到了圣人的各个方面,但程度不深。”这六个人在当时,都具有做圣人的才能,有的略有圣人之才而不全面,有的具备了圣人之才而不够高明,然而都称他们是圣人,这说明圣人是可以经过努力学习而达到的。孟子又说:“不是他理想的君主就不去辅佐,不是他理想的百姓就不去召唤,天下太平时出来做官,天下大乱时退去归隐,伯夷是这样的人。什么样的君王都可以辅佐,什么样的百姓都可以召唤,局势稳定可以做官,社会动乱也可以做官,伊尹是这样的人。可以做官就做官,做不成官就不做,能做多久就做多久,该离开就赶快离开,孔子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孟子还说:“圣人,是百代的师表,伯夷,柳下惠正是这样的人。因此,听到伯夷品性的人,贪婪的人廉洁了,懦弱的人也长了志气；听到柳下惠品性的人,刻薄的人厚道了,狭隘的人宽宏大度了。他们兴起在百代以前,百代以后知道他们事迹的人,没有不受感动鼓舞的。难道不是圣人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吗？更何况亲身受到他们熏陶教育的人呢？”伊尹、伯夷、柳下惠比不上孔子,然而孟子都把他们称为“圣人”,说明圣人、贤人同是一类人,可以共用一个称号。宰予说:“据我看孔子,要比尧、舜贤良得多。”孔子是圣人,宰予应当说“比尧、舜更圣明”,然而他说“贤”,正说明圣、贤差不多,所以圣、贤这两个名称可以互相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