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王充对他的著作《论衡》以及《政务》所作的说明,用问答体写成,因此取名《对作》。它说明了写作《论衡》的起因和宗旨,《论衡》的内容和性质,以及想达到的目的。《对作》可以看成是《论衡》的一篇绪论,对了解全书的基本精神和王充的思想感情很有帮助。

王充反复强调他作《论衡》不是为了“调文饰辞”,而是由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当老师的“赋奸伪之说”,做大官的“读虚妄之书”,弄到了“是反为非,虚转为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的程度,面对这种现实,自己“疾心伤之”,“不得已,故为《论衡》”。他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见是非之分”,并希望这些主张能得到君王的采纳,以便对政治和教化有益。鉴于桓谭等人遭受迫害的先例,他对《论衡》感到忧心忡忡,一再声明它“无诽谤之辞”,希望“可以免于罪”。在当时《论衡》遭到很多攻击和诽谤的情况下,他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有的人问:“贤圣不写没有目的性的文章,写书一定有其用心之所在。

上至孔子、墨子这类人,下至荀子、孟子这些人,为教诲训导后人一定写有文章留下来,这是为的什么呢？”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写传记,是为了纠正挽救不良的风俗,驱使老百姓让他的回复到质朴纯厚的风俗上来。考察《六略》上著录的书达一万三千卷,全是表彰善行的制止恶迹的,阻止横行放纵的。驱使游手好闲的,希望有利于引导人们向善,回归到正道上来。孔子之所以写《春秋》,是因为周代的民风败坏了。所以表彰很细微的善事,贬斥极细小的恶行,整顿乱世,使它返回正道,伦理道德周全,王者治天下之道完备,用以矫正奢侈轻薄风俗的制度,规定得极为完备详尽。河堤决了口而不修筑,就有洪水泛滥的灾害；网破了洞而不织补,就有野兽奔逃出来的危险。所以周代的礼制不败坏,周代的老百姓就不会浮华轻薄；老百姓不浮华轻薄,孔子就不会著《春秋》。如果杨朱、墨翟的学说没有搞乱经传的本义,那么孟子也就不会著书了；如果韩国不弱小,法度没有废坏,那么韩非也就不著书了；汉高祖不争论得天下的道理,使用武力的主张没有转变,那么陆贾的《新语》就不会写出来了；各种事情的记载如果不失实,各种观点如果不坏乱,那么桓谭的《新论》就没有写作的缘起了。所以贤圣们著书,引用事实不凭空编造,言必有据而不胡乱编写。写的东西有益于教化,教化施行有益于政治,所以汉代设立了兰台官吏,校勘审定其中的书籍,考订书中的文字。董仲舒写的天人感应、灾异迷信的书,大多讲的是灾异的出现是政治败坏造成的,书写完备以后,就呈献给汉朝廷。主父偃痛恨他,就诬告这部书。汉武帝把董仲舒交给司法官吏审理,判决书认为董仲舒目无法度。董仲舒被判处死刑,汉武帝赦免了他。董仲舒大讲灾变怪异的事情,汉武帝仍然不判他的罪反而很尊重他本人,何况我所发的议论并没有触犯朝廷的言论,只是对事情是否符合实际道理进行考核,收集史实的说法呢？所以贤人生活在社会上,做官就尽忠宣扬教化,以显扬朝廷的圣德；不当官就著书评论是非,纠正不良的风气。世俗如果还不知道回到正道上来,就应该伸张道义指斥作坏事的人；著书的人如果不补救,迷失正道的人就不会觉察醒悟过来。

因此《论衡》的写作,起源于许多书的记载已经失实,虚妄的言辞超过了真美的言辞。所以虚妄的言语不废除,华而不实的文章就不会被制止；华而不实的文章泛滥,实事求是的文章就不会被采纳。所以《论衡》这部书,是用来权衡是非之言,确立判断真伪标准的,并不是随意玩弄笔墨修饰文辞,故作奇伟的样子。写作它的根源全起因于人间有许多错误,所以我用尽心思,以此来讥刺社会上的不良风俗。社会风俗的特性,是喜好奇异怪诞之语,喜欢虚假荒诞的文章。为什么呢？实事求是的言论不能快人心意,华而不实的言辞文章却能使人惊耳动心。所以有才能的人,喜好谈论的人,夸大实事,故作美盛的言辞；写文著书的人,编造毫无根据的文字,作虚假不实的解释。听的人认为确实如此,就不停地谈论；贤人认为是真实的事情,就久传而不断绝。久传不绝,那么文字就记载在竹帛之上；谈论不止,那么就会误入贤者之耳。至于有些当老师的人,宣扬的是奸伪的解释；各级官吏,读的都是虚妄不实的书。明辨了这些是与非,我痛心忧伤,怎么不加以评论呢？孟子痛惜杨朱、墨子的议论大大压倒了儒家的议论,援引公平正直的论说,赞扬正确的贬斥错误的,世人却认为他好争辩。孟子说:“难道我好争辩吗？我是不得已啊!”现在我也是不得已啊!虚妄的比真实的更显眼,实诚的被虚伪的所迷乱,世人不醒悟,是与非分不清,紫色与朱红混杂在一起,瓦块和宝玉夹杂在一堆,凭情感而言,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得了啊!卫国的陪车侍从超越职责而帮着叫喊赶马,他的痛惜忧伤发自内心,是唯恐主人有危险。论说的人忧虑世俗不良,同卫国的陪车侍从是同一种心情。精神忧愁魂魄苦闷,引动了胸中的静气,损伤了年寿,对生命毫无益处。灾祸比颜回更重,违背了黄、老的处世哲学,这并不是人们所要贪求的,迫不得已,所以写了《论衡》这本书。文章浅显而思想正直,遣辞简约而感情真实。其中的《政务》篇谈的是治理百姓的道理。《论衡》中的各篇文章,所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上一般人都能识别的,与作者本人没有什么不同。如像九虚、三增、《论死》、《订鬼》等篇文章,谈的是世俗间长久迷惑的问题,是一般人所不能觉察的。君王遇到世风败坏,就要在上面改变政教；臣下遇到疑惑,就要在下面作出评论。如果臣下的议论符合实际的道理,那么君王改变政教时就会采纳它了。希望能唤醒那些受到迷惑的心,使他们知道虚与实的区别。实与虚的区别确定了,浮华虚假的文章就会绝灭；浮华虚假的文章绝灭了,那么纯诚的教化就会日渐增长。

有人说:“圣人创作,贤人阐述。以贤人的身分而从事创作,是不对的。《论衡》、《政务》,却可以说是创作啊。”

回答说:《论衡》、《政务》不是创作,也不是阐述别人的东西,而是发表议论。五经的产生,才可以称为创作。太史公的书、刘子政的序、班叔皮的传,可以称为阐述别人的东西。桓君山的《新论》、邹伯奇的《检论》,可以称为议论。现在来看《论衡》和《政务》,是和桓、邹二人的议论是同类的,并不是所说的创作。开创性的另作,从前根本没有的,如仓颉创造文字,奚仲造车这才是创作。《易》说伏羲制作八卦,在此以前没有八卦,伏羲制作了它,所以称为创作。周文王把八卦画出来,自己推演成六十四卦,所以称为推衍,说《论衡》的写成,像推演六十四卦一样,但又不是如此。六十四卦是根据图象扩展而增生出来的,它的卦增加,它的数就多了。现在《论衡》只是针对世俗之书,考订它们的真伪,辨别它们的虚实,并不是始创另作,在之前毫无依据。儒生对先师的说法追问责难,文书律令之吏对狱卿的判案覆核考查,说《论衡》是创作,那么儒生、文吏的做法也是创作吗？

给皇帝、上司写奏章、报告,陈述应采取的政策措施,都是想有助于政治。当今写书的人,如同写奏章、报告一样,主张发自内心,文章写成于手中,它们的实质是同样的。上书称为“奏”,奏记换一个名称就叫“书”。建初初年,中原一带收成很不好,颍川、汝南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荒。圣主心中忧虑,屡次下诏免租。《论衡》的作者,向郡守写报告,认为应该严禁奢侈,以防备困乏。建议不受采用,回来就在奏记草稿上加一个标题,叫做《备乏》。酿酒浪费五谷,容易产生盗贼,嗜酒无度,盗贼就不会断绝,又向郡守报告,严禁老百姓酿酒。回来在报告草稿上加一个标题,叫做《禁酒》。由此说来,写作书,就是写奏章、报告一类的文章,说它是创作,那么写奏章、报告也都该叫创作了。

晋国的史书《乘》,楚国的史书《梼杌》,鲁国的史书《春秋》,都是史书,只是记的人和事不同而已。《易》的“乾坤”,《春秋》的“元”,扬雄《太玄》中的“玄”,讲的都是气,只是赋予气的称呼不同罢了。由此说来,唐林、谷永的奏章,和《论衡》、《政务》是同一种意旨的东西。汉代的文人多极了,书论的写作,在汉代特别的多。阳成子张写《乐经》,扬子云著《太玄经》,两种经产生于兰台之中,诵读于宫廷之内,奇异杰出惊人耳目,不是阐述而是创作,才智可与圣人相比,而在汉朝并没有人讥刺他们。何况《论衡》只是细说微论,解释世俗的疑惑,辩明是与非的道理,让后辈读书做官的人,明白对与错的区别,唯恐这些废弃散失,就写在简牍之上,它和祖述经书的章句之学以及前辈老师与众不同的议论同属一类,是极常见的东西。它的议论是为伸张法度,批判剖析庸俗的书传。伪书泛滥,贤明通达的人,痛恨不已。孔子说:“诗人痛恨它不能沉默不语,我痛恨它不能藏在心中不说。”因此我要发表议论。宝玉和石头混杂在一起,一般人不能识别；就像楚国的玉尹把宝玉当作石头,终于使卞和遭受了刖足的刑罚。对的反而变在成了错的,虚假的反倒成了真实的,怎么能不发表议论呢？庸俗的传闻已经错了,庸俗的书当然又是假的。就如邹衍说现今中国只是一个州,四海之外有如中国这样的州有九州。《淮南子》上说共工与颛顼争当天子,没有获胜,生了气而撞不周山,使天柱折断,地绳拉断。尧时十个太阳一同出来,尧从天上射下九个太阳。鲁阳公与人交战太阳偏西了,便向太阳挥戈,太阳因此而回到中天。社会上的著作,大多如上述这类事例一样,浮妄虚伪的说法,淹没和压倒了正确的事实。思潮喷涌而出,手握笔疾书,怎么能不发议论呢？发议论时对问题用心加以思考,用事实加以证明,浮夸虚假的事情,马上就会检验出来。如太史公书,证实许由没有归隐,燕太子丹也没有使西偏的太阳再回到中天,读到见到的人,没有谁不称赞好的。

《政务》这篇文章是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述应当重视而勉力从事的问题,要让守、相、令、长做到养护百姓树立教化,从而颂扬朝廷的恩德。《论衡》中的九虚、三增等篇,目的是使一般人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论死》、《订鬼》两篇,目的是使社会上俭约办理丧葬。孔子穿过庭院跨上台阶,是由于被装进棺材的随葬品没有俭省；刘子政上书给皇帝提倡薄葬,而拿去埋葬的器物并没有因此而节约；汉光武称赞古人用草车茅马随葬,专做殉葬器物的人却不仿制。为什么世俗书中不记载这些事呢？是因为相信人死后变鬼的胡言乱语使人们受了蒙蔽。现在我写了《论死》及《死伪》这两篇文章,阐明人死无知不能变鬼的道理,希望读者会因此了解一点薄葬的意义,变得更为节俭。这就是《论衡》这部书有益于社会的证明。这些言论如果有益于社会,即使创作出来又有什么害处呢？仓颉造的文字,社会上用来纪事；仲奚造的车,社会上用来运载；伯余发明的衣服,人们用来防御寒暑；桀发明的用瓦盖屋,人们用来躲避风雨。不考虑它是有利还是有害,只是讥讽他们的创作,这样的话仓颉这些人就有错,《世本》中记载的十五个发明家全都要受到指责了。如果是对社会有益的,即使创作了也没有什么害处。如果没有益处,虽然无害,又有什么用呢？

古代有派使臣到各地采集民诗的事情,这是君王想以此来了解各地风俗和老百姓的情况。诗创作于民间,难道圣王能够说“你们是老百姓,为什么也要作诗”,因而囚禁降罪于他们,消灭他们作的诗吗？现在已经证明情况不是这样,所以《诗》一直流传到今天。《论衡》、《政务》,它们如同诗一样。希望能够被采集,而说它有什么错。这就是我写《论衡》这部书的起因。大凡写书的错误,想必是因为其中言论荒谬而又有诽谤君王的地方吧。《论衡》实事求是,痛斥虚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中的议论,没有诽谤的言辞。写作书能做到这样,就可以免于降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