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为纠正汉儒对儒家经书篇题的荒诞解释而作的,批判了他们对经书的神化。

文中谈到的经书有《诗》、《书》、《易》、《礼》、《春秋》和《论语》。

汉代自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以后,今文经学成了官学。这种经学对儒家经书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加以神化,成了一种进身做官的敲门砖。王充站在比较讲究训诂和史实的古文经学的立场,对这种官学进行了批判。

王充指出,“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使“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他们稍有一点名气,就“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竟进”,根本不专心研究经书,使得“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真”。王充认为,造成这种风气的原因,一方面是“欲明经”当官,一方面是“校古随旧”已成习惯,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所以就连“经传篇数”也被说得神乎其神,如说《春秋》纪鲁十二公,是取法于一年十二个月,而《春秋》则为年名。他的结论是:“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

本篇所谈的五经原委,是研究两汉经学源流的可靠资料。

儒者解释五经,大多不符合五经的真实情况。先前的儒者不见它的来龙去脉,凭空编造许多虚妄之说。后来的儒者迷信前辈老师的说法,遵循旧有的解释,把那些辞语背得滚瓜烂熟。如果追随某一学派有了点名气,就急于当老师教人,及早做官,迫切地争着往上爬,没有时间集中精力用心钻研,以考订核实五经的本来面目。所以虚妄之说流传不绝,真实面目被埋没而不被发现,五经全都失去了它真实的面目。《尚书》、《春秋》中所记载的史事比较容易弄清,只要对有关五经题目方面的各种浅陋说法略加纠正,便可以弄清有关经书内容方面的微妙解说。

解说《尚书》的人,有人认为它有一百零二篇,后来遇到秦朝焚烧《诗》、《书》,遗存下来的只有二十九篇。说秦朝焚烧《诗》、《书》是对的,说《尚书》本来就有一百零两篇就错了。《尚书》本来有一百篇,是孔子用来传授学生的。遇上秦朝采纳李斯的建议,焚烧五经,济南郡的伏生抱着一百篇的《尚书》隐藏在山中。汉文帝时,开始设立博士官传授《尚书》。伏生从山中出来以后,汉文帝派晁错去跟伏生学习《尚书》二十余篇。伏生年老死去,《尚书》因此残缺不全。晁错将《尚书》传授于倪宽。到汉宣帝时,河内郡的女子拆旧房子,得到失传的《易》、《礼》、《尚书》各一篇,把它们呈奏给朝廷。汉宣帝交给博士们传阅,这以后《易》、《礼》、《尚书》又各增加了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才确定下来了。到汉景帝的时候,鲁共王拆毁孔子的教授堂来修建宫殿,在墙壁中得到了百篇《尚书》。汉武帝派使臣去取来看,没有谁能读懂,于是就把它秘藏在宫中,外间不能得见它。到汉成帝时,征求能治古文《尚书》的学者。东海郡的张霸根据百篇《尚书》的序言,凭空编造出一百零两篇本的《尚书》,把它献给汉成帝。汉成帝就拿出秘藏的百篇本《尚书》来校对百两篇本全都不相符合,于是把张霸交给司法官吏去审问治罪。司法官吏上报张霸的罪当判死刑,汉成帝看重他的文才而没杀他,又爱惜他的著述而没销毁它。所以一百零两篇本的《尚书》流传在世间,传阅见到它的人就说《尚书》本来有一百零两篇了。

有人说秦朝焚烧诗书,烧的是解释《诗经》的著作,《诗经》本文并没有被烧毁。《诗经》被烧掉的正是它的诗本身。“书”,是五经的总名称。传上说:“男子不读经书,就会产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思想。”子路让子羔去费地做县宰,孔子说:“这简直是害人子弟。”子路说:“费地有老百姓,有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社稷,为什么只有读书才叫学习呢？”这些都证明五经的总名叫“书”。传授的人不知道秦朝焚烧诗书的起因,所以不了解烧书的实际情况。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设酒宴,七十个博士上前为秦始皇敬酒祝寿。仆射周青臣进前称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认为秦始皇不封赐子弟,终有一天会出现像田常、六卿争权那样的祸乱,就无法挽救,讥讽周青臣的称颂,称之为阿谀奉承。秦始皇把淳于越的议论交给丞相府去评议,丞相李斯认为淳于越的建议不能采用,因此说诸生的议论在老百姓中造成了迷惑与混乱,就命令史官将五经全部烧掉,有敢于私藏诗书及百家著述的就判刑,只有博士官才能收藏五经。可见五经都烧了,不光是烧掉了解释《诗经》的书籍。传闻的人相信了只烧“诗家之书”的说法,看到焚书令中的“诗书”二字,就认为烧的只是解释《诗经》的书籍了。

传授的人也许知道《尚书》被秦朝所焚烧,而认为二十九篇是其中在当时已经亡失没有被烧掉的部分。真像这种说法的话,《尚书》二十九篇,就是秦焚书后的剩余了。七十一篇被烧成了炭灰,为什么二十九篇唯独会遗留下来呢？伏生年纪大了,晁错跟他学习《尚书》时,恰好学得二十多篇,伏生死了,所以唯独二十九篇出现在世间,而七十一篇亡失了。本来亡失的是七十一篇,反而说成是二十九篇亡失了。

有人说《尚书》的二十九篇,是效法天上的北斗星和二十八宿。四七二十八篇,另外那一篇说成是效法北斗星,所以有二十九篇。《尚书》在秦朝灭绝,其中存在能见到的有二十九篇,怎么谈得上是效法星宿之数呢？汉宣帝时,得到散失了的《尚书》和《易》、《礼》各一篇,《礼》、《易》的篇数也才补足,又哪会有所效法呢？根据百篇《尚书》的序言,缺遗的有七十一篇,单单为二十九篇编造效法星宿的说法,怎么行呢？有人解释说:“孔子另外选了二十九篇,唯独二十九篇有所效法。”这大概是一般读书人的解释,不一定是传记上的明文。二十九篇残缺不全,就有传授它的人,根据这个不完整的篇数,编造出效法星宿的说法,既失去了圣人的本意,又违背了古今的事实。经书有篇数,就像有章节句读一样；有章节句读,就像有文字一样。文字具有一定的意义以构成句子,句子具有一定的数目以构成章节,章节具有一定的体例以缀结成篇。篇就是章节句读的结合。说篇数有所效法,这就是说章节句读也有所效法了。《诗经》古时候也有几千篇,孔子删去重复的篇数,订正而保存下三百篇,如同《尚书》只有二十九篇一样。说《尚书》二十九篇有所效法,这就是说《诗经》三百零五篇也有所效法了。

有人解释《春秋》,说是效法每年十二个月的。《春秋》按鲁国十二公编年纪事,如同《尚书》有一百篇一样,一百篇无所效法,十二公怎么会有所效法呢？解释《春秋》的人说:“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人道’周全,‘王道’完备,表彰好的,谴责坏的,整顿乱世,使它返回正道,没有比得上《春秋》的。”如此说来,通过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为人之道和治国之道正好全部讲透了。一国的军队有六师一万二千人,就完全可以攻伐敌寇,横行天下了,有令即行动有禁即停止,不一定是效法了什么东西。孔子编写《春秋》,只记载了鲁国十二公,正像一国的军队有六师一样；将士有一万二千人,正像《春秋》纪年有二百四十二年一样。六师一万二千人,就完全可以组成一国的军队,那么孔子通过《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纪事,也完全可以阐明自己的道理了。论说此事的人喜欢把道理说得神乎其神,把意义夸大得毫无边际,认为不这样做就会遭受祸殃,所以经传的篇数,都被说成是有所效法的了。考订核实根本,评论那些文章的含义,孔子编写《春秋》和那些贤人写书,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圣人写经,贤人写书,意义和道理讲尽了,文辞完备了,就构成了篇。他们编写一篇,就把同一个种类的内容归在一起,把章节互相连接起来。如果种类不同,论说不一样,就另外写成一篇。意义不同文章就不同,事情改变了篇目也就更换了,根据事情的意义来写作,有什么效法模仿的意思呢？

有人解释《春秋》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认为上寿九十年,中寿八十年,下寿七十年,孔子是根据中寿年数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又解释说这是汉朝享国年数的一半。又解释说这二百四十二年,为人之道周全,君王治国之道完备。如果根据中寿三世而确定年数的这个说法正确,那么所谓把“人道”、“王道”讲透的说法就不对了；如果说所谓把“人道”、“王道”讲透的说法正确,那么根据中寿三世而确定年数的说法就错了。二者互相冲突而想确定它的含义,圣人的本意又怎么来确定呢？凡是记载事情而标明年月日的,是为了记得详尽以表示对事情的重视。《洪范》用五纪、岁、月、日、星,是记录事情的文字,不是效法模仿的说法。《春秋》记载鲁十二公享有君位的年数,总共有二百四十二年,这些就成了确立中寿三世说的根据了。实际上,孔子记载鲁国十二公的历史,是认为十二公的事情正好足以阐明“王道”。根据中寿三世的说法,而中寿三世的年数正好是由十二公的享国年数才凑足的。如果根据记载十二公的事情足以阐明“王道”,那么二百四十二年就不是为了凑足中寿三世的年数才出现的。如果根据中寿三世的年数,取三八二十四之数,二百四十年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多取二年呢？解释的人又说:“这是想要配合鲁隐公纪元的开始。不多取二年,那么隐公元年的事就不能记载在经书里了。”如果《春秋》本来是根据中寿三世的年数而作的,那么何必一定要用隐公元年的事情作为开端呢？必须要用隐公元年的事情作为开始,这是以年代完整道理完备为根据,根据中寿三世年数的说法不再适用了。假如隐公享国五十年,是把隐公元年以来的事情都记载下来呢？还是从中间断开以符合中寿三世二百四十年的年数呢？如果把隐公元年以来的事情全记载下来,那么中寿三世二百四十年的年数就从中间被割断了。如果从中断开以符合中寿三世的年数,那么隐公纪元的开始又不符合了,怎么能行呢？况且年和月日只不过是时间长短不一样罢了,它们所记载的,是同一回事。如果二百四十二年说它是根据中寿三世的年数确定的,那么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日月也就必定有什么数字作为根据了。年数是根据中寿三世,月日的多少又是根据什么呢？《春秋》有年数,就同《尚书》有章一样。用章揭示要旨,用年来记载事情。说《春秋》的年数有根据,这就是说《尚书》的章也是有所根据的了。

解释《易》的人都认为是伏羲制作了八卦,周文王把它推演为六十四卦。圣王兴起,黄河中出图,洛水中出书。伏羲称王,《河图》从黄河水中出现,这就是《易》的八卦。夏禹时得到《洛书》,书从洛水中出现,这就是《尚书·洪范》中的九畴。所以伏羲氏用八卦治理天下,夏禹依据《洪范》来治理洪水。上古烈山氏之王得到《河图》,夏后氏继承了它而称之为《连山》；归藏氏之王得到《河图》,殷朝继承了它而称之为《归藏》；伏羲氏之王得到《河图》,周代人继承了它而称之为《周易》。这种经上的卦都是六十四个,周文王和周公研究卦中的六爻因而写出彖辞十八章。世间传授解释《易》的人,说是伏羲制作八卦,如果不切实地考究《易》的本源,那就会认为八卦真是伏羲制作的了。伏羲是得到八卦,并不是制作了八卦；周文王得到的已经是现成的六十四卦,并不是他推演成六十四卦。推演制作的说法,产生于俗传之中。如果相信了他们的说法,就会使那些真实情况几乎全部被抹杀而不存在了。既不知道《易》就是《河图》,又不知道存在于世间的是哪一家的《易》,也许是《连山》、《归藏》,也许是《周易》。依据夏、殷、周三代删减增加的礼制,有显著的区别。如果因为周代处在三代的最后,就说今天的《易》是《周易》,那么今天的《礼经》也就应该是周代的礼了。然而《周礼》的六典和现存的《礼经》却并不相符合,今天的《礼经》不一定就是周礼,那么也应该怀疑今天的《易》不一定就是《周易》了。但是,考察左丘明在《左传》中引用的周代的卦辞和今天的《易》又很相符合,据此,今天的《易》大概就是《周易》了。

解释《礼》的人都知道《礼》,今天的《礼经》是哪个朝代的礼制呢？

孔子说:“殷代承袭的是夏代的礼制,其中增删了什么是可以知道的。周代承袭的是殷代的礼制,其中增删了什么也是可以知道的。”由此说来,夏、殷、周三代各自有自己的礼制。现在流传的《礼经》是周代的礼制呢？还是夏、殷时代的礼制呢？如果认为它是周代的礼制,那么周礼有六典,而考察今天的《礼经》,却并不见六典。也许由于殷礼并没有全部绝迹,而记载六典的礼书却没有流传下来,世人根据周代处在三代的最后因此就把《礼经》说成是周礼了。考察《周礼》记载的礼仪制度,与今天的《礼经》不相符合,那么《周礼》应该是记载六典的了。《周礼》一度失传,就像古文《尚书》和《春秋左氏传》一度不流传一样。

解释《论语》的人都只是知道解释字义和文意,不知道《论语》原本有多少篇；仅仅知道周代以八寸为一尺,却不知道《论语》只用一尺长的竹简来书写的意思。所谓《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共同记录的孔子的言行,他们接受教诲需要记录的时候很多,达到几十几百篇,以八寸为一尺的竹简记录,是为了记录简要,怀藏携带方便。因为《论语》不是作为经书遗存下来的,而是怕忘记而作为传文记录下来的,所以只用八寸为一尺的竹简来记录,而不用写经书用的二尺四寸长的竹简。汉朝兴起时《论语》失传了,到汉武帝时拆毁孔子旧宅,武帝派人取视孔子壁中的古文,得到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加上齐、鲁、河间的九篇,正好三十篇。到汉昭帝时读到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到汉宣帝时把古文《论语》交给太常博士。当时还说它的文字难懂,给它取名叫传,后来改用隶书抄写以便于传授和诵读。当初,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用它传授给鲁人扶卿,扶卿官至荆州刺史,才开始称这部书为《论语》。现在称为《论语》的只有二十篇,又散失了齐、鲁、河间的九篇。原本有三十篇,分散遗失,有的只剩二十一篇,篇目有多有少,文字辞句有对有错。解释《论语》的人,仅仅知道用些琐碎的问题来提问,用些细微的问题来责难,却不知道追究最早的篇数章目。温习旧有的知识就能有新的体会和收获,这就可以当老师了。现在不了解古代的情况,怎么能称作老师呢？

孟子说:“圣王采诗的盛事废除了,《诗》也就不作了,《诗》不作了才会写作《春秋》。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同一类的史书。”《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别称,跟《乘》和《梼杌》是同样的。孔子沿袭旧有的名称,用来称呼《春秋》这部经书,不一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解释和深奥美妙的道理。现在的俗儒解释《春秋》说:“春天庄稼开始生长,秋天庄稼成熟。《春秋》这部经书,可以概括一年的始终,所以称为《春秋》。”《春秋》这部经书和《尚书》有什么不同呢？解释《尚书》的人,认为它是上古帝王的书,有人又认为是帝王所做的事,而由臣子们记录成书的,是根据事实而给它取的名称,不是没有事实根据随心所欲而表现它的奇异。解释《尚书》的人掌握了这部经书的真实情况,解释《春秋》的人却违背了孔子的本意。《春秋左氏传》记载:“桓公十七年冬十月初一,出现了日食。不写明纪日的干支,这是史官失职。”说“史官失职”这句话,大概是符合实际的。史官记录事件,如同现在记录皇帝言行的书,年月因为还比较大而不容易遗漏,日子则因为较小而容易遗忘。因为写历史以记载善恶为主要内容,而不在意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就像《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一样,日月并不具体,往往是故意这样做的。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却故作怪异的解释；本来是直截了当的记载,却增添了许多曲折复杂的道理,这并不是孔子的心意。《春秋》实际上也讲到了冬夏的事情,书上所以不写冬夏二字,也和不写具体的日月一样,同属一回事情。

唐、虞、夏、殷、周,都是土地的名称。尧以唐地的诸侯继承帝位,舜从虞地得以显达,禹由夏地兴起,成汤由殷地而兴盛,周武王凭借周地而建功立业,这都是原本他们得以兴盛发达的地方,尊重根本不忘初始,所以用来作为国号,就像人有姓一样。解释《尚书》的人,都认为这些统治天下的朝代称号唐、虞、夏、殷、周,是表示功德的名称,包含着兴盛昌隆的意义。因此说“唐”这个字的意思,是浩大无边；“虞”这个字的意思是安乐；“夏”这个字的意思是正大；“殷”这个字的意思是适中；“周”这个字的意思是周至。尧就是功德浩大无比老百姓简直不知道怎样来称赞他；舜就是天下安定欢乐；禹继承尧舜的帝业,使道德崇高浩大,老百姓不知怎样来称赞他；殷就是使道德适中；周武王就是使功德周密无所不至。它的立义极美,对唐尧、虞舜、夏、殷、周五代的赞颂也是够高的了,然而却违背了它们真正的实情,背离了它们最初的含意。以唐、虞、夏、殷、周为国号,如同秦朝以秦为国号,汉朝以汉为国号一样。秦朝兴起于秦地,汉代兴起于汉中,所以国号就称为秦、汉,如同王莽从新都侯兴起,因此国号称为新一样。如果秦、汉两代记载在经传上,这些解释经传的人又会把秦、汉名称的由来从道德上去作一番解释了。

尧年老了,寻求能够继承帝位的人,四岳推举舜来继位。尧说:“我姑且试一试看!”解释《尚书》的人却说:“试,就是用的意思；我姑且用他当天子。”《尚书》的文字记载是尧要舜试做天子。《尚书》的记载又说:“‘我要把女儿嫁给舜,从我的两个女儿那里观察他治家的情况。’所谓观察,是把虞舜放在天下人的面前让大家来观察,不是说尧自己观察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使尧、舜的形象更加高大,认为圣人互相认识已经很清楚了,不须观察试用,就像很明亮的光互相照耀一样,很坦然地相互信任。《尚书》上又说:“‘四方来朝的宾客都肃然恭敬,又让舜担任守山林的官,即使在烈风雷雨中他也不会迷误。’解释经书的人说大麓,指的是三公的位置。处在一公的位置上,却总揽另外二公的事务,事务虽多,都处理得很好,就像在疾风大雷雨中不迷误一样。”圣人的才智高,未必就互相了解。已有的事例是,舜难以识别佞人,让皋陶陈述识别人的方法。佞人难于看清,圣人也难以识别。尧的才能,如同舜的智慧一样。舜识别佞人的能力,就如同尧识别圣人的能力一个样。尧听说舜是贤人,四岳推举他,心里知道他很杰出,而不一定了解他治理国家的才能,所以说:“我姑且试一试看!”在职责上测试他,把女儿嫁给他,观察他处理夫妻关系的方法,职事治理得很好而没有荒废,夫道正而不邪。又让他进入深山老林,从而观察他圣明之处,遇上烈风疾雨,他始终不会迷惑。尧才知道他圣明,把天下传授给他。《尚书》上用的字是“观”字和“试”字,是说观试舜的才能。解释《尚书》的人把它们当作比喻和渲染的字,使得事情失去了真相,灭绝而不复遗存；事实被歪曲而失去原意,使得不真实的解释久传而不断绝。那些编造的解释的流传,使事情的真相迷失很久了。后辈精明的人,只是想能够解释经书,根本不考察史实,既使是想考察根本的人,也只是用古人的说法来对照,追随陈旧的解释罢了,重复这类文字,把它当作解释的根据。解释经书的文字不可相信,五经中多有失实的说法。从《尚书》、《春秋》中已有的事例和现存的文字,明显地可以见到,因此单对它们略微作一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