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以汉武帝时发现散佚的儒家经书为话题,叙述了秦汉时期文章的盛衰史。他把儒家经书的存亡说成是文化盛衰的标志,并以此指责秦始皇“燔五经”是“厥辜深重”,颂扬了汉代“诏求亡失”的儒家经书和“经书并修”的崇儒做法。因本文着重谈论朝廷如何用力征求亡佚的文书经籍,故篇名“佚文”。王充以“皆论他事,不颂主上”为理由对先秦诸子的著作加以贬斥,极力推崇那些“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的文人,并说他的《论衡》的宗旨就是“疾虚妄”,是“颂上恢国”之作,而他自己则是这样的鸿笔之臣。

汉武帝封弟弟为鲁恭王。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修建宫室,得到失传的《尚书》一百篇、《礼》三百篇、《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同时听到宅内有弹琴瑟、唱诗歌的声音,因为惧怕,又重新把它封闭起来,用泥涂好,并将此事上奏了汉武帝。汉武帝派遣官吏去打开取出那些东西,经书和《论语》,这时都出现了。经传是无声的书却出现了令人听见弹琴唱歌之声的事情,这是古文该在汉代兴盛,经传欢庆自己被发掘出来的一种吉兆。它们应当流传于汉代,所以静静地藏在墙壁之中,鲁恭王发掘了它们,就出现了使圣王感动的弹琴唱歌的现象。这就说明古代文献不该被埋没,而汉朝等待它们出现作为兴盛的征兆。

汉成帝阅读百篇《尚书》,朝中博士、郎官没有谁能通晓,征求天下能究治《尚书》的人。东海郡张霸精通《左氏春秋》,根据百篇《尚书》的序言,采用《左氏春秋》的文字解释,编造出一百零二篇本《尚书》,全部完成后奏报给汉成帝。汉成帝取出秘藏的《尚书》用来考订校对它,没有一个字是相合的。汉成帝就把张霸交给司法官吏去审讯治罪。司法官判张霸犯了欺君之罪。汉成帝认为张霸的才能出众,赦免了他的罪,也不毁掉他的经书,所以一百零二篇本《尚书》才流传在民间。

孔子说:“人才难得啊。”张霸能够推究精深的思想,编写经书百篇,才高卓越,是世上稀有的人物。汉成帝赦免他,是欣赏他的文才。他的经文虽然是伪造的不真实的,但在编排篇章句子,组织材料安排内容上,就像真的经书一样,所以汉成帝不烧毁他的经书。整治一只书匣,把自己的作品赠送别人,写出十几根木简的公文呈报长官,文章写成后受看,阅读它令人满意,这样的人一百个当中难挑出一个来。张霸推究精深的思想写出百篇文章,在汉代很少有这类人才,汉成帝赦免他,不也是很应该的吗？

杨子山任郡的上计吏,看到三府编写《哀牢传》不能成功。回到郡中写成后上报朝廷,汉明帝认为他是奇才,征召他在兰台为官。凭三府中的属官,聚集了大批人材,而不能写出一部《哀牢传》。杨子山写成了《哀牢传》,皇帝采用了他的文章。杨子山的《哀牢传》,难道就这么好吗？关于哀牢的情况当时传说纷纭,聚集三府中的人士,终究不能写出来,杨子山写它,顷刻写成,毫不困难。汉成帝赦免张霸,难道没有原因吗？

汉武帝时,召见百官考试对策,董仲舒的策文最好。王莽时,命郎官上奏章,刘子骏的奏章尤其华美。这种美和善都不是空虚的,而是他们才高智深的证明。《周易》上说:“圣人的情感体现在卦辞和爻辞中。”文辞的美与丑,足以看出一个人的才智。永平年间,有一大群神雀停落在京师,汉明帝下诏书,令官吏和文人以神雀的出现为题,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献上。百官的颂文献上,文章都用瓦石作比喻,只有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个人写的颂像金玉般的美好,汉明帝采纳了这些文章。凭百官的人数众多,郎官也不止一人,只有五个人的文章写得好,他们不是奇才而是什么呢？

汉武帝欣赏《子虚赋》,就征召司马长卿为官。汉成帝阅读的书很多,只欣赏杨子云的文章,无论出入游猎,杨子云都乘车随从。假如让司马长卿、桓君山、杨子云当官,写书不能成篇,写文章不能成句,那么汉武帝贪图什么,汉成帝欲求什么呢？所以说:欣赏杨子云的文章,比当了年俸一千石的大官还要高兴；拥有恒君山写的书,比猗顿积聚的财富更富有。

韩非的书,流传在秦朝的宫廷,秦始皇感叹说:“偏偏不能和此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陆贾写作《新语》,每当上奏一篇,汉高祖左右的臣子就高呼“万岁”。感叹思慕那个人与欢呼万岁,难道能凭空产生吗？确实看到了它的优美之处,高兴之气就发自于内心。观测气象变化,在于天不在于地,因为天的文采鲜明。衣和裳穿在身上,文采装饰在于衣,而不在于裳,衣效法于天。看手相的人看左手,不看右手,因为左手手纹鲜明。占卜在于右边,不看左边,因为右边文采鲜明。《周易》上说:“大人发怒,威猛如虎,仪表威严,光彩照人。君子发怒,威仪如豹,仪态雍容,清朗华美。”又说:“观察天文现象,观察人文现象。”这是说天和人都是以文采作为外观的,大人和君子都是以文饰表现仪表的。

汉高祖在母亲身怀他时,他的母亲在湖泽岸边休息,蛟龙伏在她的身上,龙角光彩夺目；等到汉高祖兴起之时,楚军望汉军阵营,云气成五彩；汉高祖将要进入咸阳城时,金、木、水、火、土五星聚集于东井宿这一方,五星又呈见白、青、黑、赤、黄五种颜色。天也许由于憎恶秦朝,就泯灭了它的文彩,而想让汉朝兴盛,所以先授予天命,以文彩作为它的祥瑞。恶人的品行思想,前后自相矛盾。秦始皇先是赞叹韩非的书,后来又迷惑于李斯的议论,烧毁《诗》、《书》、《易》、《礼》、《春秋》这五种儒家经书,制定了禁止藏书的法令。究治五经的儒生,抱着经书隐藏起来；伏生这类人,逃窜躲藏于深山之中。秦始皇灭绝贤圣的经文,他的罪恶深重,帝位没有传到孙辈就灭亡了。李斯由于首先提出建议,身受五种刑罚。汉代兴起,改变了已灭亡了的秦代的法令,废除了李斯的做法。汉高祖才命令陆贾写文章,但没有使五经兴盛。从汉惠帝、汉景帝以至汉元帝、汉成帝各朝,五经及各种书籍同时编纂。汉朝文化兴盛,就已经知道的情况来说,同已灭亡的秦朝相比怎么样呢？

王莽不行道义,汉军如云兴起,台阁败坏,文章书籍丢失散佚。光武帝复兴汉代,收集整理图书尚未完备。汉明帝一代喜欢文人,把他们征召到兰台里做官,文豪得以会聚在一起。当今皇帝即位,下诏征求亡失了的图书,用金钱广泛收购征集,怎么会没有喜好文化的好名声呢？唐、虞时代久远,当时图书已经散佚；殷、周时代稍微近一些,诸子的书籍还留存于世间,汉代兴盛以来,传播文化的时间不长,根据人们的所见所闻,已经五倍于尧、舜时代,十倍于殷、周时代,文化光辉灿烂繁荣昌盛,没有哪一个朝代有汉代这样兴盛。天空晴朗无云,星辰明亮无比；人的本质奇异,手掌纹理的文彩鲜明。汉朝发展到今天已经很昌盛,所以文化繁荣发达。

孔子说:“周文王死了以后,一切礼乐文化不都在我这里吗!”周文王时代的文化,承传在孔子。孔子为汉代整理文化典籍,承传在汉代。承受从天而降的文化,文人应当奉行。五经、六艺是文化,诸子著作是文化,著书立说是文化,上书奏文是文化,文饰仪表是文化。在世间能够成就五种文化当中的一种,都应当受到称赞。著书立说的文化,尤其应当嘉奖它。为什么呢？抒发胸中的思想,论述世俗间的事情,不仅仅是背颂点古经、续写点旧文章而已。议论发自胸臆,文章成于手中,这不是只懂得解释经书的人所能做到的。

周、秦时代,诸子都在著书立说,论述的全是其他事情,没有称颂帝王的,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对于教化也没有什么补益。写作《论衡》的人,歌颂君王的功德,弘扬国家的隆盛,使国家的功业流传千载,使君王的德行与日月同辉,这不是刚才提到的先秦诸子的著作能够相比的。上书陈述治理国家的建议和办法,写奏记向上级推荐官吏士人,一则是为了自身,二则是为了他人。文章繁多辞句华丽,却没有一点是为了君王的。在文采仪表上,根据礼仪修养自己,使行为完美无缺,实际上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没有一点是为了君王的。如果是这样,五种文化之中,著书立说的文化是最好的,因而值得尊重也就很清楚了。

孔子称颂周代说:“唐尧、虞舜时代以后,就数周武王这个时代人才最盛,周代的功德,可以说是最高的了!”孔子是周代的文人,假如他生在汉代,也会称颂汉代的最高功德了。赵他在南越称王,背叛汉朝断绝使臣往来,不奉行汉朝的制度,坐似畚箕发挽椎髻,沉溺于夷人的风俗之中。陆贾用汉朝的功德去劝说他,用汉朝君王的威势去恐吓,使他从内心觉察醒悟,猛然起身端坐。俗儒的愚昧,有如赵他一样的糊涂；擅长写文章的人,陈述陆贾的劝说,读到文章的人,将会有猛然起身端坐,如赵他一般的醒悟过来。汉代的功德浩大灿烂,怎么会不享有卓越的名声呢？

文人卓越,是国家的祥瑞。看到宏丽的住宅就知道是户有名望的人家,看到高大的树木就知道这里曾经是旧都。国家有大文人,这是太平盛世的证明。孟子凭人的眼睛察看人,心地光明,眼睛就会明亮。所谓明亮,指的是眼睛的文彩明亮。占验国家和占验人,实际上是同一回事。国君圣明而文人会聚,人心聪敏而眼睛多彩。在烂泥中践踏有花纹的锦绸,听到看见的人没有谁不会痛心。知道践踏了文锦可惜,却不知道文人应当尊重,这就是不懂得类比了。文人写的文章,哪里只是玩弄笔墨追求华丽的外表呢？它是记载人们的行为,传播人们的名声的。善良的人希望得到记载,所以想努力去做好事；邪恶的人厌恶记载,所以就自己尽力节制恶行。这样说来,文人的笔的作用在于劝善惩恶了。

谥法之所以表彰美善,就是以此来暴露丑恶。加一个字的谥号,人们就知道劝善惩恶,听见的人,没有谁不自勉。何况尽笔墨的力量,评定善恶的真实情况,言语行动全部记载,文章以千数计算,流传在世间上,成为不可磨灭的作品,所以值得尊重。杨子云写作《法言》时,蜀郡的富商送十万钱给他,希望把自己记载到书中去。杨子云不接受,说:“富商没有仁义的品行,好比是圈中的鹿,栏中的牛,怎么能够胡乱记载呢？”班叔皮续写《太史公书》,记载家乡人把它作为对邪恶的惩戒。邪恶的人不符合正道,依法度加以制裁,怎么能够为他回避忌讳呢？

所以杨子云不被钱财所引诱,班叔皮不因恩情而屈从。天下唯独文人的笔是最公正的了。贤人圣人定夺思想于笔端,书写汇集而成文章,文章具备而真情显露,后人观看文章,以此知道正邪,怎么应该胡乱记载呢？足踩在地上,足迹就有好有丑；文章汇集在书札上,记载就有善有恶。所以占验足迹就可以看出足如何。读文章就可以知道情感如何。“《诗经》三百篇,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那就是没有邪恶的思想。”《论衡》的篇章在百篇左右,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反对虚假荒诞的事物和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