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在本篇阐述了“治有期,乱有时”(《须颂篇》)的问题,比较集中地代表了他的自然主义历史观。

他认为国家的治乱,世事的变迁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自然条件的变化有一定的周期,所以国家的治乱就有一定的期数,与统治者的德行才能无关。

王充指出:“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他认为,天时好,“谷足食多”,天下就太平；反之,“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就会“盗贼从多,兵革并起”。所以他认为社会的治乱是由于“命期自然”,是由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决定的,与统治的好坏没有关系。

俗儒认为君王奉行天意,就会“功成治安”,“风调雨顺”；反之,天降灾祸,使国家衰败。王充则认为,这种把治乱同“贤君”或“无道之君”联系起来的观点,是只“明于善恶之外形,不见祸福之内实。”

但是,王充完全否定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最终他又难以自拔。

世俗的人认为古代君王贤明所以道德教化得以施行,施行道德教化就政事成功社会稳定；君王不贤明道德教化被舍弃而衰败,道德教化衰败就政事失败社会动乱。从古至今论述此事的人,没有认为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这表现在尧、舜圣贤招致天下太平,桀、纣政治昏庸招致社会动乱而被杀。按照实际情况来评论,命运的期数本来如此,并不是君王的道德教化在起作用。

凡“百石”以下和“斗食”以上的各级官吏,处在一定的官位治理老百姓,办理政事施行教化,教化行得通行不通,老百姓安定与动乱,都是由“命”决定的。有的人才智高超行为廉洁,当官却没有取得成效；有的人才智浅薄品行不正,却治民有方而取得成功。远古时代罢免昏庸的官吏,提拔贤明的官吏,要考核官吏的政绩,根据政绩而加以奖赏,也根据没有政绩而加以惩罚。其实这是在考察他们的“命”而推崇他们的“禄”,并不是核实他们的才干,重视他们的能力。

那些论事者由于考察官吏政绩的方法,是根据功效来评定官吏贤与不贤,就说百姓安定国家太平,是贤君的政治带来的；百姓动乱国家危险,是君王无道造成的。所以预兆国家危乱的灾变出现时,论事者就据此责备君王,把罪过归结到君王施政不符合天道上来。君王接受了责备并自我进行追究,精神思想愁苦不已,身心操劳,而预兆国家危乱的灾变最终也没有减少消除。白白地使君王的心情沉痛烦闷,让明智的君王平白无故地受到那种责备,这是社会舆论和流言造成的结果。

贤君能够治理命当安定的百姓,而不能够改变命当危乱的世道。良医能够施行他的针药,使药方医术产生疗效,是因为他遇到了暂时还不会死的人,得的是不危及生命的病。如果寿命到了尽头,病已无法医治,那么即使是扁鹊也毫无办法。寿命到了尽头病已无法医治,如同动乱的百姓不能安定一样。药力能治好病,如同教化疏导能安定老百姓一样。这都有它的命数和时运,不能全靠人力去改变。公伯寮在季孙那里说子路的坏话,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的政治主张能够实行,这是天命决定的!我的政治主张没法实行,这也是天命决定的啊!”据此说来,教化行不行得通,国家的安定危乱,都是由命数时运决定的,并不决定于人的力量。

世道混乱百姓叛逆,国家的危险灾害,决定于上天,贤君的德行不能使它们消退。《诗经》上说周宣王时遭受大旱灾。《诗经》上说:“周朝留下的众民,没有一人不受罪。”讲的是没有一个人可能遗漏而不受灾害。如果周宣王只是个贤君,在道德上还嫌不足的话,那么仁慈完美的君王,谁也超不过尧和汤,然而尧却遭受洪水之灾,汤却遭受大旱之灾。洪水干旱是灾害中最厉害的了,然而两位圣王却遇上了。难道是由于两位圣王的政治所造成的吗？是天地间的期数决定了出现这样的灾害。用尧和汤遭受的水旱灾害,权衡历代帝王所遭受的自然灾害,说明这不是由于君王的道德好坏所造成的。不由君王的道德造成灾害,那么国家承受上天的福祐也并不是君王的品德所带来的。

贤君治理国家,好比慈父管理家庭。慈父能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明白的告诫,也不能使子孙都成为孝善的人。子孙是孝善的人,是家庭兴旺的表现；百姓平安,是国家昌盛的表现。昌盛到一定的时候就必定会衰微,兴旺到一定的时候必定会废败。兴旺昌盛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造成的,同样衰微废败也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引起的。昌衰兴废,都是由天时决定的。以上说的只是关于善恶方面的实际情况,还没有谈到痛苦和欢乐方面的效验。家庭平安老少欢乐,是因为家庭富饶财物费用丰足的缘故。

考察富饶的人,是因为他的“命厚”而带来的,并不是因为他贤惠而获得的。人们都知道家境富饶处在安乐之中的人是因为他“命禄”厚重,却不知道国家安定,教化施行,是由于“历数”吉利所决定的。所以天下太平不是贤圣的功劳,天下衰微动乱也不是君王无道造成的。国家该当衰乱,即使是贤圣也不能使它昌盛；时势该当太平,即使是恶人也不能使它动乱。天下的太平与动乱,决定于时运而不决定于政治；国家的安危,决定于气数而不决定于教化。君王贤与不贤,政治清不清明,对此都不能加以改变。

世人称颂五帝的时候,天下太平,每户人家都有十年的积蓄,人人都具有君子的品行。也许事实不是这样,而是人们夸大了那时的美好情况；也或许是这样,但都不是由于政治造成的。用什么来说明这一点呢？社会之所以造成混乱的原因,不是由于盗贼众多,到处发生战争,老百姓抛弃了礼义,背叛了他们的君王而造成的吗？像这类事情,是由于粮食缺乏,人们不能忍受饥饿寒冷所造成的。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而能不做坏事的人是很少的,那么在衣食充足的情况下不能做好事的人也是很少的。

传上说:“谷仓米库充足,老百姓就会知道礼节；衣服食物富足,老百姓就会知道荣辱。”谦让产生于富余,争斗起因于不足。谷物充足食物丰富,礼义之心就会产生；礼仪盛多讲究礼义,国家安定的基础就奠定了。因此,荒年的春天,不拿东西给亲戚吃；丰年的秋天,邀请四邻共同享受。不拿东西给亲戚吃,是恶劣的行为；邀请四邻共同享受,是善良的义举。产生善恶行为的原因,不在于人的本质特性,而在于年岁的丰歉。因此说来,礼义的推行,在于谷物的充足。

考察谷物收成的好坏,本来是由年岁决定的。发生水灾或旱灾的年头,庄稼没有收成,这并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而是“时数”本该如此。如果一定认为水旱灾害是因为政治所造成的,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莫过于桀和纣了,那么桀、纣当政之时,应该经常发生水灾和旱灾。考察桀、纣当政之时,却没有发生饥荒灾害。灾害出现自有一定的“时数”,也许反而在圣君当政之世出现。据实论事的人解释尧时的洪水、汤时的大旱,都认为碰巧遇到这样的“时数”,并不是因为政治不好而造成的。解释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却偏偏说是政治不好的征兆,这种解释只是为了表明尧、汤道德高尚,历代帝王都不好而已。知道了一件事就足以了解一百件,明白了什么叫恶就足以比照什么是善。根据尧、汤的情况来论证历代帝王,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都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根据灾变的出现而辨明是祸还是福,五帝时代出现的太平社会,不是由于道德所造成的,就很清楚了。

人患了温病将要死的时候,事先会有带病态的气色在面部出现。生这种病,是遇到邪气了。这种病治不好,会引起死亡,寿命就会终结。国家的混乱危亡,与人生病是同样的征兆。天地间有灾变出现,如同人患温病将死的时候,病态气色出现在面部一样。出现水旱灾害,如同人遇到邪气而生病一样。灾祸不消除,就会引起国家灭亡；如同病治不好,会引起人死亡一样。

论者认为灾变是政治好坏的征兆,贤人患了温病气色呈现病态,可以认为是由于他的操行所产生出来的吗？认为水旱灾害是由于君王无道所造成的,贤人生了病,可以认为是他的行为恶劣而得的病吗？认为国家灭亡是政治坏到了极点,贤人死了,可以认为是他的罪行深重吗？贤人有得病而早死的,恶人有身强力壮而长寿的。病死的人,不在于他的品行恶劣。那么国家的动乱危亡,也不在于政治的正确与错误。恶人身强力壮而长寿,政治不好国家也能平安而长期地存在下去。由此说来,祸变产生不足以说明政治不好,福瑞出现也不足以说明政治好,就很清楚了。

在天上出现的变化,是日月遮光而发生日食、月食现象,四十二个月发生一次日食,每五六个月发生一次月食。日食、月食的发生,有一个固定的期数,不在于政治的好坏。千百次灾变,都是同一种情况,不一定是由于君王施政设教不当所造成的。岁星冲犯朱雀的尾部,周、楚两国将有灾祸；慧星出现,宋、卫、陈、郑四国都遭受了灾害。正当这个时候,这六个国家的施政设教,不一定有什么失误。历阳县城,在一个晚上就沉陷下去成为湖泊,当时的历阳地方官吏,不一定有欺诈妄为的过失。

成败决定于上天,吉凶决定于时数。人还没有具体行动,天上的征兆已经出现,不是时数又是什么呢？五谷生长在田地里,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在市场上出售的谷物,价格有时高有时低。丰收年景谷物不一定便宜,歉收年头谷物不一定价钱高。丰收歉收有一定的年头,价高价低有一定的时数。时数注定谷价应当高,丰收的谷物价值大增；时数注定谷价应当低,歉收的谷物价值大减。谷物的价格高低,不在于丰收歉收,如同国家的治乱不在于政治的好坏一样。

贤君登位,刚巧遇到社会注定该当安定的时代,在上的君王的道德自然很好,在下的老百姓自然良善,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祥瑞福祐,一齐到来,世人就认为这是贤君所带来的。无道的君王,刚巧生逢社会注定该当变乱的时代,世道混乱社会不安定,灾害接连不断,竟至于国破身亡子孙后代断绝,世人都认为这是政治不良所造成的。诸如此类的说法,只看到善恶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祸福的内在实情。遭祸受福不在于为善或为恶,善恶的验证也不在于遭祸还是受福。地方官上任,没有什么作为,施政教化完全因袭前任的做法,没有什么更改变动,然而盗贼或许多或许少,灾害有时有有时无,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地方官命中注定要做大官,就该当借助安定局面而得到升迁提拔,或者他的命贱享受不了当官的福份,就该当因为社会危乱而受到降职罢免。用现在的地方官的情况,去比照古代的国君,国家的安危存亡,产生的原因,就可以得出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