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谈论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超等奇才，故篇名曰“超奇”。

　　王充把儒分为四等：儒生、通人、文人、鸿儒。他说，能讲解一经的是儒生；能博览古今的是通人；能摘引传书，写报告，提建议，作传记的是文人；能精心思考，兴论立说，写书成文，博通能用的是鸿儒。因此，他认为鸿儒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世之金玉”。鸿儒的文章有深奥的道理，重大的谋略，治国的方法，而且能表达出自己真挚的感情，极有文采，能深深地感动人，是世上少有的。可是由于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颂古非今思想的影响，由于地方长官“怀俗人之节”，是些“瞽言之徒”，使得他们不受重视，往往被埋没。因而王充极力强调评论人才应该实事求是，不论古今，好的就应该肯定，坏的就应该贬斥，“优者为高，明者为上”，于是他把阳成衡、扬雄、桓谭、周长生等四人列为鸿儒。

　　通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读得很流畅，很熟练，能分析确定章节和断句，并以教授做老师的是通人。能够发挥古书意思，灵活引用古书词句，能上书奏记，或者提出见解和主张，串连成篇写成文章的是文人、鸿儒。努力好学，见识多，记得牢的，世上有很多；著书写文章，能说古论今的，万人中没有一个。然而能著书写文章的，是知识渊博精通而能运用的人。进山里看见树木，是长是短没有不知道的；到野外看见青草，是粗是细没有不了解的。然而不会砍伐树木用来作房子，采集百草用来配方调药，这是知道草木而不会运用。通人见识广博，却不会用它来论述事情，这叫藏书家，就是孔子所说的那种“能背诵《诗经》三百篇，把政治事务交给他，都干不了”的人，这跟那些见过草木不会采伐运用的人，是同一回事。孔子拿鲁国编年史来写《春秋》，等到他创新立义，赞赏和贬责一番，就不再沿袭鲁国编年史，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自然从胸中产生出来的了。大凡重视通人，是看重他们能运用学到的东西。如果他们仅仅能熟读，读诗读经，即使是千篇以上，也是鹦鹉能说话之类。能引申古书上的意思，写出美好的文辞，没有卓越的才能，是不能胜任的。能通读的人，世上到处有；能著书写文章的人，历代却少得很。近代的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他们就象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样同时出现在同个时代；其余仅有而已，往往如此，譬如珍珠宝玉不可能多得，因为它们珍贵。

　　因此能讲解一种经书的是儒生，能博览古今的是通人，能摘引传书来写报告提建议的是文人，能精心思考写文章连结成书的是鸿儒。所以儒生超过一般人，通人胜过儒生，文人超过通人，鸿儒又超过文人。因此，鸿儒是所谓超而又超的人。以罕见的超人，去跟儒生相比，等于拿高贵华丽的车子跟破车相比，拿精致华美的丝绣跟旧袍相比，它们之间相差太远了。如果跟一般人相比，即使拿泰山顶比山脚，拿长狄人的颈比脚掌，也不足以说明。山丘以泥土石头为主体，山中要是有铜铁，就是山上罕见的东西。铜铁虽已罕见，有时还会挖出金子玉石。鸿儒就是世上的金玉，罕见又罕见。

　　才能突出还有突出的，他们才能相互超越但总有高低之分。儒生托名在儒门，远远超过一般人。可是有的不能讲解一种经书，教诲后代子孙；有的却能率引众多学生，讲解透彻内容丰富，能称作通晓经书。有的不能写完一份公文，提出一种主张；有的却能陈述国家政治得失，提出适宜的建议，而且言论符合经传，文章如星月一般灿烂。他们象谷子云、唐子高一样优秀，能在报告和意见书上引经据典，却不能连结起来写成文章；有的能把古今事选取排列出来，把往事记载下来写成书，象司马迁、刘子政这些人，累积材料编成篇目，文章数万言，他们远远超过谷子云、唐子高，然而是沿袭以前现成的记载，没有自己心中的创造。至于陆贾、董仲舒评论国家大事，随心说出，不凭借外在条件，然而却内容浅显易懂，读者还叫它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都是在精心思考后创造出来的，所以能穷尽深远难见的大道理，不是接近圣人的才能，是不可能写成功的。孔子作《春秋》，阳成子长和杨子云二人作《乐经》和《太玄经》两经，真称得上高明地遵循着孔子的足迹，宏大精美有与圣人相提并论的才能。

　　王公子向桓君山打听杨子云。桓君山回答说：“汉朝建立以来，没有谁能超过此人。”桓君山区别人才，可以说是符合人才高下的实际情况。采玉的人心比玉还美，钻龟的人智比神灵。君山能区别儒生的才能，排列出他们的名次，可见比所排列的人贤能。他又作《新论》，评论社会上的问题，辩明是非，虚假的话语，虚伪的文词，没有不被证明确定的。在那阳成子长、杨子云等兴论立说的人当中，桓君山算是头一个了。从桓君山以来的那些文人、鸿儒都具有博大精深的才能，所以有美好的文章。他们动笔能写文章，用心能谋划，文章从心中出，思想用文章来表明。观看他们的文章，非同一般卓越超群，真称得上精辟的论述。这样说来，文章写得多的人，是人中最杰出的了。

　　植物下面有根和茎，上面才有花和叶；果实里面有果核，外面才会有皮和壳。文章言辞是读书人的花叶与皮壳。真情实意在心中，文章写在竹简和帛上，表达与内心，自然要互相符合相称。感情激动才能下笔流畅，所以文章写真情而能流露出来。人会写文章，就像鸟兽有毛一样。毛有五颜六色，都长在身体上。如果写文章没有内容，这就是像五颜六色鸟兽的毛无故长了出来。选拔武士来射箭，武士要心气平和身体站直，把弓和箭握牢固，然后才能射中。兴论立说一出口，就像弓箭射出一样。论说应当有道理，就像箭要射中靶子一样。射箭是用箭射中靶子来验证其技巧，论说是用文章来证明是否超群。文章超群与射箭技巧都是从心里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相同的。

　　文章中有深奥的意思，重大的谋略，君臣治国的方法，只是由于他们自己无法实行，口里又不能直说来表达心情，所以用文章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认为以后一定能实行它。孔子作《春秋》，是用来表达做君主的道理。然而孔子的《春秋》，是他素王的事业；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是素相的事业。看《春秋》可以看出做君主的道理，读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可以看出做相的意图。所以说：陈平分割祭肉，是当丞相的苗头；孙叔敖疏通期思河，是当令尹迹象的显现。观看传书里的文章，有治理国家大事的道理，不仅是分割祭肉、疏通河水的预兆。脚不强劲就走不远，锋刃不锐利就割不深。能连结篇章写文著书，一定是才能大智慧高而完美的杰出人物。

　　有人说：“写书的人，看得多听得多，熟悉学问，就能类推写出文章来。文章是由见闻写出来的，不一定真实才能与文章相符合。寄肤浅的见解于漂亮的文辞，没有深刻的内容，见不到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所以很少有建立功业的人。国家安危的关头，文人都不能参与其事，没有建立功绩的作用，只有动笔写文章的效果。

　　我说：这不一定。周代写书的人，都是权谋的大臣，汉代敢于直说的人，都是博览群书的官吏，怎么能说文章写出来不是像花叶的生长那样是由根促成的呢？用心思考作计谋，收集资料写文章，感情在文辞中表现出来，意思在说话中得到证明。商鞅帮助秦国，想在霸业上得到功绩，于是写《耕战》；虞卿帮助赵国，提出计谋和主张并被采纳，辞官后写了《虞氏春秋》。其基本思想，就是虞卿在赵国都城给赵王提的建议；《耕战》的内容，就是商鞅在秦国堂上向秦孝公提的建议。陆贾消灭吕氏的计谋，跟《新语》是同样的见解；桓君山改变晁错的计谋，跟《新论》是同样的意见。看谷永上书的陈述，唐林坦率的进言，刘向恳切的建议，都以见解为根本，写成文章，想借助它把见解表达出来，难道只是雕饰文辞，随便写成漂亮的言辞吗？真挚的感情发自内心，所以那文章上的话才深深地感动人。因此鲁仲连用箭射信，燕将会自杀；邹阳上书辩解，梁孝王才会打开牢门放他。书信、奏章和文章的内容，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并非只是博览群书的人能造出来的，熟悉学问的人能写出来的。

　　鸿儒少有，而文人比比皆是，地方长吏，怎么能不尊重他们呢？难道只是用他们的能力，在公文上舞文弄墨吗？而是希望州郡长官有忧愁的时候，他们能写章上奏，解决处理困难烦杂的事务，使州郡无事。就象唐子高、谷子云这些官吏，要是出来尽心，完全拿出写公文的本领，那些麻烦和忧患的事怎么会有解决不了的呢？古代很遥远，四处偏僻隐蔽，动笔作文的人，记录有困难，那么暂时就近用自己家乡会稽的事来说。周长生是文人当中的魁首，在州府，是为剌吏任安起草奏章，在郡府，也是为太守孟观写奏章，解决了麻烦事消除了忧患，使得州郡无事，二位地方长官的职位得以保全。周长生的身份不显赫，不是他才智低、功力差，而是二位地方长官怀着俗人的节操，不能尊重他。假使遇到前代的燕昭王，那么周长生早已蒙受邹衍那样的恩宠了。周长生死后，州郡的长官遇到了忧患，没有能干的起草奏章官员，因此困难事解决不了，被追究责任押送到相属司直受审，这是由于写文章这一行不受重视，不再有擅长写奏章的人的缘故。那么难道就没有为地方长官分忧的官吏吗？而是他们当中的人，文笔远不如周长生之类的缘故。

　　周长生的才能，不仅仅擅长写公文，而且写了《洞历》十篇，上从黄帝，下到汉朝，就连细小轻微的事，没有不记载的，跟司马迁《史记》的《表》、《纪》相类似。由于上通黄帝下达汉朝，所以叫做《洞历》。像这样，周长生不只是个文人，而且是个称得上鸿儒的人。

　　前代有严忌，后来有吴君高，最后有周长生。白野鸡从越尝贡来，畅草从郁林献来，雍州出玉，荆州、扬州产铜。珍贵的东西出产在四面边远而偏僻的地方，这些地方不能说就没有特出的人物。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死了，文章不都在我这里吗！”周文王的文章在孔子身上，孔子的文章在董仲舒身上，董仲舒已经死了，难道在周长生这些人身上吗？不然，怎么会说他语言高超，文章美丽呢！唐勒和宋玉，也是楚国的文人，古书上没有记载的人，屈原就在那上边。会稽的文人，难道只有周长生吗！以没有加以论述的人来说，周长生尤其突出。全国多山，而华山、泰山称岳，全国多河，而长江、黄河称渎的原因，是华山、泰山最高，长江、黄河最大。周长生，是州郡中文章最好的人。自己家族的老大贤能，抛开他而去称赞别家族的老大，这是不对的。周长生是论说文章的头号人物，所以文人都尊崇他，唯独把他记录下来，这跟《春秋》采用鲁国自己的年号来记年以表示尊重本国的道理相同。

　　一般人喜欢推崇古代而称颂传说中的事情，古人的东西，就是瓜菜也是甜美的；后代的新东西，即使是蜜酪，也是苦辣的。周长生的家在会稽，生长在今天，文章虽然出众，评论的人还是认为比古人幼稚。天供元气，人受精气，难道因为人有古今差别，今人就要降低等级吗！(应该不论古今，)优秀的算高超，高明的算上等。尊重事实的人，明辩是非的人，看见错的，即使是古代的，也要降低其位置放在后面，看到正确的，即使是今天的，也要提高其位置放在前面，心智明白，不被一般人的喜好所迷惑。班叔皮续写《史记》百篇以上，记事详尽，讲理透彻，读者认为是第一，而司马迁的《史记》次之。其子班固是尚书郎，文章可以跟他相比，如果用国家大小来比喻文采的高下，那么他们不仅是五百里的大国，而且应称作像周、召、鲁、卫那样的大国。如果要推崇古代，那么班叔皮、班固父子就不值得一提了。

　　周代有繁荣昌盛的文化，是因为在百代的末尾。汉代在百代的后面，文辞论说，怎么能不繁茂呢！从小看大，从老百姓的事来推论，可以看出朝廷政治上的道理。住宅开始建成，才会种植桑麻，住上很多年，子孙继续栽种桃树、李树、梅树、杏树，才会遮住山丘盖满原野。植物根茎多，那么花叶就繁茂。汉朝统治已经很久了，土地辽阔，百姓众多，礼义盛行，事业兴旺，漂亮的文章，怎么会不繁茂呢！其实，花和果实是在一起生成的，无花而结果，这样的东西少有。山是秃的，怎么会繁茂呢？地是盐碱土，怎么会生长草木呢？著名文人在汉朝大量出现，就是汉朝兴盛的证明。天晴朗，群星明亮；天阴雨，日月被遮蔽。如今著名文人同时出现，就是汉朝光照日月的证明。

　　汉高祖每读陆贾的文章，群臣就发出“万岁”的称赞声；徐乐和主父偃上奏章，被任命为郎中的事，如今没有再听说了。做饭食不会做又苦又酸的菜，因为自己的口觉得味道不好，手就不会拿去给别人吃。每次下诏书，都说要按文义经传四科选拔人材，诏书富有文采，是情文并茂的好文章的明证。而如今上奏的公文没有经过核实，写书又没有实际内容，“万岁”的称赞声，“任命”的恩惠，从什么地方发出来呢？装饰面孔的人都想打扮得好看，但值得看一眼的却很少；创作乐曲的人都想作得动听，但值得一听的却很少。陆贾的文章还没有上奏，徐乐、主父偃的简策还没有上呈，那些闭眼说瞎话的人，讲述事情粗鲁难听，写文章没有文采，不知道是指什么说的，文辞华而不实，不被流放到荒岛或沙漠上去充军，就算幸运了，怎么还能蒙受任命为郎中的宠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