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谈了怎样来衡量儒生与文吏才能的高下,故篇名称之为“程材”。儒生,是指研习五经的读书人；文吏,是指熟习政务的一般官吏。

当时的人看见文吏处境顺利,飞黄腾达,儒生沉沦,不得志,就诋毁儒生才能差,智慧低,文吏才能高,智慧聪明。王充认为这是用做官的标准来衡量人的才能,不足取。形成人们这种错误看法的原因,王充则毫不客气地指出,是地方长官的无能,事事依靠文吏造成的。他认为儒生与文吏各有所能,“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学者,事也。”“儒生治本,文吏理末”。根本原则与细枝末节的具体事务相比,王充说:“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作者在文中指责文吏能理事无节操,实际上也揭了露当时仕途和官场的腐败。“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实则是一批奸猾可恶的坏蛋。

评论的人很多都认为儒生赶不上文吏,因为看见文吏处境顺利而儒生不得志,就诋毁儒生认为他们才智低下,称赞文吏认为他们才智高超。这是不了解儒生,也不了解文吏。其实,儒生和文吏都有才智,并不是文吏才智高超而儒生才智低下,只是文吏经历的事情多,而儒生没有做过罢了。认为文吏经历的事情多,儒生没有做过,是可以的；认为文吏才智高超,儒生才智低下,就荒谬了。

社会上一般人都诋毁儒生,儒生们也自己互相瞧不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想做官并学习当官的本领,而且以文吏作为标准。儒生一有缺点,一般人就一起诋毁他们；文吏有过错,一般人都不敢去诋毁。把错的东西归罪给儒生,把对的东西归给文吏。其实,儒生的才能不比文吏低下,也不是他们学习的本事没有用处,而社会上一般人都诋毁他们,是因为看见地方长官不喜欢任用他们的缘故。地方长官不喜欢任用他们,是因为很多事情自己不能亲自处理,需要文吏来主持办理。于是衡量和选择人材,区别他们能力大小,希望对办事有好处。文吏善于处理烦杂事务尽力于自己职务,做好本职工作建立功绩,所以地方长官爱重他们的能力。儒生事事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不能担当繁杂的工作,地方长官有烦难疑问,不能效力。他们的能力对于处理时事没有用处,那么当官就轮不到他们身上。地方长官用做官的标准来考核人的才能,人的才能大小又以当官作证明,所以社会上一般人常常看重文吏,看不起儒生。儒生被轻视,文吏被重视,根源在于无能的地方长官。可见社会上一般人的评论,都顺着地方长官的喜欢与厌恶。

像当今的地方长官,才智高深,地位显贵,起着纲领作用,事情没有不由他们作决定的,他们设置文吏,是为了填满名额,足以辅助自己实现志向。如果他们的志向在于修养道德,致力于提倡教化,那么文吏就会被看成瓦石,儒生就会被看成珠玉。文吏能解决困难问题,处理烦杂事务,却不能保持住自身的节操,那么也就不能辅助地方长官。儒生没有学习过文职工作,却善长于纠正过失,地方长官为非作歹,冒危险规劝也不惧怕。考察社会上能树立忠心耿耿节操的,实现三谏之义的,使地方长官检点自身,约束自己,不敢不正直的,大多是儒生。而迎合地方长官意志,不择手段讨喜欢和争宠幸的,地方长官想放纵,低头沉默不说话的,大多是文吏。文吏以处理事务占优势,在忠诚正直方面欠缺；儒生以保持节操占优势,在处理文职事务方面欠缺。二者都有长处与短处,各有合适的工作,当今的地方官吏,对二者都各有所取的。选取儒生的人,一定是讲究道德和提倡教化者；选取文吏的人,一定是注重事务和重视处理烦杂工作者。

自己才能不够则需要帮助,需要帮助就要依靠有能力的人。官吏设置辅佐,是因为能力不足；选取有能力的属吏,是因为自己才能不够。太阳照耀黑暗,不需要灯烛；孟贲、夏育御敌,不靠辅佐。假使地方长官的能力,都像太阳照耀黑暗,孟贲和夏育那样难于抵挡,那么文吏的才能就没有用处了。病发作而医生就有人请,灾祸来了巫就人有用。如果自己能开方配药,会入室捉神弄鬼,那么医生就没有人请,巫没有人用。桥梁的架设,是因为人的脚不能跨越河沟；车马的使用,是因为人跑不能跑得很远。要是人的脚能跨越河沟,人跑能跑得很远,那么桥梁就不用架设,车马也不要使用。天地间的事物,人尊重崇敬的原因,都是因为能力低下智慧不够,需要依仰它来充足。像当今的地方长官,不责备自己没有才能,却轻视儒生不学习文职；不追究文吏得到重用的原因,而尊重他们的才能,认为他们是好官吏。于是就认为,不是文吏,忧虑不能排除；不是文吏,忧患不能解救。所以选举时常要老办事的人,考核官吏常取按章办事没有差错的人。儒生没有处理时事的功绩和经历,所具备的能力不能胜任繁杂的事务,所以在选举时处于下等,在朝廷上失去地位。

儒生中脑子聪明行动敏捷的人,随着当时情况变化,学会作官的一套,就追随文吏的后面,从未得过好名声。而遵守先王之道,坚持自己志向,遵守讲求礼义的,往往地方长官不信任,被文吏鄙视、戏弄。由于不被重用就执意要退职,被鄙视、戏弄就感到不得意,因而办事不勤勉,观察事情不精细,从而被认为没有能力,被数落不会办事。儒生中只有一般才能没有高尚抱负的,学会了作官的一套,与文吏混在一起,窥测地方长官的喜好,迎合当时的急需,转变志向改变作为,日夜兼程又学又问,不感到羞耻,只是希望成为一个擅长文书出名的人罢了。而那些有高尚志向美好节操的人,耻于降低自己高尚志向,损害自己崇高品德,去献媚求官,因而深恨那些“有俗材而无雅度”的儒生。等到他们进入文吏行列,仍然坚持自己高尚的志向,不肯就学文吏一套。也许因为在处理问题上,熟练程度不够,考虑粗疏不周密,遇事不知道怎么办；在官场上对答有错误,跪拜不熟练,进退违背礼节；在朝廷上,上本陈述己见议论大事,像迂腐的读书人辩解过失,引证典故；在地方上,切断了长官的欲望,直言一针见血,触犯了讳忌；在办事上,封固和捆扎公文,给简牍系带帖签落名,或封泥用印,这些事上没有按照规章制度；在言谈上,说话高谈阔论,乖僻脱离实际,迂腐不符合道理。所以社会上一般人轻视他们,文吏鄙薄他们,地方长官看不起他们。

所以社会上一般做学问的人,不肯完全弄通经学,在深刻了解古今上下功夫,都急于想成为一家章句学派。只要初懂文义道理,同时就讲究学习令史的必读书籍,熟读背诵法令,习作公文,学习答对,熟习跪拜礼节,在家练习好,以备一旦召去供职就能胜任。为了顺应当今风气不顾先王之道,急于成交就放弃高尚志向,抢着上爬不顾礼义,废弃经书不想学习。因此古经被废弃没人学习,经学暗淡无光,儒生冷冷清清地呆在家里,文吏则在朝堂上高声喧哗得意洋洋。“有俗材而无雅度”的读书人,就跟随世俗奔走效劳；而有高尚节操的儒生,就处于偏僻狭小的地方,被排斥与疏远。奔走效劳的人一天比一天显得灵巧,被排斥疏远的人则一天比一天显得笨拙。不是他们能力差,智慧不够,而是见得少,干得少,不熟习的缘故。要是自己的脚未曾走过的地方,即使是尧和禹也要问问道路的情况；要是自己眼睛未曾见过的东西,即使是孔子和墨子也要问问它们的形状。

齐郡的人世世代代刺绣,普通妇女没有不会的；襄邑一般人都会织锦,就是迟钝的妇女也没有不手巧的。天天看,天天做,手就熟练了。假使“有俗材而无雅度”的读书人未曾见过,手巧的妇女未曾做过,生事生手,就是偶尔干一下,匆忙瞟一眼,即使是明摆着的问题,很容易干的事,也会糊里糊涂看不清,干不了。当今评论事情,不说经历少,而说才干不敏捷；不说未曾做过,而说智慧不够,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儒生的才干没有不敏捷的,职业没有干不了的,只是他们有高尚的志向不肯去做。现在社会上一般人看见不愿习文书,就说他们不会；看见他们不肯去做吏事,就说他们干不了。

是因为要分别和比较能力的大小,所以文吏排在前,儒生排在后,这是从朝廷的角度说的。如果从通晓儒家经书的角度来评定儒生与文吏,那么儒生在上,文吏在下。从务农的角度来评论种田,农夫最高明；从经商的角度来讲做买卖,坐商最能干；如今从朝廷的角度来论人才,所以说文吏最高明。朝廷里的人,年纪小的时候做干吏,以朝廷为田地,用刀笔作耒耜,把公文当农桑,就像人家的子弟,生长在宅院中,他们知道宅院内房屋,通道的情况,胜过宾客。宾客刚来,即使是孔子和墨子的才智,也不能辨别。儒生像宾客,文吏像子弟。用子弟熟悉宅院作比喻来评论文吏和儒生,那么文吏在掌握文书上比儒生熟悉,而儒生比文吏生疏。像当今的地方长官,知道子弟因为在宅院里时间长熟悉情况才聪明起来,却不知道文吏是因为文书熟练才能干的；知道宾客因为刚来不了解情况,却不知道儒生是因为接触文书和法令少才拙笨的。这里糊涂不明,不会类推的缘故。

县里一个佐史的才能,能胜任郡里的掾史；郡里一个循行的才能,能胜任州里的从事。然而郡里不招用佐史,州里不起用循行,这是因为处理文书非常熟练就会按法令办事没有差错,而他们虽然道德高尚,但很少处理公文的缘故。五曹办事自有章程,公文书写自有旧例,只要勤勉练习,就能成为高明的文吏,这怎么能受到称赞呢？贤能高明的地方长官,衡量官吏是选择才智,不寻求是否熟习文书来评论其高低,因为他们看重志向,轻视文才。称赞好的官吏就说他忠心耿耿,忠心耿耿所起的作用,不是在处理公文上。事情可以通过学习达到了解,礼节可以经过练习做到完善,忠贞的节操和公正的操行不是容易树立的。文吏和儒生都有志向,然而儒生追求忠贞善良,而文吏追求能办好事情。如果有忠良的表现,即使办事生疏、笨拙,对他们高尚的志向没有什么损害。

评论的人认为儒生不会公文,把他们排在一下等。由于法令和比例是文吏断案的依据。文吏处理事情,一定要请教精通法令的人。天子的事务,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因此肯定要以能否精通法令,善于按法令办事来衡量人的才能的高低,这样精通法令的人应该最受重视。有人说:“确实是这样。法令是汉朝的经典,文吏的议论取决于它。事情以法令来判定,确实是很明白的。”我说:五经是汉朝所立,儒生完美的政治主张和大道理,都出自五经当中。董仲舒阐术《春秋》的道理,跟今天的法律是符合的,没有什么违反和不同。然而《春秋》,汉朝的经典之一,是孔子写的,留传到汉代。评论的人只尊重精通法令的人,不抬高《春秋》,这是愚昧不明的表现。《春秋》和五经,道理是互相贯穿的,既然赞赏《春秋》,又不推崇五经,这是不懂类推的道理。五经就是阐述原则的。具体事情不如原则重要,原则被执行了,事情就办成了,没有原则,事情就办不成。然而儒生学的东西,正是原则；文吏学的东西,是处理具体事情。假使才能相同,应当以学习原则的儒生为高,如比对于文吏,就像用水洗污泥,用火烧去腥味一样,水与火,是原则,运用它的人,是处理具体事情的,处理具体事情对于原则只是细枝末节。儒生能治理根本,文吏只是处理细枝末节,属根本的原则与属细枝末节的具体事情相比,要判定其尊卑高下,就可以衡量出来了。

尧以美德使百姓和睦。孔子说:“孝顺父母,尊重兄长到极点,就能与上天相通。”张释之说:“秦朝那些做‘刀笔小吏’的,使秦每况愈下直到二世,秦朝灭亡。”张汤和赵禹是汉朝精明强干的官吏,司马迁作《史记》,把他们列在《史记·酷吏列传》中,认为他们导致了西汉的灭亡。他们与“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的人相比,谁令人义愤填膺呢？地方长官虽懂得经学是最高的道理,但不尊重学习经学的儒生,因为他们看见读经书的儒生的能力赶不上能处理具体事务的文吏。

宰牛的刀可以杀鸡,杀鸡的刀难以宰牛。刺绣的师父能缝帐幕和衣裳,缝补破衣服的工匠不能纺织锦缎。儒生能做文吏的职事,文吏不能树立儒生的学问,文吏的才能,确实低劣不及儒生,而儒生不学习文书,确实是高尚不肯去做。禹疏通江河,不拿锸,周公旦筑雒邑,不握筑杖。其实,笔墨公文是锸筑杖之类工具,而想要使有志于大道的人亲自去作文吏的具体事务,这是叫大将军亲自去冲锋陷阵,要高级工匠亲自去砍木头啊。

能够解释一种经书的儒生,去处理一曹的事务,十来天个把月就会了；掌管一曹事务的文吏,去学一种经书,一年也不能学成。为什么呢？因为文吏的事情容易懂得,而经学却难得弄懂。儒生不但要弄懂经书,而且要弄通圣人的意思,文吏只需动笔,考察下老百姓的事。能够懂得大圣人的意思。跟只懂得百姓的事情,哪个困难呢？能够弄通艰难经学的人才,掌握了经书章节字句的解释十万字以上,还有余力做其他事情。至于学识渊博,通览古今的人,衡量他们心中的智慧,远远超出能解说十万章句的人。文吏懂得的,不过是辨解公文。具有千金的人比起只有价值百十个钱的人,哪个富呢？粮食堆得像小山,与粮食积聚像小坻,哪个高呢？世上把有名声的人才当作名贵的宝器,宝器大装的东西就多。然而儒生所装的东西,可以说是多得很。

飞蓬长在麻中间,不扶自然会直；白纱放进黑染缸,不染自然会黑。这话是说学习的好坏,会改变人的本性,儒生的本性,不是就都好的,受圣人孔孟之道的深刻影响,白天晚上地诵读,才得到了圣人的操行。文吏从小就练习写字,只要手练习并且成行,没有文章诵读,也听不到仁义的话。长大做了文吏,舞文弄法,顺着私心为自己,使劲追求个人的权力和利益,审理案件就接受贿赂,治理百姓就搜刮掠夺,处在重要职位时就滥用权柄,得皇上宠幸就出卖地方长官。一旦做官,头戴华丽帽子,身佩锋利宝剑；掌权一年,老百姓的田地房屋一齐兼并。他们本性并非都坏,是所学所作违背了孔孟之道。所以在儒门学习好的东西,趋于接受仰慕正义,其志向和节操就会由于自己努力变得很高尚,高明的地方长官看到这一点,就会重用儒生。东海国的相宗叔庠,广泛招致隐士,春秋会飨,设置三等,按名次先后授官,全府的官吏,儒生占十分之九。陈留太守陈子瑀,广开儒生门路,选入各曹的掾史,都能讲授儒家经书；处理公文的文吏,占十分之一二。这两位地方长官都懂得道和事之间的道理,通晓他们之间数量的多少,所以世人颂扬他们的名声,书籍记载他们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