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内容涉及圣人风范、古代礼制、交朋结友、立身处世和大臣的权力、职责等。全篇原文共9章，本书选5章。

圣人风范论

孟子说：“伯夷，眼睛不看丑陋的事物，耳朵不听邪恶的声音。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不使唤。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天下混乱就隐退不出。施行暴政的国家，住有暴民的地方，他都不愿意居住。他认为和没有教养的乡下人相处，就像穿戴着上朝的礼服礼帽却坐在泥途或炭灰上一样。当殷纣王暴虐统治的时候，他隐居在渤海边，等待着天下太平。所以，听到过伯夷风范的人，贪得无厌的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会变得意志坚定。“

伊尹说：‘哪个君主不可以侍奉？哪个百姓不可以使唤？’所以，他是天下太平做官，天下混乱也做官。他说；‘上天生育这些百姓，就是要让先知的人来开导后知的人，先觉的人来开导后觉的人。我就是这些人中先知先觉的人，我要开导这些后知后觉的人．’他认为天下的百姓中，只要有一个普通男子或普通妇女没有承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他自己把别人推进山沟之中去了一样--这就是他以挑起天下的重担为己任的态度。

“柳下惠不以侍奉坏君主为耻辱，也不因官小而不做。做官不隐藏自己的才能，坚持按自己的原则办事。不被重用不怨恨，穷困也不忧愁。与没有教养的乡下人相处，也照样很自在地不忍离去。他说：‘你是你，我是我，你就是赤身裸体在我旁边，对我又有什么污染呢？’所以，听到过柳下惠风范的人，心胸狭窄的会变得宽阔起来，刻薄的会变得厚道起来。

“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不等把米淘完就走；离开鲁国时却说：‘我们慢慢走吧，这是离开父母之邦的路啊！’应该快就快，应该慢就慢；应该隐居就隐居，应该做官就做官。这就是孔子。”

孟子说：‘伯夷是圣人里面最清高的；伊尹是圣人里面最负责任的；柳下惠是圣人里面最随和的；孔子是圣人里面最识时务的．孔子可以称为集大成者。集大成的意思，就好比乐队演奏，以钋钟声开始起音，以玉磐声结束收尾。钋钟声起音是为了有条有理地开始，玉磐声收尾是为了有条有理地结束。有条有理地开始是智方面的事，有条育理地结束是圣方面的事。智好比是技巧，圣好比是力量。犹如在百步以外射箭，箭能射拢靶子，是靠你的力量；射中了，却是靠技巧而不是靠力量。”

孟子在这里罗列的，是四种圣人的典型：伯夷清高，伊尹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柳下惠随遇而安，孔子识时务。比较而言，孟子认为前三者都还只具有某一方面的突出特点，而孔子则是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具有“智”与“圣”相结合的包容性。

显然，孟子给了孔子以最高赞誉。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伯夷过于清高，清高得来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所以他最后要与叔齐一道“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但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也就由此生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许也正是由此观念出发，伯夷才被推崇为“圣人”之一。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曾经说过，“把历史扛在肩头”的人。其实。他的这种精神，正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平？”(《论语•泰伯》)所以，伊尹是非常符合儒教精神的“圣人之一，历来也的确成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古代圣贤人物。但他的这种精神，在进入所谓“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时期后，已被视为过于沉重，过于执着的“古典意识”，与“轻轻松松过一生”的现代生活观念有格格不入，或者说，已不那么合时宜了。柳下惠一方面是随遇而安，另一方面却是坚持原则，我行我素。随遇而安体现在他不至于侍奉坏的君主，不羞于做低贱的小官，不被重用不抱怨，穷困不忧愁。这几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可就太困难了，尤其是后面两句，的确人有圣贤级的水平。所以，传说柳下惠能够做到“坐怀不乱”，具有超人的克制力，圣人的风范。最后说到孔圣人。事实上，到后世，尤其是到我们今天仍然家喻户晓为圣人的，四人之中，也就是孔圣人了。孟子在这里并没有展开对孔子的全面论述，而只是抓住他应该怎样就怎样的这一特点，来说明他是“圣之时者”，圣人中识时务的人。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孟子所强调的，是孔子通权这变，具有包容性的特点，所以才有“孔子之谓集大成”的说法。而且，由“集大成”的分折，又过渡到对于“智”与“圣”相结合的论述，而孔子正是这样一个“智”“圣”合一的典型。说穿了，也就是“德才兼备”的最高典范。这样一说，圣人也就与我们有接近的地方了，我们今天不也仍然强调“德才兼备”吗？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成为圣人，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精神方面的追求总还是可以的吧下一篇(友其德也，不可有挟)

万章下

友其德也，不可有挟

万章问道：“请问交朋友的原则。”

孟子说：“不倚仗年龄大，不倚仗地位高，不倚仗兄弟的势力去交朋友。交朋友，交的是品德，不能够有什么倚仗。孟献子是一位拥有百辆车马的大夫，他有五位朋友：乐正裘、牧仲，其余三位，我忘记了。献子与这五人交朋友，心目中并不存在自己是联的观念，这五人，如果心目中存有献子是大夫的观念，也就不与献子交朋友了。。不仅具有百辆车马的大夫有这样的，就是小国的国君也有这样的。费惠公说：‘我对于子思，把他尊为老师；我对于颜般，和他交为朋友；至于王顺和长息，不过是侍奉我的人罢了。’不仅小国的国君有这样的，就是大国的国君也有这样的。晋平公对待亥唐，亥唐叫他进去就进去，叫他坐就坐，叫他吃就它。即使是糙米饭小菜汤，也没有不吃饱的，因为不敢不吃饱。不过，晋平公也就是做到这一步而已。不同他一起共列官位，不同他一起治理政事，不同他一起享受俸禄，这只是一般士人尊敬贤者的态度，而不是王公贵族对贤者的态度。从前舜去拜见尧帝，尧助他的这位女婿住在副官中。他请舜吃饭，舜也请他吃饭，二人互为客人和主人。这是天子与普通百姓交朋友的范例。地位低下的人尊敬地位高贵的人，这叫尊敬贵人；地位高贵的人尊敬地位低下的人，这叫尊敬贤人。尊敬贵人和尊敬贤人，道理都是一样的。”

爱情要纯洁，友情也要纯洁，不可以掺杂金钱、地位等利害关系的因素在内。古代人非常重视这一点。我们随手就可以写下一连串这方面的名言：

“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战国策•楚策一》)

“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史记•郑世家赞》)

“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中说•礼乐》)

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友其德”，而不要友其财、色、权、利、势。

至于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如莎士比亚名剧《雅典的泰门》、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以及中国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更是生动形象、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这个道理。

问题还是在于，说得越多，文艺作品写得越多的，往往也就是现实生活中存在问题最多的现象。古往今来，真正能够做到“不挟”而“友其德”的，又有几人呢？

岂不闻--

“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增广贤文》)

所谓“钱权交易”，至今不也仍然是我们“反腐败”中要着力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吗；下一篇(位卑莫言高)

万章下

位卑莫言高

孟子说：“做官不是因为贫穷，但有时也是因为贫穷；娶妻不是了孝养父母，但有时也是为了孝养父母。因为贫穷而做官的，便应该拒绝高官而居于低位；拒绝厚禄而只受薄禄。拒绝高官而居于低位；拒绝厚禄而只受薄禄，做什么合适呢？比如说做守门打更一类的小吏。孔子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只说：‘出入的帐目清楚了。’又曾经做过管理牲畜的小吏，只说：‘牛羊都长得很壮实。’地位低下却议论朝廷大事，这是罪过；身在朝廷做官而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是耻辱。”

“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

忧固然是忧，但如果你高谈阔论，指点江山，评议朝纲政纪，那可就要小心你的脑袋了。

因此，孟子有“位卑而言高，罪也”的看法。尤其是在暴政专制的时代，更是如此，所以有“莫谈国事”的警告。

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是“为贫而仕”，不是为了拿工资混饭吃，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而做了高官，“立乎人之本朝”，加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政见，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不然的话，“道不行”，就是耻辱。

总之还是《中庸》所说“素位而行”的意思。担任什么角色就做什么样的事，说什么样的话，尽什么样的力。即便圣人如孔子，不也是管帐就说管帐，放羊就说放羊吗？既然如此，我们又放么多余的话可说呢？下一篇(知人论世)

万章下

知人论世

孟子对万章说：“一个乡的优秀人物就和一个乡的优秀人物交朋友，一个国家的优秀人物就和一个国家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天下的优秀人物就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如果认为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够，便又上溯古代的优秀人物。吟咏他们的诗，读他们的书，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可以吗？所以要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这就是上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

孟了的本意是论述交朋友的范围问题。乡里人和乡里人交朋友，国中人和国中人交朋友，更广泛的范围，则和天下的人交朋友，也就是朋友遍天下了吧。如果朋友遍天下还嫌不足，那就有上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了。当然，也只有神交而已。这种神交，就是诵他们的诗，读他们的书。而为了要正确理解他们的诗和他们的书，就应当要了解写诗著书的人，要了解写诗著书的人，又离不开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问题了。

实际上，孟子这段话对后世真正发生影响的，正是“知人论世”的主张。它与“以意邀志”一样，成为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也奠定了孟子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事实上，直到今天，无论现代主义以来的新兴文学批评方式方法已走得有多远，多新奇，但在我们的中小学课堂上，大学讲台上，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依然在主要使用着的，还是“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式方法。所谓“时代背景分析”、“作者介绍”、“中心思想”、“主题”等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无一不是“知人论世”或“以意逆志”的产物。由此足以见出孟子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之一，正是由本章的文字所发生的。下一篇(劝君不听怎么办)

万章下

劝君不听怎么办

齐宣王问有关卿大夫的事。孟子说：“大王问的是哪一类的卿大夫呢？”

齐宣王说：‘卿大夫还有所不同吗？”

孟子说：“不同。有王一室宗族的卿大夫，有异姓的卿大夫。”

宣王说：“那我请问王室宗族的卿大夫。”

孟子说：“君王有重大过错，他们便加以劝阻；反复劝阻了还不听从，他们便改立君王。”

宣王突然变了脸色。

孟子说：“大王不要怪我这样说。您问我，我不敢不用老实话来回答。”

宣王脸色正常了，然后又问非王族的异姓卿大夫。

孟子说：“君王有过错，他们便加以劝阻；反复劝阻了还不听从，他们便辞职而去。”

弘扬大臣的职责和权力而限制君主权力无限地膨胀，这也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容之一，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色彩。

王室宗族的卿大夫因为与国君有亲缘关系，国君的祖先也就是他的祖先，所以既不能离去，又不能坐视政权覆亡，当国君有重大错误又不听劝谏时，就可以另立新君。孟子在这里是弘扬宗族大臣的权力而限制君主个人的权力，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另立新君，在实践上往往酿成的，就是宫廷内乱．所谓“祸起萧墙之内”，弄得不好，还会引起旷日持久的战争。

对异姓卿大夫来说，问题就要简单得多了，他们既没有王室宗族卿大夫那么大的权力，也没有那么大的职责。所以，能劝谏就劝谏，不能劝谏就辞职而去，各走一方罢了。其实，这也是孔子“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的意思。

总起来说，孔、孟都提倡臣有臣道，臣有臣的气节和人格，反对愚忠，反对一味顺从，这的确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