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命也，顺受其正

孟子说：“一切都是命运，顺应它就承受正常的命运。所以知道命运的人不站在危险的墙下。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所承受的是正常的命运；犯罪受刑而死的人，所承受的是非正常的命运。”

一切都是命运。

用我们今天通行的看法，这似乎是一种消极的宿命论思想。但实际上，孟子的立足点是在“顺受其正”上，顺理而行，顺应命运，也就承受正常的命运，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了。怎样顺应呢？比方说，知道命运的人不站在危险的墙下，这不难做到吧？为什么不站在危险的墙下？因为你明知道它有倒塌的危险。同样的道理，明知道打家劫合，杀人越货，走私贩毒，贪污受贿是铤而走险的，你是不是还要往上靠呢？不往上靠是知道命运的人，是“顺受其正”的人。往上靠则是不知道命运，不“顺受其正”的人。所以，其结果，“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征格而死者，非正命也。’一生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走正道；行正义，也就是正常的命运；相反，如上所说，犯罪而死，则死于非命，不是正常的命运了。

由此可见，在孟子这里，命运的确没有什么神秘，不过是顺其自然，顺其正理罢了。

就一般情形而论，说到命运，二十岁以前的青少年不会有什么感觉，无动于衷。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青年人多半对命运不屑一顾或者持否定态度，因为他们青春焕发，生命力蓬勃向上，对自己，对前途都充满了信心，每天清晨的太阳都有所不同，每天的生活都有新的内容，奋发向上是他们生命的主旋律。四十岁以上可就不同了，所谓人到中年，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但对于现代人来说，“不惑”与“知天命”似乎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旦“不惑”，也就“知天命”了；或者反过来说，正因为“知天命’了，才谈得上“不惑”。其实，孔子自己也说过：“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可见，四十、五十的确是个划分不清的年龄段．或许个体的情况有所不同，对有些人来说，知天命要早一些，对有些人来说，则要晚一些，而这又决定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与境遇。总起来说，人到中年万事休，命运的影子也就不知不觉地爬上心头，不由得你不信。这时，回顾自己半生之所为，少年时代的理想与梦幻，青年时代的奋斗与血汗，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悔恨遗憾也是徒劳的，明智之举，还是接受孟子的说法：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这样，或许多少会有所慰藉，有所解脱而脚踏实地，问心无愧，清洒自如地走完人生的下半截路程吧。

下一篇(“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

尽心上“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

孟子说：“求索就能得到，放弃便会失去，这种求索有益于得到，因为所求的东西就在我自身。求索有一定的方法，能否得到却决定于天命，这种求索无益于得到，因为所求的东西是身外之物。”

在我自身的，是知识的积累，思想的修养，人生境界的追求，一句话，是精神的自我完善。身外之物则是金钱富贵，名誉地位。

前者全在于自我，只要坚持追求，便可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后者则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并不是你一厢情愿地追求就可以得到的。所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更不要抓苟且，失去自我。

当然，不强求并不是完全拒斥，而是要)烦其自然。就像孔子对待金钱富贵的态度：“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如果求不到，那还是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吧。

说来也是，所谓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必看得那么要紧呢？

下一篇(万物旨备于我矣)

尽心上万物旨备于我矣

孟子说：“万物我都具备了。反躬自问诚实无欺，便是最大的快乐。尽力按恕道办事，便是最接近仁德的道路。”

“万物皆备于我矣”作为一句名言，被认为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这里面的是与非不在我们关心的范围。我们关心的是孟子说这话的意思。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并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说是“万物都为我而存在。”(由此来归结孟子为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我们理解孟子的意思，是说天地万物我都能够思考，认识，所以天地万物我都具备了。这样才会有下面的一句话，“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躬自问，我所认识的一切都是诚实无欺的，所以非常快乐。这是一种认识的快乐，探求真理的快乐。但是，仅有认识，仅有自身的发现还不够，所以要“强恕而行”，尽力按恕道办事，这样来实行仁道。所谓恕道，我们在本书中已经多次提到，这就是孔子反复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它的积极方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总起来说，是一种将心比已，推己及人的思想，用这种思想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是一种认识的快乐，局限于自身；那么，“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就是一种实践的快乐，涉及到他人与社会了。

由此可见，“万物皆备于我矣”所引出的，是认识和实践两大领域的儒学追求：一是“诚”，二是“恕”，都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单从“万物皆备于我矣”这句话给我们的感觉，则是一种充满主体意识，乐观向上的心态，的确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那著名的命题”政思故我在”的精神风貌，给人以认识世界，探索真理的勇气和信心。

下一篇(随波逐流，平庸之人)

尽心上随波逐流，平庸之人

孟子说：“做一件事不明白为什么要做，习惯了不想想为什么习惯，一辈子随波逐流不知去向何方，这样的人是平庸的人。”

在黑格尔哲学中，这样的人是处于“自在”状态的人，尚没有达到“自为”的程度。所谓“自在”状态，就是缺乏“自觉”的主体意识，不能自己认识自己。所谓‘咱为”，就是具有独立的主体意识，几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做一件事，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在生活中不断反省，认识自己。如此一对照，孟子所说的“众也”当然也就是“自在”状态的人了。当然，这个“自在”的概念，不是我们平常所说“自由自在”的意思。

在们今天的生活中，这种人被视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夭钟，随波逐流混日子的人。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子惯成自然”，在实际生活中，有多少人真能凡事都问个为什么呢，？

“认识你自己！”古希腊智者的确这样提醒过我们。

可当你每天蹬着自行车在上班的人流中“随波逐流，时，你想过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下一篇(无耻之耻，无耻矣)

尽心上无耻之耻，无耻矣

孟子说：“人不可以不知羞耻。从不知羞耻到知道羞耻，就可以免于羞耻了。”

俗话说：“人有脸，树有皮，电灯泡儿有玻璃。”

羞耻之心，人皆有之。

只有无耻之尤的卑鄙之徒才不知世间有羞耻二字。

《法句经》说：“那些不以该耻者为耻，而抱待邪恶之念的人，将会下地狱。”

他们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伊阿古，莫里哀笔下的达尔丢夫，但，丁《神曲》中那些下地狱的人，当然，或许还有西门庆、潘金莲......

然而，一旦他们知道羞耻，也就可以升迁炼狱，“浪子回头金不换”，说不定还有一二上天堂的机会哩！

无耻至耻，免于羞耻。

下一篇(耻之于人大矣)

尽心上耻之于人大矣

孟子说：“羞耻之心对于人至关重要！搞阴谋诡计的人是不知羞耻的。不以自己不如别人为羞耻，怎么赶得上别人呢？”

“我

一念之差

出卖了无辜的人

我有大罪呀！”

犹大羞愧难当，跟踉跄跄地跑出去，在一棵大树下吊死了。(《马太福音》)

自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偷吃了善恶果，羞耻之心便油然而生。人类虽然因此而犯下原罪，被逐出伊甸园，但却获得了在现实土地上生存的权利。

“知耻近乎勇。”(《中庸》)

纵使罪孽深重如犹大，羞愧而死，灵魂尚能获得拯救。

如果及早知耻，以羞耻为动力，化羞耻为力量，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否则，一次无耻，次次无耻，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嗜痴成癖，那就万劫不复，无可救药了。

下一篇(古之贤士，乐道忘势)

尽心上古之贤士，乐道忘势

孟子说：“古代的贤明君王喜欢听取善言，不把自己的权势放在心上。古代的贤能之士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乐于自己的学说，不把他人的权势放在心上。所以，即使是王公贵人，如果不对他恭敬地尽到礼数，也不能够多次和他相见。相见的次数尚且不能够多，何况要他做臣下呢？”

乐道忘势，是弘扬读书人的气节和骨气。还是曾子所说的那个道理：“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五下》)他有他的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官位，我有我的正义。我有什么输于他的呢？这样一想，也就不把他的权势放在心上了。所以，真正的贤士能够笑傲王侯，我行我素。

当然，如里王侯本身也能够好善而忘势，对贤能之士礼数有加，当成真正的朋友而平等对待，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总之，领导人好善忘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才乐道忘势，不逢迎拍马，屈从权贵。这是相反相成的两方面。正如朱熹《孟子集注》所说：“二者势若相反，而实则相成，盖亦各尽其道而已。”

下一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对宋勾践说：“你喜欢游说各国的君主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态度：别人理解也安详自得；别人不理解也安详自得。”

宋勾践问：“怎样才能做到安详自得呢？”

孟子说：“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以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道德，所以老百姓不失望。古代的人，得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

穷达都是身外事，只有道义都是根本。

所以能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至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则与孔子所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一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座右铭，成为最强有力的心理武器，既对他人，也对这个世界，更对自身。

当你穷困不得志时，它以“独善其身”的清高抚慰着你那一颗失落的心；

当你飞黄腾达有时机时，它又以“兼善天下”的豪情为你心安理得地做官提供着坚实的心理基础。

因此，无论你穷与达，它都是一剂绝对见效的心理良药，是知识分子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与法宝。

尽心上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孟子说“一定要等待有周文王那样的人出现后才奋发的，是平庸的人，至于豪杰之士，即使没有周文王那样的人出现，自己也能奋发有为。”

激励人奋发向上有所作为。

所谓时势造英雄，在一定的时代和环境影响下，在领袖人物的率领下，的确可以涌现出一大批奋发有为的人物来。

不过，按照孟子的观点，要等到一定的时势，一定的领袖人物出现后才奋发的，还算不上是豪杰之士。真正的豪杰之士，是可以造时势的人，是没有领袖人物出现，自己也知道奋发有为的人。

当然，孟子所谓“兴”，不一定非指改天换地、改朝换代的大事，也不一定要求个个都去做那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主要是指精神方面的奋发有为，乐观向上。说到底，就是要求大家自强不息，不要以“不能”为借口，这也不为，那也不为。

只要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都是“文王”。又何必一定要等到圣人出现才来拯救我们呢？激励人奋发向上，有所作为。

下一篇(莫非命也，顺受其正)

尽心上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说：“仁德的言语不如仁德的声望那样深入人心，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育那样赢得民众。好的政令，百姓畏服；好的教育，百姓喜爱。好的政令得到百姓的财富，好的教育得到百姓的心。”

法家重政令法治，儒家重教育德治。

政令法治治人，教育德治治心。

治人人畏，治心心服。

以儒者的眼光来看，心服才是真服。因此，法治是不得已而为之，德治才是根本所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这是德治。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这是法治。

德治法治双管齐下，天下才能大治。

这是我们今天的看法。是不是有点亦儒亦法的味道了呢？

下一篇(良能良知，通行天下)

尽心上良能良知，通行天下

孟子说：“人不用学习就能的，是良能；不用思考就知道的，是良知。两三岁的小孩子没有不知道亲爱他父母的，等到他长大，没有不知道尊敬他兄长的。亲爱父母是仁；尊敬兄长是义。没有其他原因，因为这两种品德是通行天下的。”

良能良知是与生俱来，人人皆有的，正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一样。比如说，亲爱父母，尊敬兄长，这长是人的良能良知，不用教导，不用学习就知道的。进一步推导，亲爱父母是仁，尊敬兄长是义，所以，仁义也是属于人的良能良知范围。这就又回到“仁义礼智，非由外好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上面去了。由此可见，孟子为了推行仁义礼智这些儒者所崇尚的道德，真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绕过去，绕过来，从方方面面来论证，最后都落脚到仁义礼智这些天经地义的道德上面来。由此要求人们行仁义，国君行仁政，天下成为仁爱礼让的大同世界。

应该说，儒者的理想是非常不错的，其主张人性向善，主张仁爱礼让也是很有吸引力的。至于孟子所说的良能良知是否存在，那就只有各人们心自问，体察自身，从而作出各自的回答了。但起码的一条，亲爱父母，尊敬兄长，这似乎还是通行天下的伦理道德。当然，并不排除有所谓件送不孝，大逆不道的特例，而且，越到现代，这种特例似乎越多起来了。

下一篇(操心虚患，多能通达)

尽心上操心虚患，多能通达

孟子说：“人的品德、智慧、本领、知识，往往产生于灾患之中。那些受疏远的大臣和贱妾所生的儿子，经常操心着危难之事,深深忧虑着祸患降临，所以能通达事理。”

最粗壮的树，并不是生长在丛林中，而是生长在空旷的地方．最成功的人，并不是生长在顺境中，而是生长在逆境里。

清代人石成金《传家宝》说：

“世路风霜，吾人炼心之境也；世情冷暖，吾人忍性之地也。”

弗兰西斯•培根说：

“顺臣境最易见败行，逆境最可见美德。”

说到底，都是“生于忧患”。所以不要悲叹出身贫寒低微，不要抱怨遭人排挤。要感谢命运，感谢困难，甚至，感谢你的敌人。

下一篇(大人者正己而物正)

尽心上大人者正己而物正

孟子说：“有侍奉君主的人，专以讨得君主的欢心为喜悦；有安定国家的臣，以安定国家为喜悦；有顺应天理的人，当他的主张能行于天下时，他才去实行；有伟大的人，端正自己，天下万物便随之端正。”

人有人不同，花有几样红。

不仅人各不同，人品各异，就是从政的品格也有高低不同。孟子这里所列举的，就是几种不同的从政品格。

“君人者”专以阿谈逢迎为务，尽妾妇以道，是宦官宠臣之列。

“安社稷者”是忠臣，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忠也往往有愚在其中。

“天民者”替天行道，不限于一国一君，如伊尹、姜太公之类。

“大人者”有圣德感化万物，领袖群伦，正己而天下平，是尧舜禹汤文武等人中龙凤，百年难遇一二。

孟子显然是赞赏“天民”，尤其是“大人”这样的圣贤级人物的。但不知他会把孔子和他自己放在哪一个等次上？事关圣人，他既没有说，我们也不好主观臆断，妄加揣测了罢。

下一篇(君子有三乐)

尽心上君子有三乐

孟子说：“君子有三大快乐，以德服天下不在其中。父母健在，兄弟平安，这是第一大快乐；上不愧对于天，下不愧对于人，这是第二大快乐；得到天下优秀的人才进行教育，这是第三大快乐。君子有三大快乐，以德服天下不在其中。”

一乐家庭平安，二乐心地坦然，三乐教书育人。

朱熹《集注》引林氏的话说：‘此三乐者，一系于天，一系于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

也就是说，一乐取决于天意，三乐取决于他人，只有第二种快乐才完全取决于自身。因此，我们努力争取的也在这第二种快乐，因为它是属于“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的范围，而不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的东西。(见本篇13•3)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陶渊明)

俯仰无愧，君子本色。

君子之乐，莫过于此。

当然，作为教书先生，孟子还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如果我们不是教书先生，那除了一乐家庭平安，二乐俯仰无愧之外，还该三乐什么呢？或者，时代进化了，还有没有四乐、五乐呢？

下一篇(君子本色，表里如一)

尽心上君子本色，表里如一

孟子说：“拥有广阔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这是君子所想望的，但却不是他的快乐所在；立于天下的中央，安定天下的百姓，这是君子的快乐，但却不是他的本性所在。君子的本性，纵使他的抱负实现也不会增加，纵使他穷困也不会减少，因为他的本分已经固定。君子的本性，仁义礼智植根于内心，外表神色清和润泽，呈现于脸面，流溢于肩背，充实于四肢，四肢的动作，不用言语，别人也能理解。”

治国平天下是人间的赏心乐事，也是儒学外治(与内修相应)的最高境界。但对于真正的君子来说，穷达都是身外事，只有仁义礼智根于心，清和润泽显于外才是本性所在。

孟子所描述的，是一个胸怀高远，雍容大度的儒雅君子！外在形象与内在灵魂统一，表里如一，通体流溢着生命的光辉。

想来，即便在儒教中，这也不过是一个理想人物罢了！

因为他已超越了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就像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站在高高的山上，睥睨着人类。

但他不是超人，因为他并没有离开人间，没有上过查拉图斯特拉那座山。

下一篇(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尽心上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孟子说：“搞好耕种，减轻税收，可以使老百姓富足。饮食有一定时候，费用有一定节制，财物便用之不尽。老百姓离开了水与火就不能够生活，可是，当有人黄昏夜晚敲别人的门求水与火时，没有不给与的。为什么呢？因为水火都很充足。圣人治理天下，使百姓的粮食像水与火一样充足。粮食像水与火一样充足了．老百姓哪有不仁慈的呢？”

这一段与孔子“先富后教”，以及孟子自己在《滕文公上》里论述“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思想是相通的，而与《大学》所论“德本财末”，孔子所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以及孟子自己所论“以义治国，何必言利”(《粱惠王上》的观点则有些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出儒家学说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矛盾和困惑。“先富后教”、“有恒产者有恒心”和这里所说的“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都表现了儒学抓经济基础的一方面，而“德本财末”、“放于利而行，多怨”，以及“何必言利”的观点则表现了儒学重政治，重教化的一方面。孔子也罢，孟子也罢，儒家先贤们的确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侧重和说法。所以，我们可以把以“德本财末”和“先富后教”为代表性说法的两种思想看作是儒学在治国问题上的一对矛盾对立范畴。至于这一对矛盾对立的范畴是否得到过“统一”的解决，从理论上看，儒家的先贤们似乎没有作过这方面的专门论述，而我们的感觉，他们总的倾向上还是更偏重于政治，偏重于教化方面的。从实践上看，在不同的时代，不用的社会时期内，情况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政治与经济作为对立统一而又相辅相成的两极，对它们的不同侧重似乎贯穿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直到今天，我们不也还在探讨这个问题吗？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又要“谈政治”，使我们感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确是我们怎么也摆脱不了的一对矛盾对立而又应该得到统一的施。至于怎样来使它们得到统一，则是一个非常复杂、因而不是我们这里可以置一辞的问题了。

当然，从这一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孔、孟至少不是空谈“礼义兴邦”的迂夫子罢，虽然后世不知出了多少迂腐的儒生！

下一篇(观于海者难为水)

尽心上观于海者难为水

孟子说：“孔子登上东山，就觉得鲁国变小了；登上泰山，就觉得整个天下都变小了。所以，观看过大海的人，便难以被其它水所吸引了；在圣人门下学习过的人，便难以被其它言论所吸引了。观看水有一定的方法，一定要观看它壮阔的波澜。太阳月亮有光辉，不放过每条小缝隙；流水有规律，不把坑坑洼洼填满不向前流；君子立志于道，不到一定的程度不能通达。”

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立志要高远，胸襟要开阔；另一方面，基础要扎实，要循序渐进，逐步通达。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是胸襟的拓展，境界的升华。

登山如此，观水也如此。所以有“观于海者难为水”一说。既然大海都看过了，其它小河小沟的水还有什么看头呢？

徐霞客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境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提高的。

由此看来，我们还真不能小看了“游山玩水”的积极意义哩。关键是看你怎么“游”，怎么“玩”。如果像报载某旅游局长所说：“现在旅游，不过是把麻将桌换个地方。”游山玩水都是打麻将，那当然是极端腐败，极端没意思的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能够“登山”则“小鲁”，“小天下”；“观海”则“难为水”，思想境界真正得到提高，得到升华，那也就“不虚此行”，即便是“公费”也总算有一定收获了罢。这是擦边的话了。回到本题，既然“在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既然“观于海者难为水”，那么，“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所以，登山就要登泰山，现水就要观海水，做学问就要做于圣人之门。这就拓展胸襟，升华境界的道理。立志要高远，胸襟要开阔。

另一方面，“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因为，光有本，水有源．太阳和月亮的光辉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容纳光线的小缝隙，流水不放过任何一个坑坑洼洼。那么，我们做学问，立志于道呢？也同样应该不马虎，不敷衍，循序渐进，厚积薄发，因为，与“日月有明，容先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同样的道理，”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既然如此，我们怎能不打好基础，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向前呢？

总起来说，这是一段激励人立志向学和提高思想境界的绝妙好文，深富哲理，值得我们把它当作座右铭来读。

下一篇(为谁辛苦为谁忙)

尽心上为谁辛苦为谁忙

孟子说：“鸡叫便起床，孜孜不倦地行善的人，是舜一类的人物；鸡叫便起床，孜孜不倦地求利的人，是盗路一类的人物。要想知道舜和路有什么区别，没有别的，利和善的不同罢了。”

鸡鸣而起，为谁辛苦为谁忙？

“好忙啊！好累啊！好辛苦啊！”

这些都是现代人常常听到，而自己也常常发出的感叹，几近于口头禅了。

同样的，我们也爱问同事和朋友：“这几天忙什么？”

匆匆忙忙的现代人时时处处似乎都在疲于奔命之中。虽然“鸡鸣而起”往往已被“睡懒觉”取而代之，但“三更不寐”不也同样是“孳孳”而为的吗？

还是那句话：“忙什么？为什么？”

处于连“君子也要言利”的时代，我们十有八九不会同意孟老夫子关于“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的看法，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世界岂不成了“盗蹠”满街走了吗？“君子”不也都成了强盗了吗？

但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这倒的确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一番的。虽然我们不同意“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的看法，但如果太看重利，在利害关系中不能自拔，“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又是不是有些迷失本性了呢？更何况，如果一味逐利，不择一切手段，不惜铤而走险，那倒很可能真正成为“蹠之徒”也未可知呢？

所以，不要只顾匆匆忙忙，不要只抱怨太累太辛苦，而要忙里偷闲，静下心来想一想，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右铭来读。

下一篇(举一废百，贼道也)

尽心上举一废百，贼道也

孟子说：“杨朱主张为自己，即使拔一根毫毛而有利于天下，他都不肯干。墨子主张兼爱，即便是从头顶到脚跟都摩伤，只要是对天下有利，他都肯干。子莫则主张中道。主张中道本来是不错的，但如果只知中道而不知道权变，那也就和执着一点一样了。为什么厌恶执着一点呢？因为它会损害真正的道，只是坚持一点而废弃了其余很多方面。”

这是孟子对杨朱和墨翟学派非常著名的一段评论，至今仍然是对杨墨的权威性论断。我们这里不是搞学术研究，所以对他关于杨墨的评论不予深说，而是侧重于他对子莫的看法。

子莫执中。

照理说符合儒学的中庸之道，应该受到大加赞扬。事实上，孟子也的确说了“执中为近之”，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执中无权，独执一也。”这就出了问题。这里的“权”是指“权变”，通权达变。也就是说，如果只知道死板地坚持“执中”，没有变通，那就不是执中，而是“执一”了。而我们知道，中庸之道本来是“执两用中”(《中庸》)的，既然只是“执一”，当然也就不是中庸之道了。因此，并不符合儒学的主张。

为什么“执一”就有问题呢？因为它“举一而废百”，坚持一点反而废弃了其余很多方面，具有片面性，其结果是“贼道”。“贼”在这里作动词，指对真正的中庸之道有所损害。

回过头来说到杨子的为我，墨子的兼爱，在孟子看来，都是“执一”之道，因此，“为其贼道也”，是孟子所反对的。

可见，这一章从对杨、墨的评论出发，表达了孟子主张“执中”而变通的思想主张。对我们来说，既有学术史的价值，又有思想方法上的启示。

下一篇(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

尽心上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

孟子说：“饥饿的人觉得任何食物都是美味的，干渴的人觉得任何饮料都是可口的。他们不能够吃喝出饮料和食物的正常滋味，是由于饥饿和干渴的妨害。难道只有嘴巴和肚子有饥饿和干渴的妨害吗？心灵也同样有妨害。一个人能够不让饥饿和干渴那样的妨害去妨害心灵，那就不会以自己不及别人为忧虑了。”

饥渴对嘴巴和肚子的妨害使人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类似这样的妨害如果对心灵发生，就会使一个人对精神的需求，对思想、学术和主张也出现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现象，失去辨别力。统便会管它什么主义，管他什么意识形态都一古脑儿接受下来，缺乏消化能力，最终误入歧途。

相反，如果一个人能够使心灵不受到类似饥渴那样的妨害，就不会失去选择力和辨别力，对于各种思想意识和观念就会有所认识，有所鉴别，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部分加以吸收，消化，使之成为充实自己的精神营养。能够做到这样，即使发现自己有不及他人的地方，那也是很容易迎头赶上的，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

要使自己的心灵不受到类似饥渴那样的妨害，别无良方，只要使心灵经常吸收养份，就像我们平时不感到口渴也喝茶滋润，不测饥饿也按时吃饭补充养价一样。这样，就不会导致心灵空虚，以致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甚至囫囵吞枣，消化不良。

回想前些年文化开禁，读书人如饥似渴，而西方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学生们不辨古今，不管倾向而一古脑儿吞食下去，今天是尼采、叔本华，明天是弗洛依德，后天又是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是很有点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的味道吗？

所以，心灵的修养也和身体的营养一样，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既不能担苗助长，也不能使之饥饿干渴而缺乏养价。只有这样，才能使之良性发育，茁壮成长，成为一个身心都健康的人。

下一篇(掘井九轫不及泉，犹为弃井)

尽心上掘井九轫不及泉，犹为弃井

孟子说：“做事好比掘井一样，掘到六七丈深还没有见水，仍然只是一口废井。”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尚书•旅獒》)

为井九仞，同样也可能功亏于最后一仞。而一旦功亏，不管是一仞还是半仞，都是半途而废，留下的，是废井一口。

孔子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而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进退成败都在自己。孔子最赞赏的，则是弟子颜渊的精神：“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同上)见其进而未见其止，当然也就不会“为山九仞，功亏一贯”，不会因为“掘井九何而不及泉”便停止了。

所以，孔子也罢，孟子也罢，都是反对半途而废，激赏积极进取精神。这也算是儒家先贤所着力推崇的一种风范吧，时至今日，也仍然对我们有激励价值。

下一篇(君子不素餐)

尽心上君子不素餐

公孙丑说：“《诗经》说：‘不白吃饭啊！’可君子不种庄稼也吃饭，为什么呢？”孟子说：“君子居住在一个国家，国君用他，就会安定富足，尊贵荣耀；学生们跟随他，就会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忠诚而守信用。‘不白吃饭啊！’还有谁比他的贡献更大呢？”

还是孔子所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和孟子自己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论于人”(《膝文公上》)的意思。强调社会分工，强调脑力劳批对社会的重要贡献。

对我们今天来说，公孙丑所提的这类问题是不会有多少人提了。但倒回去二十年，我们还时常可以听到送公粮进城的公社社员骂街的声音：“俺农民伯伯不种出来，你们城里人吃狗屎！”理直气壮，字正腔圆。倒回去二十年如此，倒回去二千年呢？想一想吧，我们也许就可以理解孔子、孟子为什么要反复讲这个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了罢。

下一篇(士尚志)

尽心上士尚志

王子垫问道：“士做什么事？”

孟子说：“使志行高尚。”

王子垫问：“使志行高尚指的是什么？”

孟子说：“仁和义罢了。杀死一个无罪的人，是不仁；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去占有，是不义。居住的地方在哪里？仁便是；道路在哪里？义便是。居于仁而行于义，大人的事便齐备了。”

所谓大人的事齐备了实际上是指大人的修养就够了。这里的“大人”指一般意义上的君子，也就是士人。

“士尚志”，士人的修养就在于使自己的志行高尚。而高尚的标准就是“居仁由义”。这一段其实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还是孔、孟所一贯呼吁的“仁义”二字，还是强调士人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修身精神。

不过，“士尚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对士人的要求，给人的感觉，好像士人的“专业”就是“尚志”而施行仁义，失去了这一点，士人也就不成其为士人了一样。由此影响到后世的读书人一直把“尚志”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把“仁”、“义”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而“尚志”一词，也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成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词语，甚至为很多人的名字所采用。

下一篇(道德两难怎么办)

尽心上道德两难怎么办

桃应问道：“舜做天子，皋陶做法官，假如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那怎么办？”

孟子说：“把他逮起来就是了。”

桃应问：“难道舜不阻止吗？”

孟子说：“舜怎么能够阻止呢？皋陶是按所受职责办事。”

桃应问：“那么，舜该怎么办呢？”孟子说：“舜把抛弃天子之位看得像抛弃破鞋子一样。他偷偷地背负父亲逃走，沿着海滨住下来，终身逍遥，快乐得把曾经做过天子的事情忘掉。”

这是典型的道德两难问题，就像我们今天有人问：“母亲和妻子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哪一个？”或者问：“妻子难产，母亲和孩子只能保住一个，你保哪一个？”

一方面，“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王父犯法也应与庶民同罪。所以孟子回答说：“执之而已矣。”

但另一方面。眼看父亲出事而坐视不救，又不符合孝道。对一般人来说，这个道德难题叫做“忠孝不能两全”，对舜来说，这个道德难题叫做“公(或法)孝不能两全”。怎么办呢？

孟子的解决动作可就大了，“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连天子之位都不要做了，弃官救父，隐居海滨。这不就为了父亲而改变了自己一生的道路了吗？

但在孟子看来，的确只有这样做才能做到公孝两全：一方面，作为天子，在天子之位上，只能发令让司法官去逮捕作为罪犯的瞽瞍；另一方面，抛弃天子之位，便作为儿子，锭而走险，冒死救出父亲，隐居海滨，奉养父亲，不以失去天子之位而遗憾。

这个两难问题，在我们今天来回答可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已把个体行为的“孝”归结为私人问题了(虽然在总体上说“孝”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公孝不能两全”就成了“公私不能两全”，既然如此，那也就不难解决了。虽然在情感上仍然难，但至少在理论上是不难的了。

何况，我们今天的人，有几个会为了父亲而“弃天下”呢？莫说“弃天下”，就是弃一局长处长的官位也会舍不得的啊，多半只有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弃父亲的。更何况，即便不为前程，仅为父亲低微，父亲穷酸而弃之的，也有人在呢。在这种清况下，也就没有什么“两难”了罢。

回到孟子的原文，应该一提的是，所谓“瞽瞍杀人”云云，当然只是一种假设，就像我们今天的法律知识竟赛假设一些案例一样，并非在舜做天子的时候他父亲真的杀了人，他也并没有因此而偷偷背负父亲而逃，像一个被通缉的犯人一样隐居海滨。如果真有这样的事，那我们倒应该特别欣赏舜的气度了，什么气度？进为天子，退为逃犯，隐居海滨而“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这种能进能退，“视弃天下犹弃敝屣”的气度，尤其是，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的乐观通达，真是非等闲之辈所能的特殊禀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舜作为圣贤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当然，孟子“言必称尧舜”，而孟子所称的尧舜难免没有理想化的色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下一篇(地位对人的重要影响)

尽心上地位对人的重要影响

孟子从范邑到齐都，远远地望见了齐王的儿子，非常感叹地说：“地位改变气度，奉养改变体质，地位是多么重要啊！他不也是人的儿子吗？”

孟子说：“王子的住多、车马、衣服多半与他人相同，而王子像那个样子，是他的地位使他那样的。何况那处在天下最广大地位上的人呢？鲁国的国君到宋国去，在宋国的城门下呼喊。守门的人说：‘这人不是我们的国君，他的声音怎么这样像我们的国君呢？’这没有别的原因，他们的地位相似罢了。”

存在决定意识，地位影响气度。

不仅气度，就是一般气质、思想观念等，也都深受地位的影响。

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莫说本来是王子的人气度与一般人不一样，就是原本为平民老百姓，甚至出身苦寒低贱如替人看牛放羊的朱元璋，一旦地位改变，做了天子，那气度与精神风貌也会变若天上地下，这就叫做“居移气”。

当然，有所影响，有所改变并不意味着主体自身完全不起作用，像“环境决定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人完全是周围环境的奴隶。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有不少后来做了皇帝，贵为天子的人，怎么也改不了早年做平民，做农民时的习性和脾气，甚至一些特殊的喜好，这就是主体自身的能动性在起作用。用一句通行的话来说，也可以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所以，一方面，环境地位对人的气质、气度的确具有很重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主体自身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就以孟子在这里的意图来说，他之所以喟然而叹“大哉居乎！”强调“其居使之然也’，其实是为了推出“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一句话来，要求大家“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滕文公下》)处在“仁”的地位上。而要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选择“仁’的地位，离开主体自身的作用能行吗？这正如孔子所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一方面，要居住在有仁厚风气的地方才好，但另一方面，“择不处仁，焉得知？”还是离不开主体的选择作用。

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到孟子的确是“祖述仲尼之意”，本意与孔子“里仁为美”一章的表达方式虽然完全不同，但其思想却是一脉相承而贯通的。“孔家店”的大小老板前后相隔百年，其配合却是非常默契，后世之所以用“孔孟之道”合称二人学说，正是体现了这种相互合拍。当然，所谓配合默契，所谓相互合拍，其主动的方面都只可能是生于其后的孟子了。在孔子自己，可不知道在他的身后还会有这样一个深得他的意旨甚至超过颜回的“私淑弟子”，而如果他真的有什么“圣灵”可知，那还不知道有多么欣慰哩，起码是可以抵消他奔走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犬”的劳顿和遗憾了吧。

回到正题上来，无论是孟子本章，还是孔子“里仁为美”的一章，都既可以作为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历史人物研究的参考，又可以作为教育学研究的资料，对于学校教育，尤其是家长对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一篇(养而不爱如养猪)

尽心上养而不爱如养猪

孟子说：“只是养活而不爱，那就如养猪一样；只是爱而不恭敬，那就如养鸟儿养爱犬等畜生一样。恭敬之心是在送出礼物之前有了的。徒具形式的恭敬，君子不可虚留。”

“养而不爱如养猪，爱而不敬如养狗。”

这两句话对于我们在奉养老人时具有特别的警醒作用。

一方面，我们常常看到新闻媒介报道各种各样的对老人大不敬行为，不仅是不敬，甚至连赡养的应尽职责都不愿意尽到。而在孟子看来，不仅应该赡养，而且应该满怀爱心，恭敬有礼地赡养。如果不是这样，那你赡养老父老母也就和养猪养狗差不多了。你的老父老母如猪狗，你自己不也是猪狗一样没有人性的了吗？何况，如此下去，你自己也恐怕有被下一代当猪狗养的一天哩。

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现在饲养宠物成风，一条爱犬动辄上万元人民币，甚至有再翻上十倍、几十倍的，所以，养狗成风，“炒狗”成“疯”。个别人，把狗当作心肝宝贝一般，不仅“养而有爱”，而且还恭敬有加，同桌吃“饭”，同床睡觉；甚至，吃得比狗主人自己好，睡的地方也比构主人自己睡的地方还要舒服。可见，这已超出了孟子的想象范围，不是“爱而不敬，兽畜之也”，而是“兽畜之也，爱而有敬”了。养狗尚且“爱而有敬”，何况奉养自己的父母呢？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罢。遗憾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报道，奉养父母“爱而不敬”的人还的确不少，对这些人来说，已不是“爱而不敬，兽畜之也”，而是“爱而不敬，不如兽畜”了。也就是说，他们待自己的父母连狗都不如。还是用我们前面的推论来说，那他们实际上是把自己也看得连狗都不如的了，或者，干脆说，他们的作为本来就是连狗都不如的！

说到这里，必须郑重声明，我们在这里只是因为联系到孟子所说“养而不爱如养猪，爱而不敬如养狗”的意思而加以理解发挥，绝不是专门把矛头对准饲养宠物和“炒狗”的人，特此声明，以免引起误会。

总起来说，这一章对我们的重要启示还是一个对父母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孝”的问题。在一般认为“孝道”已日渐式微的今天，这个问题当然已没有孟子的时代那样在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对老人的奉养已日益暴露出问题，而且，在世人对这方面的问题日益关注的时候，孟子的论述不是对我们很有警醒作用吗？

下一篇(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尽心上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孟子说：“君子教育人的方式有五种：有像及时雨一样滋润化育的；有成全品德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问的；有以学识风范感化他人使之成为私淑弟子的。这五种，就是君子教育人的方式。”

我们在前面已经听孟子说过：“教亦多术矣。”(《告子下》)但他在那时并没有说“多术”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而只是重点说了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不屑之教”。现在，他又列出了五种不同的教育方式。

朱熹曾经逐一列举了孔子、孟子用这五种方式在不同学生身上的运用，比如说孔子对颜渊、曾子就是“如时雨化之者”；对冉伯牛、闽子骞就是“成德者”；对子路、子贡就是“达财者”；而孔子、孟子分别对樊迟、万章就是“答问者”。至于“私淑艾者”，朱熹举的是孔子、孟子分别对陈亢、夷之。其实，孟子自己认为，他就是孔子的私淑弟子，在《离娄下》里，他曾经说过：“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这其实就是对“私淑艾者”的最好解释。

虽然孟子在这里所列的五种教育方式已包括了德育、智育等各方面，但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个全面的教学体系，各种方式之间也没有严密的逻辑关系，而只是一种列举的性质。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教育方式，是根据学生们本身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而总结出来的经验。如果不是从理论方面作系统的要求，而是从教学实际情况出发，把它们引入教学实践，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有推广与应用价值的。

下一篇(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

尽心上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

公孙丑说：“道倒是很高很好的，但就像登天一样，似乎高不可攀。为什么不使它成为可以攀及的因而叫人每天都去勤勉努力呢？”

孟子说：“高明的工匠不因为拙劣的工人而改变或者废弃规矩，绝不因为拙劣的射手而改变拉弓的标准。君子张满了弓而不发箭，只做出要射的样子。他恰到好处地做出样子，有能力学习的人便跟着他做。”

这里包含相互联系的两层意思。

第一层，真理不能降格以求，不能因为追求真理的困难或目标高远而降低目标或标准。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样，高明的老师不能因为懒惰愚笨的学生而改变或放弃准则。这就是“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

第二层，“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善于引导的老师总是给学生留有消化理解的余地，重在传授方法，以身作则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积极性，这就是‘引而不发，跃如也。”把弓拉满，但却并不把箭放出去，而只是做出要放的样子，启发学生理解，激发他们跃跃欲试的愿望。所以，孟子又把这种做法归结到“中道而立”的落脚点上。所谓“中道”，也就是无过无不及，做得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如此一来，孟子便很巧妙地把教育与学习的问题与儒学所标榜的最高道德标准--中庸--联系在一起了。

做到了这一步，则老师教起来轻松，学生学起来愉快。

问题倒是在于，这样的启发式教育，要求老师不能只是照本宣科，必须是一等一的高手，而不仅仅是眼高手低的裁判员。

中道而立，谈何容易？

但总归是努力的方向罢。下一篇(以道殉身与以身殉道)

尽心上以道殉身与以身殉道

孟子说：“天下政治清明的时份，用道义随身行事；天下政治黑暗的时候，用生命捍卫道义。没有听说过牺牲道义而屈从于他人的。”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就是“天下有道则见”(《论语•泰伯》)，就是“邦有道则仕”(《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但“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却似乎比“无道则隐”，“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和“穷则独善其身”来得要壮烈一些，而大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意思了。

杀身成仁便是以身殉道。

只有叛徒才以道殉人。

当然，从更深层次的意思来理解，“无道则隐”，“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和“穷则独善其身”也可以说得上是“以身殉道”的表现，因为这样做是为了“道”而舍弃了自身的所谓“前程”，只不过没有舍弃生命罢了。

只要不屈志变节，也就不是以道殉人。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

这虽然也没有“杀身”，而只是“独善其身”，但却是不愿以道殉人的典型。

虽无壮烈，却也大义凛然。

下一篇(求教必须虚心)

尽心上求教必须虚心

公都子说：“滕更在您门下学习，似乎应该在以礼相待之列，可是您却不回答他的问题，为什么呢？”

孟子说：“倚仗着自己的权势来发问，倚仗着自己贤能来发问，倚仗着自己年长来发问，倚仗着自己有功劳来发问，倚仗着自己是老交情来发问，都是我所不回答的。滕更有这五种中的两种。”

至于滕更到底是倚仗的哪两种，孟子点到为止，并没有明说。朱熹《集注》引赵氏说：“二，谓挟贵，挟贤也。”那也就是说，他倚仗自己是国君弟弟的地位权势，倚仗自己很能干，很了不起。

其实，滕更到底倚仗什么，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孟子为什么对这些有所倚仗的人不予回答。

这一点，孟子在论交朋友的原则时已经说过：“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因此要“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万章下》)交朋友是“友其德也’，所心，不能够掺杂长、贵兄弟权势等外在的因素，掺杂了这些因素，所谓的友谊也就不纯了。同样的道理，求教于老师门下，目的是为了学习知识，切磋学问，教学相长，因此，也不能掺杂贵、贤、长、勋劳、故旧等外在的因素，一旦掺杂了这些因素，就会如朱熹《集注》引尹氏所说：“有所挟，则受道之心不专，所以不答也。”所谓不专，也就是指心不诚，求学心不诚，怎么能有所收获呢？所以孟子不予回答。而这种不予回答，又是不是“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呢？(《告子下》)

说起来，孟子的意思也很简单，就是要求我们虚心求教，而不要自以为是。在老师的门下固然应该如此，向其他人请教又何尝不应该如此呢？说到底，还是孔子所说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治长》)精神。既然“不耻下问”，当然也就不应该有什么倚仗存于心中了。

下一篇(其进锐者，其退速)

尽心上其进锐者，其退速

孟子说：“对于不应该停止的却停止了，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停止。对于应该厚待的却薄待了，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薄待。前进太猛的人，后退也会快。”

这里一共说了三种情况，不过，前两种情况性质是一样的，用孔子的术语来说，都是“不及”的问题，做得不够，因为不该停止的却停止了，不该薄待的却薄待了。没有前进，没有厚待，都是做得不够，所以是“不及”。后一种则是说的“太过”的问题，前进太猛，做得过了头，其结果是退起来也会快得很，结果还是达不到目的。这就应了孔子的话：“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或者叫做--

“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可见，孟子在这里依然是师承孔子的意思，分别说到“不及”与“过”的弊病。

在我们一般的眼光看来，“不及”是消极，“过”是积极。消极的弊病不言而喻，可积极的弊病在哪里呢？

从主观方面来说，“进锐者，用心太过，其气易衰，故退速。”朱熹《孟子集注》)好比马拉松长跑，你一开始就以百米赛的速度冲刺，其结果必然是很快败下阵来。

从客观方面来说，例证也有不少。《后汉书•李固传》说：“先帝宠遇阎氏，位号大疾，故其受祸，曾不旋时。”阎氏受皇帝宠爱，升官太快，成了“火箭式”的干部，因此遭人嫉恨，迅速遭祸。俗话说，枪打出头乌。官场险恶，尤其如此。

所以，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来说，都是“其进锐者，其退速”。或者，还是用孔子的经典性表述：“欲速则不达”，“过犹不及。”

只有中庸之道，做得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才是正确的，才能够从容不迫地顺利地达到目的。

下一篇(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说：“君子对于万物，爱惜它，但谈不上仁爱；对于百姓，仁爱，但谈不上亲爱。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

我们今天也说：“让世界充满爱。”不过，充满什么样的爱？我们没有具体分析，也没有说。

孟子这里作出了分析，说出了爱的层次差等。

对于物(朱熹注释说，指禽兽草木)，主要是爱惜。爱惜的具体表现，按照朱熹的说法，就是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种思想，倒是有我们今天环境保护，珍惜自然资源的意识了。

对于民，也就是老百姓，需要仁爱。仁爱的具体表现，按照朱熹引程颐的看法，也就是孟子在《梁惠王上》里面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这种推己及人的仁爱，对禽兽草木等“物”是谈不上的。

对于亲，也就是自己的亲人，则不是爱情和仁爱的问题，而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爱，是爱之中最自然最亲密的一个层次了。

但是，只有当你能够亲爱亲人时，才有可能推己及人地去仁爱百姓；只有当你能够仁爱百姓时，才有可能爱惜万物。不然的话，就会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维系下去的。所以，爱虽然有亲疏，有差等，但这些亲疏差等之间却又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爱之所以有亲疏，有差等，不是我们主观方面随意决定的，而是因为客观方面，这些对象本身有所差别，用朱熹引杨氏的话来说，叫做“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总起来说，有差等又有联系，“统而言之则皆仁，分而言之则首序。”(程颐)

从亲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推向仁爱百姓，再推向爱惜万物，这就形成了儒学的“爱的系列”，而我们发现，这个系列又正好是和《大学》所开列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阶梯相统一的。由此可见，圣贤所论，无不用心深刻。既然如此，读者也只有用心体会，才能得其真髓。

回到开始时的话题，“让世界充满爱。”是不是应该充满各种各样的爱呢？

下一篇(智仁难遍，当务之急)

尽心上智仁难遍，当务之急

孟子说：“智者没有什么事物不该知道，但是急于知道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仁者没有什么人不该爱，但是急于爱德才兼备的贤“人。”以尧舜的智慧尚且不能够知道一切事物，因为他们急于知道对他们最重要的事情；以尧舜的仁德尚且不能够爱所有的人，因为他们急于爱德才兼备的贤人。如果不能够实行该行三年的丧办礼，却对三个月、五个月的丧礼仔细讲求；在尊长者面前大吃猛晚却讲求不要用牙齿啃于肉，这就叫做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物。”

俗话说：“丢了西瓜拣芝麻。”抓住了小的却失去了的，抓住了次要的却失去了主要的，因小失大，舍本逐未，这就叫做“不知务”。

凡事总有轻重缓急，固此，要抓住当前急切应办的事先做。

郑玄《诗谱序)说得好：“举一纲而万目张。”善于化古人之意而用之的毛泽东于是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其实这也正是他老人家“矛盾论”哲学的基本思想之一：抓住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便可迎刃而解了，当然，如果忽视了矛盾发展的一面，在原本的主要矛盾已退居为次要矛盾，新的主要矛盾已经形成的时候，比如说阶级斗争已经退居为次要矛盾，经济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仍然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放，那当然“万目”都不张了。相反，如果适时地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矛盾的发展转化而进行调整，在经济问题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了“当务之急”的时候，及时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个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万目”也都自然会张开了。

国家的情况是这样，个人的生活、工作也同样是这样。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要同时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全面开花是不可能的。所谓“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每一个时期有一件最主要的事情，这样日积月累，就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取得成效。

总而言之，“当务”的把握是最最重要的。还是用我们曾经提到过的话来说，当我们朋友、同事、同学问互相见面时总爱问：‘最近忙什么？”但愿你所忙的，正是“当务之急”，是“西瓜”而不是“芝麻”，当然，更不要是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莫名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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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下

本篇是《孟子》全书的最后一篇，内容仍然很丰富，其中有一些著名的章节和名言警句。全篇原文共38章，本书选15章。

春秋无义战

孟子说：“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征，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

“春秋无义战”，这既表达了孟子的历史观，也是其政治观的体现。因为，儒家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才是合乎义的，而春秋时代则是“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以没有合乎义的战争。

其买，孟子的思想依然是来自孔子。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已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

战争的确是和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的确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之分。但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衡量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标准主要是看发动战争的人目的是什么，而不是看什么人来发动战争。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观点与孟子这里所论是不同的了。

所以，“春秋无义战”虽然已成为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但我们却有必要弄清楚孟子所谓“无义”的内涵。弄清楚内涵以后，我们就会知道，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似乎还不能笼而统之地一概认为“春秋无义战”，而要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