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包括26章,主要内容涉及到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孝敬父母的问题以及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这一篇包括了儒家的若干重要范畴、原则和理论,对后世都产生过较大影响。

孔子说:“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才是好的。如果你选择的住处不是跟有仁德的人在一起,怎么能说你是明智的呢？”

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既是个人自身的事,又必然与所处的外界环境有关。重视居住的环境,重视对朋友的选择,这是儒家一贯注重的问题。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耳濡目染,都会受到仁德者的影响；反之,就不大可能养成仁的情操。

孔子说:“没有仁德的人不能长久地处在贫困中,也不能长久地处在安乐中。仁人是安于仁道的,有智慧的人则是知道仁对自己有利才去行仁的。”

在这章中,孔子认为,没有仁德的人不可能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否则,他们就会为非作乱或者骄奢淫逸。只有仁者安于仁,智者也会行仁。这种思想是希望人们注意个人的道德操守,在任何环境下都做到矢志不移,保持气节。

孔子说:“只有那些有仁德的人,才能爱人和恨人。”

儒家在讲“仁”的时候,不仅是说要“爱人”,而且还有“恨人”一方面。当然,孔子在这里没有说到要爱什么人,恨什么人,但有爱则必然有恨,二者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只要做到了“仁”,就必然会有正确的爱和恨。

孔子说:“如果立志于仁,就不会做坏事了。”

这是紧接上一章而言的。只要养成了仁德,那就不会去做坏事,即不会犯上作乱、为非作恶,也不会骄奢淫逸、随心所欲。而是可以做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的善事了。

孔子说:“富裕和显贵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就不会去享受的；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它,就不会摆脱的。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叫君子呢？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背离仁德的,就是在最紧迫的时刻也必须按照仁德办事,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会按仁德去办事的。”

这一段,反映了孔子的理欲观。以往的孔子研究中往往忽略了这一段内容,似乎孔子主张人们只要仁、义,不要利、欲。事实上并非如此。任何人都不会甘愿过贫穷困顿、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安逸。但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否则宁守清贫而不去享受富贵。这种观念在今天仍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这一章值得研究者们仔细推敲。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爱好仁德的人,也没有见过厌恶不仁的人。爱好仁德的人,是不能再好的了；厌恶不仁的人,在实行仁德的时候,不让不仁德的人影响自己。有能一天把自己的力量用在实行仁德上吗？我还没有看见力量不够的。这种人可能还是有的,但我没见过。”

孔子特别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尤其是养成仁德的情操。但当时动荡的社会中,爱好仁德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孔子说他没有见到。但孔子认为,对仁德的修养,主要还是要靠个人自觉的努力,因为只要经过个人的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仁的境界的。

孔子说:“人们的错误,总是与他那个集团的人所犯错误性质是一样的。所以,考察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他没有仁德了。”

孔子认为,人之所以犯错误,从根本上讲是他没有仁德。有仁德的人往往会避免错误,没有仁德的人就无法避免错误,所以从这一点上,没有仁德的人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相似的。这从另一角度讲了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孔子说:“早晨得知了道,就是当天晚上死去也心甘。”

这一段话常常被人们所引用。孔子所说的道究竟指什么,这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我们的认识是,孔子这里所讲的“道”,系指社会、政治的最高原则和做人的最高准则,这主要是从伦理学意义上说的。

孔子说:“士有志于(学习和实行圣人的)道理,但又以自己吃穿得不好为耻辱,对这种人,是不值得与他谈论道的。”

本章和前一章讨论的都是道的问题。本章所讲“道”的含义与前章大致相同。这里,孔子认为,一个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吃穿等生活琐事,他是不会有远大志向的,因此,根本就不必与这样的人去讨论什么道的问题。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没有固定的厚薄亲疏,只是按照义去做。”

这一章里孔子提出对君子要求的基本点之一:“义之与比。”有高尚人格的君子为人公正、友善,处世严肃灵活,不会厚此薄彼。本章谈论的仍是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

孔子说:“君子思念的是道德,小人思念的是乡土；君子想的是法制,小人想的是恩惠。”

本章再次提到君子与小人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人格形态,认为君子有高尚的道德,他们胸怀远大,视野开阔,考虑的是国家和社会的事情,而小人则只知道思恋乡土、小恩小惠,考虑的只有个人和家庭的生计。这是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区别点之一。

孔子说:“为追求利益而行动,就会招致更多的怨恨。”

本章也谈义与利的问题。他认为,作为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他不会总是考虑个人利益的得与失,更不会一心追求个人利益,否则,就会招致来自各方的怨恨和指责。这里仍谈先义后利的观点。

孔子说:“能够用礼让原则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不能用礼让原则来治理国家,怎么能实行礼呢？”

孔子把“礼”的原则推而广之,用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这在古代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孔子时代的“国”乃“诸侯国”,均属中国境内的兄弟国家。然而,在近代以来,曾国藩等人仍主张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采取“礼让为国”的原则,那就难免被指责为“卖国主义”了。

孔子说:“不怕没有官位,就怕自己没有学到赖以站得住脚的东西。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只求自己成为有真才实学值得为人们知道的人。”

这是孔子对自己和自己的学生经常谈论的问题,是他立身处世的基本态度。孔子并非不想成名成家,并非不想身居要职,而是希望他的学生必须首先立足于自身的学问、修养、才能的培养,具备足以胜任官职的各方面素质。这种思路是可取的。

孔子说:“参啊,我讲的道是由一个基本的思想贯彻始终的。”曾子说:“是。”孔子出去之后,同学便问曾子:“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道,就是忠恕罢了。”

忠恕之道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待人忠恕,这是仁的基本要求,贯穿于孔子思想的各个方面。在这章中,孔子只说他的道是有一个基本思想一以贯之的,没有具体解释什么是忠恕的问题,在后面的篇章里,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对此,我们将再作剖析。

孔子说:“君子明白大义,小人只知道小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孔子学说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句话,被人们传说。这就明确提出了义利问题。孔子认为,利要服从义,要重义轻利,他的义指服从等级秩序的道德,一味追求个人利益,就会犯上作乱,破坏等级秩序。所以,把追求个人利益的人视为小人。经过后代儒家的发展,这种思想就变成义与利尖锐对立、非此即彼的义利观。

孔子说:“见到贤人,就应该向他学习、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应该自我反省(自己有没有与他相类似的错误)。”

本章谈的是个人道德修养问题。这是修养方法之一,即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实际上这就是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同时又以别人的过失为鉴,不重蹈别人的旧辙,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在今天仍不失其精辟之见。

孔子说:“事奉父母,(如果父母有不对的地方),要委婉地劝说他们。(自己的意见表达了,)见父母心里不愿听从,还是要对他们恭恭敬敬,并不违抗,替他们操劳而不怨恨。”

这一段还是讲关于孝敬父母的问题。事奉父母,这是应该的,但如果一味要求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百依百顺,甚至父母不听劝说时,子女仍要对他们毕恭毕敬,毫无怨言。这就成了封建专制主义,是维护封建宗法家族制度的重要纲常名教。

孔子说:“父母在世,不远离家乡；如果不得已要出远门,也必须有一定的地方。”

“父母在,不远游”是先秦儒家关于“孝”字道德的具体内容之一。历代都用这个孝字原则去约束、要求子女为其父母尽孝。这种孝的原则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

孔子说：“如果能够长时间地不改变父亲生前所坚持的准则，就可说做到了孝。”

孔子说:“父母的年纪,不可不知道并且常常记在心里。一方面为他们的长寿而高兴,一方面又为他们的衰老而恐惧。”

春秋末年,社会动荡不安,臣弑君、子弑父的犯上作乱之事时有发生。为了维护宗法家族制度,孔子就特别强调“孝”。所以这一章还是谈“孝”,要求子女从内心深处要孝敬自己的父母,绝对服从父母,这是要给予批评的。

孔子说:“古代人不轻易把话说出口,因为他们以自己做不到为可耻啊。”

孔子一贯主张谨言慎行,不轻易允诺,不轻易表态,如果做不到,就会失信于人,你的威信也就降低了。所以孔子说,古人就不轻易说话,更不说随心所欲的话,因为他们以不能兑现允诺而感到耻辱。这一思想是可取的。

孔子说:“用礼来约束自己,再犯错误的人就少了。”

孔子说:“君子说话要谨慎,而行动要敏捷。”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孤立的,一定会有思想一致的人与他相处。”

子游说:“事奉君主太过烦琐,就会受到侮辱；对待朋友太烦琐,就会被疏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