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于十月廿五接入觐之旨,次日写信召纪泽来营,厥后又有三次信止其勿来,不知均接到否?自十一月初六接奉两江督任之旨,十七日已具疏恭辞,廿八日又奉旨令回本任,初三日又具疏恳辞,如再不获命,尚当再四疏辞,但受恩深重,不敢遽求回籍,留营调理而已,余从此不复做官。
同乡京官,今冬炭敬①犹须照常馈送。昨令李翥汉回湘送罗家二百金,李家二百金,刘家百金,昔年曾共患难者也。前致弟处千金,为数极及,自有两江总督以来,无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处兹乱也,钱愈多则患愈大,兄家与弟家总不宜多存现银。现钱每年兄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间之大福。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
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猪鱼,考早扫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欠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
①炭敬:旧时外官在冬季馈赠京官的银钱。多作贿赂用。
澄弟左右:
我在十月二十五日,接到入觐皇上的圣旨,第二天写信招纪泽来军营,之后又有三次信,阻止他来,不知都收到没有?自十一月初六我接奉两江督任的圣旨,十七日已具疏恭辞,二十八日又奉旨回本任,初三日又具疏恳辞,如不再获皇上批准,还要第四次疏辞,但受恩深重,不敢马上请求回籍,留在军营调理罢了,我从此不再做官。
同乡京官,今年冬天的寒炭费,还要照常放送。昨天令李翥汉回湖南,送罗家二百两金子,李家二百两金子,刘家一百两金子,他们是曾经与我共患难的。前寄弟弟处的一千两,为数很少,自有两江总督以来,还没有这样薄待胞弟的。然而处在乱世,钱越多而祸患越大,兄长家和弟弟家总不宜多存现钱。现在每年的钱足够一年的用度,便是天下的大富翁,人间的大福星。家里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如果子弟不贤不才,虽然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都是空的。
子弟的贤与不贤,六分出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我家世代都有明确的道德训示,只有星冈公的教训尤其应该谨守牢记。我近来把星冈公的家规,编成八句:“书蔬猪鱼,考早扫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因星冈公对于地生、算命先生、郎中、和尚、巫师等五种人,一进门就恼火,就是亲友、远客住久了,也恼火,这个八好六恼,我家世代遵守,永为家训,子孙虽然愚笨,也一定能使他们就范。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
曾国藩的理财妙法,就是以俭字入手。他从创业的过程中即深知“每粒米来之不易”,因此他常常告诫部属“一文钱扳倒英雄汉,半碗粥扶起乞丐王”的道理,在财物管理上他最反对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他说这既不利于人的德行修养,又不利于财富的积累。在家庭的财物问题上,曾国藩要求更加严格。他经常告诫儿女:“家中的男孩子必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女孩子不要太懒惰,应当早日学习烧菜煮饭。家里有书、有蔬菜、有鱼、有猪,可以显示一个家庭的生气;少睡觉,多做事,可以显示一个人的生气。勤快,就是生动之气;节俭,就是收敛之气。一个家庭能做到既勤且俭,那就绝对不可能不兴旺发达。”曾国藩在这里之所以反复强调勤俭的重要性,目的就是在于教育子女要懂得生活之艰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不愿意看到子孙后代过贫困潦倒,低三下四去乞求得到别人恩赐的生活。可如何才能避免这种困境的出现呢?曾国藩教导子孙后代的办法就是“勤俭”二字,并认为,只有如此,方可保持家庭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