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就是《孟子》所谓“遵先王之法”的意思。文学主张治国必遵“先王之法”、“圣人之道”，“举而贯之，贯而行之，可更为哉！”大夫则认为儒者“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丞相史也认为儒者“道迂而难遵”，亟力反对他们的“随古不革，袭故不改”。
大夫曰：御史！
御史未应。
谓丞相史曰：文学结发学语，服膺不舍，辞若循环，转苦陶钧。文繁如春华，无效如抱风。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从之，则县官用废，虚言不可实而行之；不从，文学以为非也，众口嚣嚣，不可胜听。诸卿都大府日久矣，通先古，明当世，今将何从而可矣？
结发：解见《贫富篇》注释。这里当小孩讲。学语：这里指接受教育。服膺：牢牢记在心里。
循环：往复相承，旋绕不绝。
陶钧：制陶器用的转轮。
两“如”字原都作“于”，今据黄季刚说校改。春华：春天的花。抱风：捕风，意思是说没有实效。
语本《史记·秦始皇本纪》，原文云：李斯曰：“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嚣嚣：吵吵嚷嚷。
卿：对丞相史的称呼。丞相史不止一人，故曰“诸卿”。都：居。大府：丞相府。(见《汉书·张汤传》注)
大夫说：御史！
御史没有答应。
对丞相史说：文学从小接受儒家的教育，把孔孟之道牢牢记在心里，说起话来反反复复，全是车轱辘话，像制陶器的转轮一样来回转动，用的言词如同春天的花朵那样华丽，但却像用手捕风一样毫无实效。他们说空话以乱现实，论古以害当世。依从他们的话，朝廷的财用就废滞，这些空话是不可付诸实行的；不依从他们的话，文学又表示反对，七嘴八舌地乱嚷嚷，听都听不过来。诸位在丞相府已经多年了，通晓古代历史，明察当今国事，你们看现在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丞相史进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所由不同，俱归于霸。而必随古不革，袭故不改，是文质不变，而椎车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后法令调于民，而器械便于用也。孔对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异道，非苟相反，所务之时异也。公卿既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愿无顾细故之语，牵儒、墨论也。
语本《论语·宪问篇》。晋文公，解见《论儒篇》注释。齐桓公，见《轻重篇》注释。正：正派。
所由：所走的道路。这里指所采取的策略。
椎车，见《非鞅篇》注释。
孔对三君殊意：指孔丘对鲁定公、鲁哀公、齐景公关于治理国家的办法有三种不同的说法。语本汉武帝元朔六年六月诏文。原文云：“朕闻五常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繇(由)殊路，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定公以徕远，哀公以论臣，景公以节用。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晏子：即晏婴，见《殊路篇》注释。三君：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晏子曾针对国君的不同特点，帮助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执政。《晏子春秋·外篇上》：“仲尼曰：‘灵公污，晏子事之以整齐；庄公壮，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俭；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细人也。’”
细故之语：不识大体的理论。
丞相史离席向前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虽然他们所采取的策略不同，但都完成了霸业。如果一定要追随古道而不变革，因循守旧，形式和内容都不改变，就好比保存古老时代的独轮车一样。所以，有的需要创作，有的需要继承，这样法令才可以适用于百姓，器具才便于得到推广使用。孔丘在回答三个君主的问话时，讲的内容不一样；晏婴在辅助三个君主时，使用的方法不同，这不是轻率变化的，而是因为服务的时势不同。公卿既然确定了治理大事的路线，建立了使国家资财永不枯竭的基础，望公卿不要考虑那些不识大体的议论，不要被儒家、墨家的议论所牵制。
文学曰：师旷之调五音，不失宫商。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循而昌，秦王变法而亡。《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也，故没而存之，举而贯之，贯而行之，何更为哉？
《孟子·离娄上》：“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赵岐注：“师旷，晋平公之乐太师也。五音，宫、商、角、徵、羽也。”
“道”原作“通”，今据卢文弨说、杨沂孙说校改。
黄帝：轩辕氏，传说中远古时代帝王名。
谨：重视。
“循”原作“修”，今据俞樾、陈遵默说校改。
这是《诗经·大雅·荡》文。朱熹《集传》曰：“老成人，旧臣也；典刑，旧法也。”“也”字原无，今据王先谦说补正。法教：指典刑。
文学说：师旷调和五音，离不开宫、商这些基本音调。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离不开仁义。所以，制度可以改变，而路线则不能改变，上至黄帝，下及夏禹、商汤、文武三王，没有一个不是宣扬德政，重视教育，崇尚仁义来进行教化的。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原则。殷、周因为遵循了仁义而昌盛，秦始皇因为实行变法而灭亡。《诗经》上说：“虽然没有旧臣，还有旧法。”这就是说旧臣虽然死了，可以使旧法保存下来，并进一步贯彻执行，为什么要再改变呢？
丞相史曰：说西施之美无益于容，道尧、舜之德无益于治。今文学不言所为治，而言以治之无功，犹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囷仓也。夫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独见存亡不可与世俗同者，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闻。故舟车之治，使民三年而后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后民信之。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权。”文学可令扶绳循刻，非所与论道术之外也。
“以”，同“已”。
囷(q＆n)：古代一种圆形的粮仓。仓：粮仓。
沮功：毁坏功业。多近：以眼前利益内重。
胡元常曰：“‘治’，张本“始”。”
《吕氏春秋·乐成篇》：“舟车之始见也，三年而后安之。”
《论语·子罕篇》：“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此处引文删去中间，仅用了首尾两句。
扶绳循刻，按照墨线去雕刻，就是墨守成规的意思。
丞相史说：谈论西施的漂亮对自己的容貌没有什么好处；讲述尧、舜的德行对今天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帮助。现在文学不谈治理国家的方法，却说过去治理的没有功劳，如同不讲耕田种地的方法，却赞美富人有充实的粮仓。要想得到粮食的人就一定要遵守农时，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必须适应时代情况。商鞅所以对国家存亡的问题了如指掌，有独特的见解，而不与当时一般人的见解相同，是因为那些人的见解毁坏功业而且以眼前利益为重。平常的人，满足于旧有的东西，愚昧的人，坚信所听到的。所以舟、车开始使用以后，百姓经过三年才习惯使用。商鞅变法成功了，然后百姓才信服它。孔子说：“可以一道求学的人，未必能一道通权达变。”文学只能墨守成规，不能和他们讨论先王之道以外的道理。
文学曰：君子多闻阙疑，述而不作，圣达而谋大，睿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名立而不顿。小人智浅而谋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废，苏秦、商鞅是也。无先王之法，非圣人之道，而因于己，故亡。《易》曰：“小人处盛位，虽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终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劝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秧法行而亡。商鞅有独智之虑，世乏独见之证，文学不足与权当世，亦无负累蒙殃也。
多闻阙疑，语出《论语·为政篇》。是说“多闻博学，疑则阙之”。
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篇》。是说“只能传旧，不宜创新”。
“大”原作“小人”二字，正嘉本、太玄书室本、倪邦彦本、张之象本、沈延铨本、金蟠本、杨沂孙本都作“大”，今据改正。
睿(rui)智：明智，聪慧。
顿：毁坏。
苏秦，见《非鞅篇》注释。
今本《易经》无此文，疑出《易传》及《易纬》，见《困学纪闻》一。夏后：夏后氏，夏王朝的别称。这里指禹。
“乏”原作“不”，案《玉篇·正部》：“五，扶法切，文反正为五，又无资曰五，今作乏。”“五”与“不”，形近致讹。
此句原作“亦无累负之殃也”，今据俞樾说校改。
文学说：君子多听而且避开有怀疑的地方，遵循古道而不去创新，圣明通达而且智谋远大，聪明有智慧而事业专一，因此能成功而不垮台，有名望而不毁坏。小人智慧浅薄而野心大，就像身体瘦弱而硬挑重担一样，所以只能半途而废，苏秦、商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用先王之法而诽谤圣人之道，只是依着自己的意见行事，所以灭亡。《易经》上说：“小人当了大官，位置虽然很高，但必定要垮台。不完全按照先王之道行事，不能始终坚持仁义，反而能有好结果的人，是从来没有的。因此，这种人开始可能爬到天上，但最终必定掉在地上。”大禹治水，老百姓知道治水的好处，没有人不帮助他成功。商鞅变法，老百姓知道变法的害处，没有人不害怕他的刑罚。所以，夏禹成功做了帝王，商鞅变法一实行他就被杀了。商鞅有独持的见解，但缺乏向世人证实其见解的效果，文学既然不配和你们商议当世的权变之计，也就不会有遭受祸殃的灾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