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貌者，骨之余，常佐骨之不足①。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②。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③。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④。大旨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⑤。
①容貌者，骨之余，常佐骨之不足：余，这里是外在表现的意思。其实，容貌并非仅仅是“骨之余”，而是骨、肉、神三者的综合性产物。佐，辅助，这里是弥补的意思。这三句话的意思是：容貌是骨骼的外在表现，常常能够弥补骨骼的缺陷。
②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这三句话的意思是：情态是精神的外在表现，常常能够弥补精神的缺陷。
③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乍，初；始。这里讲的是观人的方法和步骤。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久久注目，要着重看人的精神，初一放眼，则要首先看人的情态。
④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大家，这里指内在修养和外在风度均达到极高境界的人，如古代高官显宦、硕儒高僧等。大家举止，指那种安详静穆、闲雅冲淡的举止。羞涩，指那种不善于交际因而缺乏内在冲动和外在激情的情态，这种情态属于内向型情态。行藏，这里是形迹、举动的意思。小儿行藏，非指小儿的行藏，而是指小儿般的行藏，即哭哭笑笑、又跳又叫之类的幼稚举动。这四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是大家情态，即使是羞涩，也是一副佳相；反之，只要是小儿般的情态，愈是用又跳又叫之类的幼稚举动去掩饰真相，反而愈是显得幼稚和粗俗。
⑤大旨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大旨，大处；主要之处。与下文的“细处”相对。细处，指各种具体的有生动细节的情态。古人观人，最讲主次和取舍。主，即起关键作用的主要部位，这是取的对象；次，即无关紧要的次要部位，这是舍的对象。主次与取舍，具有明显的辩证法思想，值得借鉴。
一个人的容貌是其骨骼状态的余韵，常常能够弥补骨骼的缺陷。情态是精神的流韵，常常能够弥补精神的不足。久久注目，要着重看人的精神；乍一放眼，则要首先看人的情态。凡属大家--如高官显宦、硕儒高僧的举止动作，即使是羞涩之态，也不失为一种佳相；而凡属小儿举动，如市井小民的哭哭笑笑、又跳又叫，愈是矫揉造作，反而愈是显得幼稚粗俗。看人的情态，对于大处当然也要分辨清浊，而对细处则不但要分辨清浊，而且还要分辨主次方可作出取舍。
【智慧解析】
“神”与“情态”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它们是里与表的关系。“神”蓄含于内，“情态”则显于外；“神”以静态为主；“情态”以动为主，“神”是“情态”之源，“情态”是“神”之流。
“情态”是“神”的流露和外现，二者一为表一为里，关系极为密切，所以说“情态者，神之余”。如上所述，如果其“神”或嫌不足，而情态优雅洒脱，情态就可以补救其“神”之缺陷，所以说“常佐神之不足”。
“神”与“情”常被合称为“神情”，似乎二者是一个东西或一回事儿，其实二者相去颇远，大有区别。“神”含于内，“情”现于外；“神”往往呈静态，“情”常常呈动态；“神”一般能久长，“情”通常贵自然。总之，精神是本质，情态是现象。所以作者认为，“久注视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
情态与容貌之间，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容貌为形体的静态之相，是表现仪表风姿的；情态为形体的动态之相，是表现风度气质的，二者质不同，“形”亦有别。然而二者却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过唯有两者皆美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常见容貌清秀美丽，而情态俗不可耐者，也有容貌丑陋不堪，而情态端谨风雅者，二者均令人遗憾。
【智慧典例】
刘晔善于窥视人的心意
情态可以分为多种，我们常说的坏人，有奸、邪、佞、贼等。这些人也可以说是有一定之才的人，否则他们就不会被重用。而且这些人还有一项特殊的本事，那就是他们非常善于隐蔽自己，保护自己。甚至可以说，他们有一项比仁人志士更为优长的才能，那就是善于权变。这种人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操守，没有任何良心地来变化自己，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事都能做出来。他们为恶、为邪时的善于决断、善于寻找机会，其意志力、隐忍的能力，可以说比那些有良心、有贤能的人不知要多几倍。所以古代的一位圣人曾因此而号召那些志士仁人，要“行善如行恶”。奸、邪、佞、贼之人把自己的刀子磨得很利，所以杀起人来从不留后患，锐不可当，因而也往往成功。比如，东汉时的贼臣梁冀，竟然把持东汉的朝政近30年。
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才能和权变之术，辨奸邪、识贼佞，似乎比识贤举能更为艰难。
魏明帝曹睿时侍中大夫刘晔是一个巧诈之人。因为他的才智过人，魏明帝很器重他。一次明帝想伐蜀国，朝臣内外都劝谏认为不可。明帝就把刘晔召入内室以议，刘晔就顺着明帝的意图说：“蜀国可伐。”从内室出来之后，朝臣们问刘晔，刘晔则顺着诸朝臣的意见说：“蜀国不可伐。”当时军中领军杨暨，也是魏明帝所亲重的大臣，他对刘晔也很敬重。他认为绝对不能伐蜀。他就去问刘晔，刘晔就对他说“蜀不可伐”。与杨暨的意见相同。后来魏明帝把杨暨召入内室议伐蜀之事，杨暨就力谏不能伐蜀。明帝就说：“看来你是个书生，不懂兵事。”杨暨说：“如果我的话陛下不信，侍中刘晔是你的谋臣，却常常说蜀不可伐。”明帝就说：“他对我说蜀可伐。”杨暨就说：“可以把刘晔召来对质。”刘晔来之后，魏明帝就问刘晔。刘晔当着杨暨的面一句话也不说。魏明帝就支走了杨暨，单独与刘晔谈。刘晔则反过来责怪魏明帝：“讨伐别的国家，这是大谋，我从你这儿知道一些国家大谋，常恐睡觉说梦话泄露出去，怎么能把伐蜀的真实情况告诉别人呢？况且打仗的事情是诡诈之道，大兵未发，越机密越好。陛下向外显露，臣下恐敌国早已知道了。”魏明帝于是认为刘晔说得有道理，也不责怪他内外说话不一致为不忠。刘晔出来之后，见到杨暨则对他说：“你知道钓大鱼吗？钓中大鱼，你不能径直就去拉它，而是要放开钓线，随着它跑，然后徐徐而牵之，那样大鱼就不会挣脱而跑掉，皇帝之威要比大鱼更难对待！你虽然是一个直面诤谏的忠臣，但你的计谋不足采纳，我希望你能深思其中的道理。”
后来就有人对魏明帝说：“刘晔是个不尽心的人，他最善于窥视陛下的倾向而顺从于你。陛下可以试着观察刘晔，你用反意来问刘晔，如果他的回答都是顺从你本来的趋向，那他善于窥测你心意的事情就可以显露了。”魏明帝就用这一招来试刘晔，发现果然如其所言。从此，魏明帝便开始疏远刘晔，最后刘晔郁郁而终。
由这个故事可看出，刘晔是一个佞臣，他不仅可窥测皇帝的心态，而且善于辞令，工于心计，什么事情都可以被他处理得圆转而周到，可以说是滴水不漏。所以连宋代的司马光也认为刘晔是明智权计之士，只是没有德行，没有操守。
佞谀之人和谗邪之人靠的都是嘴上功夫，但两者又有区别。谗邪之人直接就能置他人于死地，所以毁人。佞谀之人从来都不直接以毁人为目的。佞谀之人求的是利，如果有利于己，他是不会去毁掉的；如果于己无利，毁掉也没有得益。佞谀之人的手段是不断地顺从主子，使其忘掉危险，从而使其处于危亡之境。隐真情藏实意是佞谀之人获取成功的巧妙本领。谗邪之人以直接毁人为目的，因为他毁人，所以被毁害之人也反过来毁害他，这样就会众叛亲离。比较而言，佞谀之人比谗邪之人危害更大。
辨识奸、邪、佞、贼这样的人，不仅要准确了解他的表现方式和形态，而且要把握他们善于隐蔽自己的种种手段。辨奸邪、远佞人，还必须心里明白什么是贤能之士。贤能之士的概念明确了，奸、邪、佞、贼就能比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