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体态、仪表、风度、言谈举止、神态表情，都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观察其仪容言行，即可对其人有大体掌握。
1.观察容貌仪表为先
我们要认识某个人，首先接触到的是这个人的外部特征：体态、仪表、风度、言谈举止、神态表情等。一个体态潇洒、仪表堂堂、言谈举止文明的人，会给接触者留下良好的印象，反之，则给人以不良印象。人们非常注意交往中自己的仪表，一个人应把整洁、美观、大方和文明礼貌作为其仪表的重要内容，过分打扮、妖里妖气固然不好，但谈吐庸俗、不修边幅、窝窝囊囊也不佳。例如，女性面试不同于男性的面试就在于，如果说男性面试的成败是由面试决定的，那么女性面试的成败决定于其风度、举止。招考单位的主试者在评价女性应试者时，重点不是放在知识、能力上，而是注意应试者的礼仪、风度和举止，即女性魅力。故女性应试者走进房内，到坐在椅子上，已大概决定了是否被录取。因此，女性应试者必须显示出女性的高雅气质，包括大方自然的神态、整洁合适的服饰，无可挑剔的礼仪，等等。识人之仪表之后，就要细察其人，而不是仅停留在表象上，须细知其品质。
①耳闻不如目见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就是指耳闻之不如目见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所以，识人特别强调要讲究识人的艺术，识人不能光凭耳朵听，还要用眼睛看。
《吕氏春秋·察传》中讲过一个“打井得人”的故事。故事说：宋国有个姓丁的人，因为家里没有井，需要到外边打水吃，所以家里总有一个人常在外边。后来他家凿了一眼井，他便告诉别人说：“我凿了一眼井，得了一个人。”有人听说这句话，便传播出去说：“丁家凿井得了一个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到宋国国君耳朵里，他便派人去问丁家，丁家说：“我是说自己有了井，就不用花一个人工出外打水。等于得了一个人，并不是说从井里打出来一个人呀！”原来，人多嘴杂，把事情全都传拧了！
奇怪的是，分明是以讹传讹，却居然能够众口纷纭，广为传说，而且越传越邪乎！尤其可笑的是，听到的人竟还能够信以为真，甚至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其实，这种听风就是雨的现象，在生活中还是不少的。在我们的周围，这种轻信传言的人也大有人在，大至国家大事，小至个人私事，总有一些无根的谣传，也总有一些人轻信上当。1983年年底，国家为了改善人民的衣着状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决定较大幅度地降低化纤品出售价格，同时，提高一些棉织品的价格，这对人民群众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可是谣言还是出来了，说棉织品一提价，别的农产品跟着也要提价。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来，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可是，有的人信以为真，居然大力抢购起农产品。结果呢，那些农产品没有涨价，而他们抢购来的农产品倒成了积压在屋里的大包袱，一时用不完，又没有办法处理，简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唐人李绅说：“假金只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而到底是真金还是硫化铜，却需要下番工夫进行调查研究和仔细辨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采取“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的辨别艺术。
齐威王时期的即墨大夫，自从到即墨之后，勤于理政，公正廉洁，使那里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没有什么官司之类的事情发生。就是这样的一位贤良大夫，齐威王左右的人却不断地在齐威王面前讲他的坏话。齐威王没有听信这些坏话。派人到即墨那里了解情况，发现他左右的人之所以讲即墨大夫的坏话，是因为即墨大夫没有给他左右的人送礼求情。于是，升了即墨大夫的官爵。
另有一个大夫，到阿地之后，整日花天酒地，不理政事，使得那里田地荒芜，民不聊生。赵攻鄄，他不去救；卫取薛陵，他竟不晓得此事。就是这样的一个昏庸大夫，齐威王左右的人却经常在齐威王面前讲他的好话。齐威王也没有听信这些好话，派人到阿地调查了解，知道了其中的奥秘。于是召见了阿地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了阿地之后，天天有人讲你的好话，可事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可见你必然送了好多礼物给我手下的人，让他们尽在我耳边讲你的好话！”接着，就把阿地大夫和夸过阿地大夫的那几位手下人都斩了。这一来，齐威王手下的臣子个个既惊又怕，再也不敢谎报情况了。齐国的兴盛强大与此不无关系。
上述故事，在《资治通鉴》里有记载。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不论是讲人好话的还是讲人坏话的，都有其目的性，有其内在的原因，尤其是在上司面前讲的话。领导者身居高位，对下面情况不可能事事清楚，他需要别人提供信息。领导者为官一任，最可怕的是被蒙蔽而听不到真实的声首。进耳之言，究竟可靠与否，还是需要调查研究的。齐威王能从被毁者中看出好人，从被誉者中找出坏人，不被谎报“军情”的小人所欺骗，就是因为他搞了调查研究，弄清了产生坏话和好话的原因。当今领导者应当从中受点启示，把自己听到的关于部属声誉的坏话和好话认真地分析一番，以期得出公正的结论。
②观举止
古人云，“听言观行，知人之良法”。就是说，听其说话，看其行动，是识别人的好方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选择识人的方法时，切不可忘记应采用“观举止识人”的良方。
根据人的举止来识才、观人，前人已有不少的经验留给我们。如《周易·系辞下》中指出：“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技；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守者其辞屈。”这就是说，要叛变的人说话总带几分愧色，心中疑惑不定的人说话总是模棱两可；善良的人话不多，浮躁的人喋喋不休；诬蔑好人的人闪烁其词，丧失操守的人说话吞吞吐吐。
心理学家们近来的研究指出，一个人的姿态往往反映一个人对他人所持的态度。实验表明如果和一个你厌恶的人相处，人们或是过于随便，“如入无人之境”；或是过于拘谨，显得手足无措。
姿态有时是群体内的一般倾向的指示器。试想当与会者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任何一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举止表示自己是属于哪一方的。比如，赞同的人大多跷着二郎腿，一副自信的样子；而反对者双手抱胸，叉腿而言，大有不甘退让之势；骑墙者兼而有之，既有跷腿而坐，又有双手抱胸，此谓“袖手旁观”。这时，如果有谁突然改变了姿势，很有可能表明他改变了原来的立场。
在人们不能说或不想说但需要交流信息时往往用点头、摇头、耸肩和挥手来表示不同的想法，如点头表示同意，摇头表示反对，耸肩表示不知道，挥手表示欢迎或道别。在人们交际活动中，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人们的言谈举止是不一样的。如法国人的言谈举止是“法国式”的。英国人盘腿的方式和美国人大相径庭。在西方，双方甚至男女在公共场合拥抱不足为奇。但是在中国，男女在公共场合下拥抱则不多见。这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差别。在人际交往活动中，人们的交际行动是千姿百态的，据有关学者研究结果表明，在与异性交往的行为中，一般可以归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分别是：柏拉图型、猪八戒型、关云长型。
柏拉图类型的人，通常被人称之为内秀型。这种类型的人敏感、聪明、腼腆、害羞，常常给人一种清高的感觉，有时显得很傲慢。这种人具有诗人气质，在同异性的交往中，总是把对方理想化，热衷于同对方的精神交流，认为自己与对方的关系，犹如圣洁的彼岸一样纯洁、高尚、甜美。他们善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喜欢风花雪月式的约会，他们的感情细腻，如抒情的夜曲一样。但是，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境界，往往得不到对方的理解。因此这种类型的人又常常有孤独感，时常自暴自弃、丧失信心，感到自己在生活中软弱无力、不能挺起。因此，感情往往陶醉于诗一般的幻想之中。
猪八戒类型的人，往往和猪八戒一样性情急躁。对异性的态度往往是明朗、直爽。遇到意中之人，便主动发起进攻、直抒心曲，刻不容缓。他们的性格就是这样快人快口，一眼相中，大举进攻，决不闷在心中。但是这种人来得快，也去得快，热得快也冷得快。朝秦暮楚乃是他们天性中固有的成分。有时，给人的感觉是，这类人并不太专一，对人缺乏真正的持久的尊重。可靠或温暖的时间往往是短暂的。但这种人精力充沛，善于交际，办事较快。点火速度快，一股热情之后，另一股热情随即又烧起来。
关云长类型的人，并不总是十分聪明，脑子也不总是很灵活。但是，这种人最注重情感，一旦认定，终生决不反悔，感情专一，忠贞不二。这种类型的人不论对同性、对异性都不轻浮，决不以相取人，虽然他们也注重外在的一些形式，但注重形式的目的，是在于他们认为举止持重、端庄大方的外在形象与内在的心灵是相互统一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这种类型的人，不大善于主动进攻，往往含而不露，给人以热而不烫、冷而不凉的感觉。总之，他们在一言一行之中，都是有分寸的，决不会轻越雷池一步。这种类型的人尊重长辈，遵守诺言，有时也能遵守他们认为值得遵守的秩序。他们往往对外界的刺激不敏感，能够处之泰然。但在遇到大事之时，阵脚也会紊乱一番，不大善于明辨是非。因此，这种类型的人，可以冲锋陷阵，持封疆大吏之雄风，但不宜为一乡之长，一国之君。在与异性的关系上，他们也不会乱抛忠诚。在女性方面，这类人也是一样，往往被认为是有高贵气质的女性，她们也不会轻许芳心。
2.用人的九种“心诀”
人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知心，就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沟通，最基本的是思想通畅。有诗曰：“应须一曲千回首，西去论心有几人？”讲的“论心”，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人与人之间要交心，肝胆相照，开诚布公。倘若只有交友之心，而无“论心”之意，对人“只说三分话”，不愿“全抛一片心”，那就无法获得思想的沟通与了解。
思想沟通，须以情为基础。心灵的共鸣，离不开感情的撞击；思想的沟通，又需借助友爱做媒介。人情，人情，凡人皆有情。双方有了感情，思想沟通就如同施放了“催化剂”，能加速共识的形成。
思想沟通，又离不开人与人的理解。
理解是走向思想深处的活动。倘若在交际中要得到思想的沟通，就应竭力使自己在情感上去“感觉”对方的心态、情感、苦衷。否则，没有理解就缺乏和谐，就缺乏融洽。
人生在世，谁不渴盼友谊，而友谊的建立则要靠心灵的豁达。人应该开辟那通往我、通往你、通往他的心渠，让心田的清泉涓涓流淌，源远流长。
①知人知面要知心
知人知面要知心，这是识人学上的一个基本定律。只有在不仅知人知面而且知心的情况下，才能决定是否起用或重用其人。归结古今中外识人用人的经验和教训，具有下列心态的有才者，应当得到重用。
①具备一个积极的心理状态。有一个小男孩，因为是三代单传，所以父亲对他非常娇惯。十来岁了，头的后边仍扎着小发辫。好奇的同辈总是取乐于这个“小发辫”，摸摸拽拽，出其不意地向他袭击。与其说是取乐于他，还不如说是在羞辱他。甚至还有用小石块之类的东西投掷他，有时竟将其头部打起了血泡。小对手，开始是一个、二个，接着是三四个，后来竟发展到八九个，弄得“小发辫”很伤脑筋，但也毫无办法，只好逆来顺受。在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小发辫”又一次遭到了七个小对手的袭击。“小发辫”不像以前那样见到此景拔腿就跑，而是站立不动，待第一个挑衅者到达他跟前时，他鼓足勇气，上去就是一拳，将对手打翻在地，其余六个见势不妙，便一个个溜走了。从此，再没有人取乐、羞辱他了。他站起来了。“小发辫”由被动变为主动，是他的心理状态由消级转向积极的直接结果。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一个人来说，具备一个积极的心理状态是多么的重要！
人有一个积极的心理状态，遇到同事进步，会觉得自己又多一个学习的榜样；遇到同事失误，会产生同情、自责和帮助的心理；面对平凡的工作，也能产生极大的乐趣，觉得天地广阔，大有作为，如此等等。这种人脚下的路往往是宽阔的，办事的成功率是很高的，同时，这种人的人缘关系也是很好的，同其上司也最能保持一致。
②对工作尽心尽力。领导者工作上的高效率，是以部属工作上的尽心尽力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个基础，任何天才都不可能成功。当然，看其部属是否尽心尽力也是有尺度的。经验证明：凡是尽心尽力的部属，工作上首先都会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和实施计划的具体方案；知道应该让上司在什么时候，在什么问题上出面支持自己，而不是事无巨细地陷上司于事务圈子；提交到上司面前的困难，不仅进行了中肯的分析，而且还有克服困难的可供选择的实施方案；敢于在上司即将出现失误的时候，据理力争，做事有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从不随大流，更不做那些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会无条件地去服从集体的利益……这种人是螺丝钉，拧在哪里就会在哪里发挥作用；是老黄牛，只知奉献，不讲索取；是大海岸上的岩石，能经受住巨浪的袭击；是高山岩石之松，能够经得起风寒；是成功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
③具有适度的自尊心。自尊心人皆有之，但在不同的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度”则各不相同。过弱则表现为自卑，老是觉得不如别人，这也办不到，那也不可能，消极悲观，事无所成；过强则表现为高傲，总觉得高人一等，缺乏自知之明。这种人的虚荣心、权力欲极强，固执己见、争强好胜是其重要特点。实际上，他们是大事办不来，小事不愿做，人际关系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处理，到一处乱一处，是不受欢迎的人。自尊心过弱但心里内含着谦虚，只是谦虚过了头，达到了自卑。同样，过强的自尊心也内含着自信，只是自信过了头，达到了高傲。适度的自尊心，表现出了谦虚和自信的有机结合，是对上述二者的扬弃。有才干的部属，加上适度的自尊心，他们干起事来必定是左右逢源，如虎添翼，成功是把握之中的事。
④不搞阴谋活动。阴谋活动之所以冠以“阴”字，就在于它明暗不一，表里不一，现象和本质不一。一般来说，搞阴谋活动的人对自己所要表现出来的行为都是考虑再三的，并且是经过伪装的。尽管搞阴谋的人狡猾，但也不是不可将其识别的。就因为他们有几个“不一”，况且他们的活动还是在一定的人群中进行的，这就给人们提供了识别他们的条件。搞阴谋的人之所以要去搞阴谋，是因为他们对他们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有着较强的追求欲望。可以说，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发展与膨胀是阴谋活动的根源。搞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一旦目的达不到，就有可能产生搞阴谋的动机。开始可能是搞些小阴谋，偶尔搞阴谋，继而是大阴谋，经常搞阴谋。阴谋败露，就可能会跳将出来，搞公开对抗。所以，他们是埋在团体中或领导者身边的定时炸弹，一旦发作，就要造成很大的危害。身处领导岗位的人，对此应保持高度的警惕才是，决不能重用那些搞阴谋活动的人。
⑤有一个宽广的胸怀。一般来说，凡是心胸宽广的人，与家人相处，则家人和睦，老少欢乐；与同事相处，则能将心比心，友好如兄弟；与下属相处，则富有爱人之心，上下一致；与上司相处，则善于理解上司苦衷，能够忍辱负重。一句话，人际关系可以保持最佳状态。这种人不会被“好话”所迷，也不会被“坏话”所怒，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这种人自身新陈代谢的节拍能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相吻合，很少会被疾病所困扰，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可以这样说，宽广的胸怀是万福之源。
辨别一个人的胸怀是否宽广，内容也很广泛，主要是看他们是否具有嫉妒心，是否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是否经常地误会别人。一个人如果和别人相处时，很能理解别人，常能为别人着想，也能抱吃亏态度，那就可断定这个人的胸怀是宽广的。否则，是狭隘的。
②不可出于私心
心公则平，其心如秤，不偏轻重，则能公平衡德量才，实事求是地评估人，为用人提供正确的根据。如此则能用得其人，有利于事业。如心私则偏，就会颠倒贤佞，以贤为佞，以佞为贤，不可能正确评估人，将为用人提供错误的根据，结党营私者往往如此，故用不得其人，有害于事业。
李渊代隋创建唐王朝后，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各设王府，可任官，拥有将兵。“玄武门之变”后，李建成、李元吉被杀，李世民被封为太子。同年受父李渊禅位即帝位，是为唐太宗。这时，如何对待有功之臣和原来的敌对势力，尤其是前dōng宫及齐王府的文臣武将，这是唐太宗面临的重要问题。当然，在李世民南征北战以及“玄武门之变”中，追随他的原秦府官兵功劳最大，如私于党，只提拔任用原秦府的人员，排挤一切敌对势力的人员，则必将树敌而不能更好地巩固新的政权，这当然不为英明之主唐太宗所采纳。而“至公”，即“平恕无私”对待三府人员，如他所说：“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唐太宗除了重用秦府旧人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宇文士及、程知节、秦叔宝、屈突通等人外，对于原dōng宫的魏征、王硅等人也不咎既往而用之。总之，对于原有人员，不论亲疏、恩仇，凡有才能的都量才任用。而原秦府没有升官或还未安排的人员，则纷纷有怨言，有的甚至主张原秦府的士兵也要一律升为武官。“以天下为家”的唐太宗，对这种“用人唯亲”而不视其才行的观点当然反对，他说：“唯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
唐太宗跟古代一般皇帝不同的是他有“至公”思想，即“以天下为家”，这个家不是说天下是他一家的，而是说这个“家”包括天下的百姓，他和百官的衣食出于百姓，是靠百姓来供给的。所以，唐太宗知人善任的原则是“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唯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
《国语·晋语五》记载：赵宣子向晋国国君灵公推荐韩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宣子使人用他乘的车子冲犯军阵的行列，韩厥逮捕驾车的车夫，按军法将之杀了。众人议论说：“韩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其谁安之！”赵宣子如见韩厥，以礼相待，表示对他的敬意，说：“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夫军事无犯，犯而不隐，义也。吾言女(汝)于君，惧女不能也。举而不能，党孰不焉！事君而党，吾何以从政？故吾以是观女。女勉之。苟从是行也，临长晋国者，非女其谁？”赵宣子告知晋国各大夫说：“二三子可以贺我矣，吾举厥也而中，吾乃知免于罪矣。”
赵宣子，即赵盾，任晋国正卿，晋灵公时执掌朝政。秦伐晋，两军在河曲列阵对峙。赵宣子推举韩厥任掌管军官的司马。赵宣子为考验韩厥能否公正地执行军法，便指使车夫驾他坐的车冲犯军阵的行列，韩厥虽明知是赵宣子的车，也按照军法将车夫杀了。这引起众人议论纷纷，认为早上韩厥被赵宣子推荐而韩厥晚间却杀其车夫，谁能放心用这样的人，韩厥一定不得好死。可是，赵宣子却与众人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军阵是不能冲犯的，他的车夫冲犯而韩厥不为他隐瞒，按照军法处理，这样做是很对的。所以他召见韩厥对他表示敬意，勉励他如以后都能这样行事，统率晋国三军的长官非他莫属了。事实说明：赵宣子推荐韩厥是出于公心，韩厥也不是赵宣子的私党，即“比而不党”。赵宣子推荐韩厥后，老是怕推荐错人，那将是一种罪过，现在他放心了，庆幸自己推荐得人，要各大夫向他祝贺。后来，果如他所料，韩厥升任晋国的统帅。
识人莫私心，就是在识人的问题上必须根除个人主义。
不过，个人主义尽管同每个人都可能有缘，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其表现是不尽相同的。封建王朝的皇帝将“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视为当然，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资产阶级敲骨吸髓地剥削，惨无人道地掠夺也是个人主义的表现。革命战争年代，个人主义者贪生怕死，悲观颓唐，而和平建设年代，个人主义者却突出表现为争名逐利，甚至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身居高位的个人主义者一般是在冠冕堂皇的幌子下谋取一己私利，而位居下层的个人主义者往往直言不讳，绝不忸怩作态吞吞吐吐。
单就领导集体而论，其中的个人主义表现不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且较之普通的人也有其特殊性。归纳现阶段领导集体中的个人主义的特殊表现，大致可有以下几种：
在一些人事问题决定之后，失意者常常会向有关人员询问内幕情况，想知道个所以然。面对询问者，个人主义者常常会这样回答：“这是××定的事。”“你的情况我可以再反映反映”“我没有尽到责任呀”“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主要领导不了解你呀”“你不能太老实了呀”同情怜悯之色溢于言表，虽于事无补，却收一箭双雕之效，既赢得了失意者的好感，又将其怨恨引向了他人，制造了他人之间的矛盾。对得意者，个人主义者却又是一种姿态，什么“我祝贺你呀”，“你得请客呀”，“我了解你呀”，“我已尽了我的义务呀”等等，俨然一副赐福于人的模样，旨在唤起得意者对自己的好感，使其感激涕零结草以报。这是第一种。
在成绩面前看不到合力因素的效力，却片面夸大个人的作用。什么上级的领导，同事的支持，部属的努力，友人的协助等等，全都成了子虚乌有，唯独剩下一个“我”字。倘若分管的工作出现了失误，则对不起，一怨上级决策失误，二怨同事不合作，三怨部属素质太低，四怨环境恶劣，上推下卸，怨天恨地。总之全是别人的不是，自己没有半点责任，贪功诿过，文过饰非。这是第二种。
同事的工作取得了成绩，不以为喜，反而求全责备，鸡毛蒜皮一二三四，鸡蛋里也要挑出骨头来。倘实在无懈可击，则冷嘲热讽，翻白眼，总想给人以难堪。当同事的工作出现波折，受到外来责难时，或隔岸观火，幸灾乐祸；或见风使舵，充事后诸葛。更有甚者，推波助澜，落井下石，把同事推向孤立无援的悬崖。至于同事究竟做得正确与否，自己从来不愿认真考虑。这是第三种。
在领导班子会议上，总是片面强调自己意见的正确和重要。一旦被采纳，就会飘飘然而不可一世，或扬扬自得而将尾巴翘起；一旦被否决，就消极应付集体通过的决议，或明或暗地搞非组织活动，甚至将自己的意见向外界渗透，以期寻找支持者，制造领导集体的分裂。这是第四种。
缺乏公仆意识，权力欲极强，总想操纵别人，左右形势，为此搞宗派拉山头，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作为支撑自己统治，与同事分庭抗礼的一己力量和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往往以感情代替政策，凡顺我者，不论阿猫阿狗，统统予以重用；凡与自己意见相左，或竟然敢于揭斥自己缺点错误者，则行排挤、打击、百般刁难之能事。这是第五种。
群众要求前进时，自己前怕狼后怕虎，畏缩不前；群众要求立即刹车时，自己反而一意孤行。搞形式、图排场，为了骗取上级信任，不惜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他们从来不考虑群众的实际需要，切身利益，而是个人面子第一，保个人乌纱第一，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忘记了自己应该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是第六种。
居正职者，是权皆揽，即使芝麻小事，也必须自己表态方可算数，二三副职形同虚设，事前不开会研究，事后不通报告知。副职稍有微词，便以“配合不好，无法工作”为由，要挟上级，将其赶走。任副职者，擅权越位，处处同正职为难，需要请示的事情不请示，需要汇报的东西不汇报，视正职为傀儡；或事无巨细统统禀报正职而后行，表面温驯恭顺，实则陷正职于被动。这是第七种。
中游思想，得过且过，无意改革开拓，只求随上大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原则面前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错误面前不敢旗帜鲜明地抵制；维持人的好事争先恐后，得罪人的事能溜则溜。主持一个单位，脚踩西瓜皮，两手两把泥，能滑则滑，能泥则泥。只要单位表面一团和气，哪管有无政绩？这是第八种。
情绪极不稳定，当个人的欲望得到暂时满足时，则工作积极，干劲十足，真的能顶上一阵子；当个人利益受到损伤或所谋取的私利受挫时，则消极怠工，牢骚满腹，甚至泄私愤，撂挑子，要挟组织。这是第九种。
利用自己掌管的人、财、物，为自己谋私利，甚至搞权钱交易，索贿受贿。只要能塞满自己的腰包，哪管百姓死与活？什么党性原则，什么人格、国格，统统被置于九霄云外。或者，只注意本单位的局部利益，不注意整体利益。表面上不是为自己，实际上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这是第十种。
个人主义的表现尽管五花八门，千差万别，但究其实质，都是从一己私利出发，其核心都是“私”字作祟。从历史渊源看，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但万变不离其宗，私字却始终贯穿其中。就阶级属性而论，个人主义一产生，就打上了剥削阶级深深的烙印，被各种剥削阶级所推崇。
领导者的个人主义表现极其有害。它是烈性腐蚀剂，无时无刻不在腐蚀领导者的灵魂，瓦解着集体的斗志，影响着集体的团结，甚至直接导致领导班子的裂变；它是高效隔离层，隔离了同人民的密切联系，离间着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人为地制造出干群之间的种种矛盾。流传下去，害人害己，祸民祸国。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个人主义的特殊表现仅仅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的领导者身上有所表现，绝大多数的领导者是对人民负责的。即使那些已经沾染了个人主义恶习的少数领导者，其中多数也是可以通过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去掉这种恶习的。固执错误，坚持己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是有的。不过，这只是极少数中的个别例子。
③识人莫偏心
识人莫偏心，心偏则难分好坏。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间，历代王朝都把天下作为一家之私产，其继位都是从皇帝的嫡系中选择，且一般以长子继承，据说立幼废长将起内讧，因此，长子继承制大都为统治者所遵循，即使长子昏庸以致是白痴、二流子，也非他莫属。为了使后继者能巩固其统治地位，统治者采取了一切办法和手段，为其继位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如有谁想染指，即使他是亲人而有才能，也要除之而后快；尽管他没有罪，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中国古代，不知有多少人因此而冤死！古代号称贤明的君主，也不能摆脱这种愚蠢的选择，为了使自己的纯正血统--亲生儿子能登上王位，儿子虽昏庸无能，也非选他不可，至于他能否治国、安民，在所不顾，在接班人问题上，是如此不明，如此不知人！
中国历代王朝，自开国君王之后，统治者大多昏庸无能，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继承制是造成这种祸害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记载：刘封，原罗侯寇氏的儿子，长沙刘氏的外甥，刘备到荆州时因无嗣便养封为子。刘备取蜀，那时刘封已20余岁，他有武艺，气力过人，每战必胜。蜀地平定后，刘封被任为副军中郎将。刘备任蜀降将孟达为宜都太守，命他率兵攻上庸，又恐达难独任，便派刘封去统领达军。上庸太守申耽投降，刘备仍让他任上庸太守，任其弟申仪为西城太守，升任刘封为副军将军。关羽围攻樊城、襄阳，要求刘封、孟达率兵来助，刘封、孟达以山郡初附，人心未定，难以出兵为辞。关羽败死，孟达害怕刘备加罪，又与刘封有矛盾，便降魏。申耽、申仪叛变，刘封逃回成都。刘备斥责刘封侵陵孟达，又不救关羽。诸葛亮因刘封刚猛，恐“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刘备因此除之。于是，刘备赐刘封死，令他自杀。刘封临死前后悔说：“恨不听孟达之言！”
刘封虽有过，但不致有死罪，刘备杀刘封实是为阿斗继位扫清道路。这是因为刘封刚猛，而阿斗昏庸，阿斗继位，“难制御”刘封，这便是刘封被杀的原因。刘备是三国时的明主，诸葛亮是贤相，从正统思想出发，竟杀罪不应杀的人，这既是刘备的悲剧，也是封建制度的罪恶。
有何根据说刘封罪不应死？
一、不救关羽，虽可责备刘封，但即使去救也是无济于事，而关羽败死，刘备不能辞其咎。
关羽要求刘封相助时，吕蒙已袭荆州，关羽在曹、孙大军夹击下，加上吕蒙的攻心战，军心已瓦解，无心应战；且孙权倾师出动，以狮子全力搏兔之势追击关羽，关羽已处于绝境，他的败死是不可避免的。而刘封、孟达所领上庸之军有限，前往相救也不可能挽回关羽的颓势。
关羽的败死，与刘备的失策有关。诸葛亮“隆中策”的战略决策是：占领荆益两州，然后分兵两路夹击曹魏。可是，关羽率兵直向宛洛，围樊城，水淹七军，降于禁、擒杀庞德，威震华夏，吓得曹操要迁都以避之，在此大好形势面前，在益州的刘备既不率兵出秦川以取长安，也未见对关羽有所支援，始终是由关羽孤军奋战，一直到荆州被袭，关羽败走麦城被杀，刘备都安坐成都，毫无动静，这殊令人费解！
如果说孙权派吕蒙袭荆州是出乎刘备意料之外，也说不通。因为孙权为索回荆州，不仅派人几次交涉，且以武力相夺。如刘备得益州仍不交回荆州，孙权便派吕蒙袭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立即率兵五万与之争夺，但因这时曹操取汉中，刘备恐其取蜀，只好向孙权求和，急忙率兵退回益州。孙权意在图谋荆州，刘备心里是明白的；荆州是处于曹孙夹攻之势，刘备也是清楚的。关羽北伐是一件大事，胜败有关蜀国的兴衰；且孙权将会趁机从后袭取荆州也是意料之事，以关羽的军力是难用“两个拳头出击”的。刘备对关羽北伐始终袖手旁观，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关羽的败死，刘备应负主要的责任。
二、刘封、孟达之间的矛盾，刘封是有过失的，但孟达的叛变，刘备对他不信任是主要的外因。孟达原是刘璋的将领，归刘备后是立功的。对于降将，如不信任则不应置于前线。任为宜都太守，令他独当一面率军攻上庸，后又派刘封统领其军，这是刘备不信任孟达的具体表现，引起孟达的不安，加上不救关羽及与刘封不和，促使他下决心叛蜀降魏。当然，从内因来说，是因孟达是个反复小人。
三、刘封是员勇将，屡有战功。刘备任汉中王后，任刘禅为太子，刘封未见有何怨言。孟达曾以利害劝说刘封叛蜀投魏，刘封不为所动。申耽、申仪勾结魏叛变，他力不能敌，而回成都，据他的表现，说明他是忠于蜀汉的。
刘备有“仁君”之称，也以知人善用得誉于世，但为了巩固儿子刘禅以后的统治地位，而不管儿子是个十足庸才，不择手段冤杀英勇善战的养子刘封。可见，一个人心私则暗，好坏不分。
识人有私心，晋武帝立傻子而逼死有贤名的亲弟。晋武帝生有26个儿子，有8个儿子早死。长子2岁时死，次子司马衷是个傻子，也许是立嗣立长的缘故，他不从众子中选个精明的，却立这个傻子为太子。这位司马衷傻到什么程度呢？据《晋书·惠帝纪》记载：
司马衷听到虾蟆声，问左右：“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有人答道：“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有一年，天下饥荒，百姓饿死，他说：“何不食肉粥？”
他就是这样傻得令人发笑。他当太子，朝廷上下都知其不能理政事。武帝为了证明太子有才能，他对太子进行考试，不叫太子来，而是召集dōng宫的属官，叫他们提出策问，然后派人将试题送到dōng宫让太子对答。太子不可能对答，她的妻子贾妃是个很厉害的女人，当然心照不宣，便请人代答，由太子抄写好后，送给武帝。武帝看了很高兴，并给dōng宫属官看，以显示太子才能过人。尽管武帝弄虚作假，朝臣心里是明白的。司空卫瑾想请武帝废太子，但不敢明说，有一次在宴会后，卫瑾假醉，跪在武帝座前说：“臣欲有所启。”武帝说：“公何言耶？”卫瑾想说几次都说不出口，却以手抚着武帝的宝座说：“此座可惜！”武帝悟其意，因装糊涂说：“公真大醉耶？”卫瑾就不敢再说了。
在武帝晚年，朝臣内外见太子如此傻，都主张由武帝亲弟司马攸继位。司马攸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晋书·齐王攸传》记载：司马攸和武帝都是司马昭所生，因昭兄司马师无子，以司马攸为嗣。司马攸少而聪慧，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其祖父司马懿甚为器重。武帝代魏后，司马攸被封为齐王，他协助武帝统军治国抚民，甚得官民爱戴。中书监荀勖、侍中冯鱿是以善于阿谀奉承武帝而得升官，司马攸甚憎厌他俩为人。荀勖等因司马攸得朝望，如由攸继位，将祸及己，故趁机对武帝说：“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武帝问：“何故？”荀勖说：“百僚内外皆归心于齐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则臣言有征矣。”冯鱿也说：“陛下遣诸侯之国，成五等之制者，宜先从亲始。亲莫若齐王。”荀勖、冯鱿二人的谗言，正合武帝意，于是便下诏令司马攸到封国去。司马攸知荀勖、冯鱿谗谄，气得生病。他因病不能到封国理事，便要求去守太后陵墓，武帝不许。武帝派御医去诊视，诸医知其意，都说无病，因而耽误了医治。司马攸病加剧，武帝仍下诏催他起程。司马攸不能不入辞，司马攸虽病，因素重仪容，强自打起精神朝拜，举止如常。武帝更信其无病。司马攸辞出，过了一夜，呕血而死，时年三十六。
在立嗣上，封建统治者都是极端自私的，不管是贤愚，所立的都必须是自己最亲的血缘，又因固执于立嗣立长的传统，故使像司马衷这样的傻子继位，而逼死有贤名为众望所归的亲弟司马攸。如果由司马攸继位，晋朝历史将重写。由于司马衷继位，他不能理朝政，权力由其皇后贾南风所操纵，她胡作非为，引起“八王之乱”，使中国大分裂达286年之久，由于武帝选接班人不当，当时给人民带来的灾祸是罄竹难书的。
④凭良心用人
常言道，不要昧着良心说话。办事情，识人用人，总应凭着良心。
良心是包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最核心的灵魂，隐藏在这么深的位置，现在竟有人把它取出来做交易。
华君武那幅插着“收购良心”广告牌的漫画，三轮车的装载斗里还真装满了被收购来的良心呢！
看来买卖良心的人还不少。电视台、杂志社，把一些名人、美人“收购”去大做假广告。出版商把一些作家“收购”去写不堪入目的黄色作品，大量向社会倾销。陷害忠良的，把坏人、恶人“收购”去做伪证。
人体好是成双成对的，手有两只，腿有两条，眼有两个，耳有两片，唯独良心，有一个，要是把仅有的一颗良心给卖了，那还称得上是人吗？
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人的“良知”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者皆为“心”。因此，朱熹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朱子语类》卷五十三)这四种“心”又是仁、义、礼、智这四种“德”之所本。
恻隐之心，是“仁”之本，即“二人”之间的同情心的意思，因此可以说是中国式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所以说它是“中国式”的，因为这种“二人”之间的“心”仍然是互相以对方的“身”为关注对象。例如，孟子用来论证“人皆有恻隐之心”的例子是：凡人看见一个小孩子将落入井中，心中总会立时出现恻隐之心--因此，是对“肉体”消灭的不忍(这种“心”，全世界任何地方皆会有，可以说是人类的通性)。此外，中国人的这种“恻隐之心”还表现为：看见一个人“孤苦伶仃”(尤其是失去了依恃的老年人或孤儿)，会感到可怜。因此是对不经由自己选择而没有了“二人”间照顾的人之不忍。这种“身体化”与“人情化”的人道主义是很局限的。
至于“羞恶之心”，作为一种世俗性的制约的功能就更为明显。朱熹对孟子所谓的“羞恶之心”如此注解：“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所谓“耻”，即受到“人言可畏”的制约，而自己对人之“憎”，也是憎其“无耻”，因此，仍然是缺乏一种比世俗更高层次的人情制约。而所谓“不善”，也只可能是越出了社会常轨的“不好”。“羞恶之心”是“义”之所本，而“义”就有“合宜”的意思，即去符合一渠道化了的社会义务，例如：君臣之义，父子之义，等等。
作为“礼”之根本的“辞让之心”，就更明显地是“二人”关系中处处以对方为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做人”方式。这种“礼”自然与渠道化了的人际关系--例如尊卑、长幼、亲疏、内外--有关。
至于作为“智”之根本的“是非之心”，就是知道该与不该之“心”。这种该与不该也是由渠道化了的人情关系(即“名分”)决定的，所谓“是非”仍然是人情的是非，而不是指抽象的原则。例如，一个人受了“自己人”的照顾，而又去“吃里扒外”，就是“是非不明”的“不该”。因此，这种“是非之心”又是很特殊化的。如果中国人越出了自己的小圈子去顾及“大义”，那就牵涉到“大是大非”的考虑了。然而，这仍然囿于自己对扩大了的人情磁场的“心”，因此依然是感情化的。事实上，在中国人之间，这种对是非之“知”，往往是指是否“感”到别人对自己的好坏，如果别人对自己“好”，而自己这一方连好坏也察觉不出的话，就变成了“没有良心”。例如，如果一个女的对男的有“心”，甚至还以照顾男方身体的方式去表露，男方不能做到“以心换心”，有时也可能会遭到“你这个人没有良心”的谴责，而与是非有关的“对”与“不对”，又总有在“二人”关系中，自己这一方是否“对得起”对方的意象。
⑤不能以嫉妒心用人
识人莫有嫉妒之心，这是因为人才的竞争不容嫉妒伴行。竞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追赶式的竞争，另一是拽拉式的竞争。这两种竞争运作形态、运作方向是不一样的。追赶式的竞争，表现为“你行我比你更行”，它通过奋斗去超越别人；拽拉式的竞争，表现为“你行我不让你行”，它通过拆台来搞垮别人。
有人说，外国人之间的竞争是你行我比你更行，中国人之间的竞争是你行我不让你行。对前者，我没专门考证，但对后者我大有感慨。你一旦生富，他就眼红，妒火中烧；你有了才华和成绩，他就在那儿说风凉话、泼冷水；你要被提拔任用，他就站出来横加指责，甚至造谣中伤。这样使得竞争者每前进一步，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步履维艰。
有些人为什么在竞争中，要互相拆台，“不让你行”呢？恐怕源于嫉妒的幽灵作祟。
成为卑下心灵的奴隶，并且备受其折磨是因为嫉妒。
嫉妒不仅使别人痛苦，而且使个人烦恼。
嫉妒心重的人，对自己的心身十分有害。它很容易引起头痛、高血压、胃痛、心脏病等。因嫉妒患心脏病而死亡的，观察统计占患者的40%。
嫉妒往往会毁掉自己的前程和家庭。年轻有为的周瑜因嫉妒诸葛孔明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晋代刘伯玉妻子故氏因听到他称赞曹植的《洛神赋》所写洛神的美丽后投水自杀；奥塞罗的嫉妒使他发疯地杀了他的爱妻戴芬莫娜。
嫉妒如同心灵上的肿瘤，若你不严加防范，一旦染上了它，那就只有自寻烦恼，真是受不尽的折磨，生不完的闷气。
嫉妒是与生俱来的，只要不离群生活，就有嫉妒存在。
对待嫉妒，各有各的态度。有人主张，尽量表现出若无其事。对此，这里我也开出一方：养德修性。
使人嫉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人越来越喜欢比较。比较往往导致两种走向。
一种走向，通过比较，陷入嫉妒的泥潭。因为培根说过：“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却绝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即使对别人的身材、风度、穿着嫉妒，也少不了“不舒服”的感觉。
另一种走向，通过比较，又会减弱嫉妒这一恶德。嫉妒并不意味着良心的泯灭。在德行高尚的人面前，有嫉妒心的人，常常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内疚。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一物降一物。人若想摆脱他人的嫉妒，那就别忘了培根“德愈增则受人嫉妒之机会愈减”的格言，下工夫修炼出良好的品德。超越别人贵在超越自己。
“超越”是竞争结果的集中体现。
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中，我们总想超越别人，总想出人头地。
“超越”别人是人的内在动力。没有超越的意识，就不会有进步，就不会有发展，也就不会有成功。
然而，要超越别人，首先要超越自己。
超越自己，就必须克服嫉妒的心理，抵制外界的种种诱惑。
因为不战胜自己的嫉妒之心，就可能怨天尤人，做出伤天害理的事，那么你永远甭想超越别人。
所以，超越别人贵在超越自己的嫉妒心理！
超越自己的嫉妒心理，又重在冲破自私的束缚。人的悲剧就在于常常做自我的奴隶。憎恨别人，却宽容自己；指责社会阴暗，却回避自己的道义。人没有对自私的真正解脱，那就不可能走出自我。
妒忌是人的一种通病。
妒忌有种种起因：自发，自觉，恶意。见人有突出的成就，自己望尘莫及，由羡慕而产生妒忌，这是自发的妒忌；因别人成就超越自己，但不服气，有意贬低之，这是自觉的妒忌；如是恐人超己，或已超己，怕取己位而代之，而加以毁谤，这是恶意的妒忌。
不论何种妒忌，都是嫉贤妒才的具体表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产生妒忌的人，是因其人自私、无能、胸怀狭窄，见人超己，便自觉不自觉地产生妒忌，其甚者就加以毁谤，以致谗害。这不仅不利于人才的发展，且将阻塞贤才之路，甚至扼杀人才。
历史上，不少人才被打击，排挤，以致被杀害，不正是嫉贤妒才的思想在作怪吗？
费无极是楚国大夫，此人嫉贤妒才，凡受重用的人都要千方百计除掉。因其心险而巧，被害者受其害而不知。
《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楚王宠信朝吴，把他安排在蔡国加任重职。费无极妒忌之，想除掉朝吴，他对朝吴说：“王惟信子，故处子于蔡。子亦长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君助子请。”又对位在朝吴之上的人说：“王惟信吴，故处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难乎？弗图，必及于难。”夏天，蔡国人赶走了朝吴。朝吴逃亡到郑国。楚王大怒说：“余惟信吴，故置诸蔡。且微(无)吴，吾不及此。女(汝)何故去之？”无极答道：“臣岂不欲吴？然而前知其人为之异也。吴在蔡，蔡必速飞。去吴，所以剪其翼也。”
费无极此人确是心险而巧，他先对朝吴说，吴虽得楚王信任，但地位低下，这是一种耻辱，鼓动他伸手要官，实是以此说明朝吴因地位低而不满，为他毁谤朝吴有“异心”找根据。继而挑动官位比朝吴高的人与朝吴的关系，说他们地位比吴高，而王信吴，他们是难安于其位的。如不早图，“必及于难”。正是在这人的煽动下，夏天，蔡国人赶走了朝吴。当楚王责备无极时，他说朝吴有异心，有才能的朝吴在蔡国，蔡国一定能起飞，去掉朝吴，这就是剪除蔡国的翅膀。无极是妒忌朝吴而把他赶出蔡国，还说是为楚国打算，楚王虽宠信朝吴，也无可奈何了。
费无极也因妒忌郄宛而设计除掉之，其手段更毒辣，且杀人不见血。《韩非子·内储说下》记载：郄宛新事楚令尹(宰相)，令尹甚爱之。费无极妒忌郄宛，便设计害他。费无极对令尹说：“君爱宛甚，何不一为酒其家？”令尹说：“善。”因通知郄宛在他家摆酒。无极又对宛说：“令尹傲而好兵，子必谨敬，先亟陈兵堂下及门庭。”宛照做了。令尹一到，看到堂上、门庭都站满手拿刀枪的兵士，大惊说：“此何也？”无极说：“君殆(危)，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立即回去，派兵来捉郄宛，将他杀了。
费无极此人，可说是险诈到了极点，一方面使令尹叫郄宛在家摆酒，一方面说令尹“好兵”，要郄宛陈兵于堂下及门庭，使令尹一见就误会是郄宛要杀害他，费无极说危险极了，要令尹快走。郄宛还来不及申辩，而令尹一气之下就派兵来将他擒杀了。郄宛死得冤枉，而令尹还在梦中，只有费无极心中明白，奸笑不止，他轻易地除掉了他妒忌的人。
王国宝初任东晋尚书郎，因其堂妹是会稽王道子妃，便巴结道子。及晋孝武帝即位，道子辅政，国宝入补侍中，升中书令、中领军，与道子权倾内外。国宝无士操行，善阿谀奉承，故得孝武帝宠信。国宝对凡与己不和或才高于己的，就加以谗毁。他阻挠孝武帝会见名士王殉，其计之巧，确是别出心裁。这事见《晋书》其本传，《世说新语》也有记载。
孝武帝时，王国宝和王雅都得宠信，孝武帝嗜酒如命，常常酩酊大醉，以致清醒时少。某天晚上，孝武与王国宝和王雅一起饮酒，王雅推荐名士王殉，孝武叫人去召王殉，王殉已经到了门外，已听到了门卒的禀报声。国宝自知才在殉下，恐怕孝武对自己的宠爱被王殉所夺，因见孝武脸上已有酒红，便说：“王殉古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见，自可别召见也。”孝武同意他的意见，认为这是国宝忠于自己，于是，就传令不见王殉了。
国宝不仅妒忌王殉，甚至对他的舅父范宁也加以谗陷。范宁任中书郎，为人儒雅方正，深恶国宝为人佞诈，曾劝孝武罢免他。国宝通过道子谗陷范宁，将之调出外任。孝武帝死，其傻儿子晋安帝继位，一切由道子、国宝摆布，任意胡为，政治日益腐败。国宝贪污腐化，聚敛无数，侍妾上百，珍宝满库。王恭等人因恶道子、国宝乱政，以讨国宝为名，起兵进逼建康。道子便委罪国宝，将之付廷尉，赐死。
在领导者队伍中，有这么一种人，他们总是在希望着自己升迁，同时又嫉妒乃至采取行动反对别人升迁。有此心理状态的领导者，我们就说他患上了“领导者综合征”。“综合征”者，集多种疾病于一身也。“领导者综合征”即领导者的多种毛病，通过一种“病症”表现出来，这里说的是“妒忌”。
妒忌之心，人皆有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怕人职位超过自己，妒忌之；怕别人的日子比自己过得好，妒忌之。不过，这不算是什么坏事。我们可以利用它，从而引出竞争。你一天干三件事，我一天要干它四件；你夜以继日，我可通宵达旦。如此竞争，举国上下岂不欣欣向荣！所以，人有点妒忌之心并非全是坏事。
我们主张在妒忌之中引出竞争，但不主张引出嫉恨。如果嫉贤妒能，并由此产生了嫉恨心理，进而想方设法阻挠别人的发展，更有甚者再千方百计地扼杀别人，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样下去，势必尔虞我诈，由此引起混乱和黑暗。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要限制自己的“妒忌”之心，以保持自己健康的“竞争”心理。大家都这样做了，已经患上“领导者综合征”的就可以使症状减轻以至于得到消除，没有患上的就可以得到预防了。
⑥交心用人
识人贵在知心，知心须要交心。同志之间有什么隔阂需要疏通，有什么误会需要消除，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往往采取谈心交心的方法。饭后工余，找上要谈的同志，或摩肩漫步娓娓而谈，或花前柳下促膝畅谈，或同坐斗室边饮茶边聊天，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通过真诚的交谈，使彼此之间的一切隔阂、误会、疙瘩、意见烟消云散，使同志之间的革命友谊更加牢固，这实在是一桩大好事。
识人知心要交心，首先，谈心要诚心。诚心，就是诚恳之心，诚实之心。其次，谈心要交心。俗话说：“抛砖可引玉，谈心先交心。”要谈心，自己就要首先向人家交心，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加掩饰，不打折扣，更不避重就轻，争功诿过。其三，谈心要虚心。只要虚怀若谷，抱着认真听取意见的态度去谈心，人家才会和你谈。其四，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心心相印。
谢觉哉同志在一首诗里说：“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扉给人看。”品味起来这末一句话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心扉一敞开，黑的红的，五花八门，全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倘不是“一个纯粹的人”，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没有这番勇气的。
所以，生活中便流传着另外一些话，什么“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呀，“与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呀，等等。说来说去，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扉”遮盖起来，无论说话办事，都留它一手，不要全部暴露。
这是两种处世态度，也是两种思想方法。
公平而论，“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能说毫无一点道理，问题是要看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而言。在人情如纸、尔虞我诈的旧社会，魑魅横行，好人受气，你能把心敞给压迫者、剥削者吗？“四人帮”横行时，他们的喽啰爪牙唯恐打小报告找不到材料，什么“摸底”呀，“排队”呀，到处搞“火力侦察”，你如对他“敞开心扉”，他还不把你的话无限上纲，往死里整你？还有一些交往不深、不知底细的人，甚至来路不明、形迹可疑的人，你能对他毫不保留吗？所以说，对有的人，在有的情况下，就不能全抛一片心，否则，就要吃亏上当了。
然而，对自己的革命同志，是应“敞开心扉”的。要大胆暴露思想，心里有什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竹筒倒豆子，干净又彻底。完全不必躲躲闪闪，吞吞吐吐，犹犹豫豫，遮遮掩掩。快人快语痛快事，不做心口不一的人。在这方面，彭德怀同志的确是好榜样，他对“大跃进”等一套“左”的做法有意见，就直言不讳，当众公然提出；为了引起重视，进而上书言事；而当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错误处理后，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直至他患了危重病症，还要去提意见。他表里如一，言行如一，始终如一，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正气和坦荡胸怀。周恩来同志也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他平时讲话，总爱讲自己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并且说：“如果我写书，我就写我犯过的错误”，以便“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们敞开的心扉，像明澈透亮的水晶石，是那样明晰，那样光芒四射，容不得任何杂质，也必将照亮他们周围的人。
“敞开心扉给人看”，就要主动地与同志交流思想。有不痛快的事，有想不通的地方，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就毫无顾虑、毫无保留地向组织和同志谈出来，以求得组织和同志的了解、批评和帮助。在谈这些困难、问题、意见和要求时，不怕丑，不怕羞，不要爱面子，不要打埋伏。对别人有什么看法，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批评和建议，也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可在同志之间耍心眼，搞戒备，设城府。自己以赤子之心对待同志，别人也才能以真诚之心对待自己。
⑦识人要有爱心
识人要有爱心，就是要真心实意地关心、爱护那些真才实学的人，及时发现，及时使用，避免埋没了人才。
优秀的领导人才是所在团体振兴和再振兴的保证，这种领导人大都对人真诚，遇事不慌有主见，坚忍不拔有毅力，再大的困难也不会把他们吓倒，这种人对于他们的上司是没事不登门，小事不打扰，总想给上司多留一点时间，以便让上司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全局的事宜；对于他们的下属是不拉势力，不许诺言，给的是实实在在的信任、支持和鼓励，他们的人品决定他们敢于批评下属中的不正之风，也敢于同上司争论。有人说这是优点，也有人说这是缺点。优点也好，缺点也罢，反正这种人是不会跟人套近乎的。他们的信条是：以诚为本，不卑不亢，君子之交淡如水。
对于这种人才，上司往往不会首先发现他们。因为他们不会首先进到上司的视野，因为他们不会是活跃分子。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世界著名的管理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前任总裁史洛安先生说道：“凡是我第一念就想到的人选大都不是最适当的人选。”不过，此种人才一旦被上司所发现，一般都会很快地被列为提拔的名单，这是值得庆幸的事。到了这一步，“人才”能否被起用还是个问号。此时如果有人觉得临近于自己的机会可能落到别人之手的时候，那么他就有可能去打这个“人才”的主意，使其遭受意想不到的和莫名其妙的挑战。“人才”得到的若是“小报告”、“黑材料”之类的挑战而又没有察觉或是对此不屑一顾的话，那么他的上司对这些“小报告”、“黑材料”的内容就有可能持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从而放弃或者暂时放弃已经形成的念头，把“人才”搁置起来，“看一段再说”。迎面而来的机会，对于人们来说可能多次出现，也可能只有一次。真金不怕火炼。经过一个阶段之后，当上司觉得那还真是一个人才时，恐怕这个人才的“最佳适用期”已经过去了。这不就是一种最大的资源浪费吗？退一步说，即使上述人才仍在最佳适用期内，那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浪费，哪怕是后来起用了此人才，那也不能够掩盖这种浪费的事实。如果人才没有得到起用，反而用了歪才，那就不只是人才浪费的问题了。
识人者首先须有爱才之心。不爱才的人是很难做到识才有方的。识人之道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用父母爱儿女之心，来爱护我们所识之人。爱护所识之人的才能，要对所识之人的前途和命运自始至终给予关心照顾，帮助克服和解决其成长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曹操在统一北方后，拟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他预料将需要众多的各种各样的人才，便于建安十五年(210)颁布《求贤令》，要求所属“唯才是举”。他说：“‘孟公绰为赵、魏老(家臣)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意是发现被埋没的人才)，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之后，他又连续下令申明其“唯才是举”的主张并要求推荐人才。建安十九年(214)又颁布了《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他指出：“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建安二十二年(217)又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他列举了出身低贱，或起于下层，或在政治、品行上有各种错误的人如伊尹、傅说、管仲、萧何、曹参、韩信、陈平、吴起等人用之卒能称霸成帝，或使国富兵强以打败敌人，以说明举才不要计较其品行，只要有才能都可以推举。这是曹操对“任人唯亲”、“论资排辈”及世俗偏见的公开挑战。
“唯才是举”在曹操起事之初就已执行了。他在与群雄逐鹿中，因急需人才，凡是有用之才他都搜罗了，甚至是敌人也能“矫情任算”而用之，如陈琳曾为袁绍写檄文骂他及其祖宗三代，张绣在渭水偷袭将之打败，杀其一子一侄，曹操后来也收降他们。由于曹操能唯才是举，其身边人才济济。
正因曹操爱才，故常物色人才，提拔人才。《魏书》说他“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以为牧守者，不可胜数。”其身边的谋臣如荀彧、郭嘉、贾翊等都是三国时一流人才。也因其爱才，其麾下不少人甘为之效死尽忠，如庞德被关羽擒获后，关羽以其主将马超在蜀劝其投降，庞德拒不降蜀，愿以死报曹操知遇之恩；许褚在战争中常冒死保卫曹操，使曹操多次转危为安；典韦在清水之战中，以死拒敌，使曹操安然脱险。
⑧通过握手了解人
了解一个人的个性与心理，有许多方法。握手，也可以作为分析一个人的各种特点和态度的一种方法。
通过握手的方式和力感，我们可以寻求其中内含的答案。
在我们当代青年的交往中，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主动伸出手与对方相握的人，往往显得较为主动、大方。实际上，可以认为这不仅是较丰富的交际经验与交际能力，而且是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的表现。
如果一面同对方握手，一面用眼睛注视着对方面孔的人，在心理上有着较强的优势，是一种不大容易妥协的人。自信，是这种交际方式的深层心理结构。
如果是女性，则表明这种一边握手一边注视的做法，是她有意引起对方注意，以获取对方对自己的好感。对于公关小姐或其他长期从事接待、交际工作的女性来说，这种握手方式则表示认为自己工作能力强，有自主意识的个性。
无力握住对方手的人，性格较脆弱，依赖感强。
握手时，软弱无力，表现出完全被动的姿态的人，缺乏坚强的个性，遇事可能优柔寡断。
绵软地和别人握手，则表现为一种标准的中国风格--后发制人，遇事让三分。先静后动，以退为进。当然，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较为明确的自我规范。当外在的人、事冲击了这种自我规范的界限，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冒犯行为，就会产生强烈的反应，进行猛烈的反攻，甚至是恶狠狠的报复。但是，不能认为他们缺乏主动意识，我们应看到，他们进攻性的主动行为虽弱，而和平性的主动行为并不是弱的。而这种和平性并不一定表现为热情。因为外化出来的热情，往往是一种主动性的进攻行为。
如果，我们使用自信和不自信这样的概念进行区分的话，则可以将上述这种情况理解为在进攻性的领域持疑问态度，故可以称之为缺乏自信。
如果过分殷勤地同对方握手，则表现出这个人目的性很强，会奉承巴结人。如果用卑谦的神情一再同对方握手，则表明这个人怀有某种目的，因为握手不过是一种礼节性接触，过分看重这种接触，就是弦外有音了。
曾经有一位大学老师，一心想去某国讲学，恰好有个机会，那个国家有位知名学者来华访问，安排她陪同。于是，在大家致见面礼时，她就格外用心，用极恭谦的姿势致礼，此情此景，旁观者清。但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知名学者访问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那位老师果然提出了出国讲学的要求。
典型的美国式握手，就是所谓的政客式握手，在竞选活动期间，候选人通常用右手拉住对方的一只手，再把左手握在上面，用这种方式，可以表示信任和亲密的感情。候选人也确实用这种方式博得了一些人的好感。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这样握手纯属虚张声势，给人以假惺惺的感觉。虽然如此，很多政客还是坚持用这种方法。
用力握手是一种显示力量的表现。见面时用力握住对方手的人，一般主动性较强，性格外向、爽快、办事讲究效率，但有时容易急躁。这种人虽然自我意识很强，但办事急于求成。
如果你一直敬仰某个人，又偶然与之相识了。那么，你一定会十分高兴，同他握手时也会不知不觉地加了把力气。这种冲动的力量，表明你对同对方的相识感到很兴奋，希望能继续同他交往。所以，从对方握手的力量感上，也能表明交往的诚意和信任的程度。
握手时，手心出汗的人，大多数属神经质类型，这部分人情绪容易激动，内心不易平衡，比较敏感。
大概没有人愿意去握湿冷的手，因为握这种手会感到很不舒服。手的温度代表一定的心理活动力。在人体内，每当发生恐怖或惊吓的感情变化时，跟自己无关的自律神经意识，会突然活动起来，引起呼吸的紧张，血压与脉搏的变化，或是汗腺兴奋等状况。所以，如果在和对方握手时发现对方的手心有汗，表明对方的情绪高涨，也可以说是内心失去平衡的象征。
另外，有位心理学家曾经向警察们建议，采用握手法询问嫌疑犯，也就是说询问嫌疑者的时候，一边握住对方的手，一边提问，如果嫌疑犯的手掌开始很干燥，中途忽然冒出汗来。那么必定心中有鬼，说不定就是犯人。
西方有位叫彼得·弗克的刑警，这位刑警只要一握犯人的手，犯人立即会陷入一种不利的境地。因为这位刑警的手劲儿很大，目光炯炯直逼犯人，犯人只要一接触他，内心马上就会感到不安。
握手时，有意和对方保持距离的人，一般善于自我保护，对陌生人保持着一定的警戒心。
在动物世界里，动物之间的照面无须打招呼，只要对峙瞬间，即可决定彼此的优劣势，占优势的一方，威风凛凛不可侵犯；居劣势的另一方，见势不妙，只有悄悄溜走才为上策。在人类社会里，彼此打招呼是不可避免的礼节，所以，打招呼虽然是司空见惯的举动，从中却能显露出多种意思来。
如果和对方握手时，很注意同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举动含有警戒、谦逊和客气等意思。因为彼此之间的距离，乃是心理距离的数值。距离越远，心理上的警戒越强。反之，如果一边握手，一边主动挨近对方，甚至拍拍对方的肩膀，这无疑中增添了亲切的气氛，使当时的气氛倒向有利于自己的一面。这样，对方会不知不觉地摆脱疑虑不安的情绪，只要没有顾虑或畏怯，就大大地缩短了彼此的“心理距离”，而主动的一方，显然无形中占了优势。
⑨以诚心用人
通往人心的路，是世界上最难走的路，真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许多人暗自的叹息。
于是，人们发出了深沉的疑问：茫茫人海，哪儿是抵达心灵的舟棹？幽闭心灵，哪儿是开启封闭的钥匙？
人的心灵之门紧闭，是因为人际关系的复杂所致。复杂的心理活动，复杂的生活阅历，复杂的个性修养，使得人与人之间很难倾心相待。
心灵之门的开启，需要捧出友爱的丹心，需要献出心中的真诚。
因为心诚则灵，心诚则通，真诚是打开心灵之间的钥匙。
但千万莫把真诚这把钥匙遗忘在家里，须时时刻刻让它伴随在你的身旁。
人人心里都有秘密，但它们都不会永远埋藏在心里。这些秘密早晚都是要暴露出来的，只是暴露的场合和对象不同而已。
人们讲心里话，为什么还要分场合和对象呢？这是因为有的场合不需要讲，讲了会生麻烦；有的人不需要知道，知道了会生事端。在该讲的场合，面对该讲的对象，讲多少？怎样讲？语气是轻是重？都应该有个分寸。这也叫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同样是心里话，由于场合和对象的不同而表现出内容和语气的差异性，一些人就会发生疑问：他怎么在甲地和乙地讲的不一样呢？莫非是两面派吗？但经过冷静地分析后，就会觉得这同两面派行为大相径庭，但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两面派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他们之所以甲地和乙地说的不一样，一是为自己捞好处，二是离间他人，最终还是为了自己。而前者说话区分场合和对象，则是为了将事情办好，表现出了一个人的良好素质。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和两面派行为，有时搅在一起难于区分。所以，人们相处，尤其是身居领导岗位的人，一定要学会区分二者的本领。掌握了这个本领，特别是当事情涉及本人时，你会有较多的宽容之心，从而也会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不至于盲目地去怨天尤人，例如抱怨“他是怎么搞的？”“这不是拆台是什么？”“没发现他品质这么坏。”“他是袖手旁观，落井下石。”之类的话。否则，自己会盲目生气，一气便急。到达这种地步，不必要的“伤人之语”、“防人之心”就会出现。对方知道此事，必然感到委屈，同样会产生一系列疑问，也会生气，由气到急，甚至“伤人之语”、“戒备之心”亦出。人际关系到此地步，势必不能同舟共济。团体到此地步，涣散必是与日俱增，战斗力也将每况愈下。陷入这种状态的人们，即使不久就会清醒，那个人乃至团体的损失业已经造成，悔之晚矣！
所以，作为一个团体成员，尤其领导者，一定要学会区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和两面派行为的本领，以便把担负的事情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