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常说：文章有“文”和“笔”的区分，认为无韵的就是“笔”，有韵的就是“文”。文和笔都是有文采的，文采是用来丰富语言的，照理包括了韵文《诗经》和散文《尚书》在内，至于把文章分为“文”和“笔”两个名称，是从晋代才开始的。颜延年以为：“笔”这种文体，是有文采的“言”；经书就是没有文采的“言”而不是有文采的“笔”，传记就是有文采的“笔”而不是没有文采的“言”。颜延年的说法有自相矛盾，请借用他的矛，用来还攻他的盾。为什么这样说呢？《易经》里的《文言》，难道不是有文采的“言”吗？倘若说“笔”是有文采的“言”，那就不能说经书不是有文采的“笔”了。颜延年想要用上述原则来立论，实在看不出这个论点可以确立。我认为说出口的话就是“言”，用笔墨文字写出来就叫“笔”；讲恒久不变的道理的是经书，解释经书的是传记。经和传这类文体，脱离了“言”，而进入于“笔”，可见，“笔”这类文体是受语言影响的，它的文采可以多些，也可以少些。“六经”是以它叙理述事的正确精奥而不可改变，不是用“言”和“笔”来分优劣的。从前陆机的《文赋》，号称对文体有详尽的论述，但是只一般地谈琐屑的问题，而实际上对文体的论述却并不完备。因此，认识到文体的变化无穷，懂得这种变化的人可算是难得了。

一切精心创作文章的人，各自争取文章的新奇藻丽，多要求练辞，不肯研究作文的方法。因此，无用的石子，有时混杂在玉石里；美好的玉石，有时又好似石子一样。讲究精练的人创作内容简明扼要，然而内容贫乏的人作文也很简单短小；博识的人作文内容完备详尽，芜杂的人作文内容也非常繁多；善于辨析事理的人作文昭畅明白，浅薄的人作文也写得很显露；善于深思的人作文层叠曲折，喜欢诡奇怪异的人作文也可以写得迂回曲折。有的意义华美而缺乏声情，有的事理劣拙而文辞光润。从这里我们知道写文章和搞音乐一样，使钟声协调，琴弦和谐确实非常困难。乐师说钟的声调和谐了，可能是碰巧，不一定都掌握了调钟的方法。乐师弹奏出各种乐调，哪能从头到尾都合于音律；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拿音乐来比譬做文章，是有根据的。不砍断盘错的树根，无从检验斧子的锋利；不能分析文章的奥妙，无从辨别是否具有精通创作的才能。能够精通创作必须靠懂得作文的方法，如果不是周全地鉴别各种文体的区分，尽量分析各种条理和例证，哪能够控制情理，在文坛中取得优胜呢？

因此掌握技巧来驾驭写作文章，就好像善于下围棋的人精通棋术；抛弃技巧凭着主观，就好像赌博碰运气的偶然遇合。所以像赌博那样写作，凭借不可靠的巧合意外得来，虽然文章前面这样做了有功效，可是后面的部分却难于继续做下去。内容写少了不知道如何补充，多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删减，这样不管多了少了，都感到迷惑，怎么能够掌握写作的好坏呢？至于像善于下围棋那样写作，那技巧就有恒常一定的法规，按部就班地等待情思的酝酿成熟，因其时宜，顺其机会，使文章的写作总不离开正轨。如果技巧掌握得极好，时机又掌握得很巧妙，那文章的义理韵味便会腾跃升起涌现出来，文辞气势便会蜂拥到来。看起来文采就像织锦彩绘，听上去音乐像合奏管弦，尝起来它的味道就像甘美佳肴，佩戴上它的气味就像兰桂芬芳。写作所能收到的效果，到这样才算是最好的了。千里马虽然跑得快，但缰绳却切忌过长，缰绳牵得过长不过是万分之一的小缺点罢了，尚且要妨碍马的千里之行；何况文章写作的各种体裁的各种要求，讲创作理论需要相互密切配合，只要某一方面不协调，整个体系就会遭到破坏。所以在对写作原则一一进行研究论述之后，这里又把整个作文的原则归纳综合写成《总术》这篇文章，用来全面概括写作的原则及其变化。这好比车轮的三十辐共同凑集在车轮的毂上组成车轮的整体一样，虽然那样讲写作不值得称美，也是浅陋者的一得之见。

总结：

繁华的文坛茂盛的艺苑，

文章创作方法多种多样。

务必首先注意根本总体，

彻底认清基本写作原理。

掌握技巧才能总览万端变化，

抓住要点才能驾驭一切纷繁。

文思虽然没有一定规则，

但写作的原理却是一定的。

《总术》的“术”，指文学创作的原则和方法。刘勰的创作理论十分的广泛，从基本原则到具体的技巧问题都在《神思》至《附会》各篇中做了专题论述，本篇综合论证了写作方法的重要性。

全篇分三部分：一、讲“文”和“笔”之分。晋宋以来，文、笔之分渐渐明显，刘勰对此尚持肯定的态度，但是对颜延年的“文”、“笔”、“言”则持否定的态度。二、讲“研术”的重要意义。认为只有研究各种文学体裁，明确写作基本法则，才能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三、进一步说明了掌握写作方法的必要。

从《神思》至《附会》，刘勰已经系统地讨论了创作中的各种问题，至此，需要一个总结。认为“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即创作是有一定原则和方法可以遵循的，并且要求掌握创作的规律和方法要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