蕙风词小令似叔原^①，长调亦在清真、梅溪间，而沉痛过之。疆村虽富丽精工，犹逊其真挚也。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果何为哉！

^①蕙风：即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字夔笙，号蕙风，临桂(今广西桂林)人，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等。

此则比较况周颐与朱祖谋二人词之高下，仍以词的体制和悲情特色为基本衡量标准。朱祖谋接续王鹏运之论，对吴文英评价甚高，其自身创作即多追慕吴文英的词风，并以其在当时词坛的地位而影响到众多词人。王国维虽然把朱祖谋的词誉为学人之词的“极则”，但其实这个“极则”在王国维心目中并没有很高的地位，称其对古人词的自然神妙处尚未“梦见”。此则以“富丽精工”评朱祖谋词，也是立足其长调结构及师法吴文英所成的特色而已。而况周颐可能是晚清词人中最受王国维推崇的词人了。就体制而言，况周颐兼擅小令与长调。王国维认为况周颐的小令类似晏几道，长调介于周邦彦和史达祖之间。这个评价在王国维的语境中都是较高的。而所以有此评价，王国维揭出了“沉痛”和“真挚”两个要素，而这个要素正是王国维心目中词的本色所在。所谓“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其实也是针对况周颐的经历而言的。况周颐一生虽然在生活表象上不失风流，但实际上“光景奇窘”，晚年更是以代人捉刀以易米，一生堪称沉沦，心境自是凄凉。这种经历和心境才是其词所以能沉痛和真挚的基础所在。

二

蕙风《洞仙歌·秋日游某氏园》及《苏武慢·寒夜闻角》二阕^①，境似清真。集中他作，不能过之。

^①蕙风《洞仙歌·秋日游某氏园》：“一乡闲缘借。便意行散缓，消愁聊且。有花迎径曲，鸟呼林罅。秋光取次披图画。恣远眺、登临台与榭。堪潇洒。奈脉断征鸿，幽恨翻萦惹。忍把。鬓丝影里，袖泪寒边，露草烟芜，付与杜牧狂吟，误作少年游冶。残蝉肯共伤心话。问几见，斜阳疏柳挂。谁慰藉，到重阳，插菊携萸事真假。酒更贳。更有约东篱下。怕蹉跎霜讯，梦沈人悄西风乍。”王国维引用题目漏一“独”字。《苏武慢·寒夜闻角》：“愁入云遥，寒禁霜重，红烛泪深人倦。情高转抑，思往难回，凄咽不成清变。风际断时，迢递天街，但闻更点。枉教人回首，少年丝竹，玉容歌管。凭作出、百绪凄凉，凄凉惟有，花冷月闲庭院。珠帘绣幕，可有人听，听也可曾肠断。除却塞鸿，遮莫城乌，替人惊惯。料南枝明日，应减红香一半。”蕙风，况周颐之号。

此则是对前一则论况周颐词“长调亦在清真、梅溪间”的具体解释，具体落实沉痛、真挚四字而已。不过，仅从与周邦彦词风的相似角度立说，而未及史达祖。

况周颐《洞仙歌·秋日独游某氏园》《苏武慢·寒夜闻角》二词，一写秋日独游，一写寒夜闻角，其题材已奠定基本格调。《洞仙歌》先写意行散缓、花迎径曲、鸟呼林罅，尤其是“秋光取次披图画”收束的一句见出情景之胜，但在登临远眺后，就转出幽恨了。下阕虽然仍是写秋光，但情调已是不同，“残蝉肯共伤心话”一句，将重阳节的孤独之感传写殆尽。《苏武慢》写“情高转抑，思往难回”后的“百绪凄凉”，先写花冷月闲庭院，接写无人隔帘倾听，再写听也可曾肠断。如此逐层写来，真有荡人心魄、催人泪下之感。这种情感的转折和对照，与周邦彦的词风颇为接近。所以，王国维以一句“境似清真”来揭出两人在表达真挚沉痛之情方面的相似性。

三

疆村词，余最赏其《浣溪沙》“独鸟冲波去意闲”二阕^①，笔力峭拔，非他词可能过之。

^①《浣溪沙》：“独鸟冲波去意闲。环霞如赭水如笺。为谁无尽写江天。并舫风弦弹月上，当窗山髻挽云还。独经行地未荒寒。”“翠阜红厓夹岸迎。阻风滋味暂时生。水窗官烛泪纵横。禅悦新耽如有会，酒悲突起总无名。长川孤月向谁明。”

此则或以“笔力峭拔”四字来纠正此前对朱祖谋词的偏低评价。王国维所谓笔力应该包括意象和情感的双重力度。“独鸟冲波”一阕则以意象的力度见长，首句与结句两个“独”字本极容易将情感导向低沉，但朱祖谋却以“冲波”、“环霞”、“无尽”等词语，将情感向激越方面引导，而起句的“去意闲”三字，又将这种力度略作顿挫，这大概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峭拔”之意了。“翠阜红厓”一阕，虽然也有长川孤月这样开阔的意象，但先写烛泪纵横，继写酒悲突起，而且这种悲伤的感情是以“总无名”的方式频繁发生，则词人内心之沉痛不待详言而自可知了。王国维将这两阕词列为朱祖谋词的压卷之作，自是有他的看法，但可能是限于小令的体制了。其实朱祖谋词中的长调之作，还是有不少值得关注的。

四

蕙风“听歌”诸作，自以《满路花》为最佳^①。至题《香南雅集图》诸词^②，殊觉泛泛，无一言道著。

^①《满路花》：即况周颐《满路花·疆村有听歌之约，词以坚之》：“虫边安枕簟，雁外梦山河。不成双泪落，为闻歌。浮生何益，尽意付消磨。见说寰中秀，曼碌修蛾。旧家风度无过。凤城丝管，回首惜铜驼。看花余老眼，重摩挲。香尘人海，唱彻《定风波》。点鬓霜如雨，未比愁多。问天还问嫦娥。”(梅郎兰芳以《嫦娥奔月》一剧蜚声日下)

^②题《香南雅集图》诸词：可能况周颐当时所作此题词非止一首，今《蕙风词》卷下之《戚氏》或为其中之一，因其中有“香南笛语”云云。《戚氏·沤尹为畹华索赋此调，走笔应之》：“伫飞鸾。萼绿仙子彩云端。影月娉婷，浣霞明艳。好谁看。华矍。梦寻难。当歌掩泪十年闲。文园鬓雪如许，镜里长葆几朱颜。缟袂重认，红帘初卷。怕春暖也犹寒。乍维摩病榻，花雨催起，著意清欢。丝管。赚出婵娟。珠翠照映，老眼太辛酸。春宵短。系骢难稳，栩蝶须还。近尊前。暂许对影，香南笛语，遍写乌兰。番风渐急，省识将离，已忍目断关山(畹华将别去，道人先期作虎山之游避之)。念我沧江晚。消何逊笔，旧恨吟边。未解《清平调》苦，道苔枝、翠羽信缠绵。剧怜画罨瑶台、醉扶纸帐，争遗愁千万。算更无、月地云阶见。谁与诉、鹤守缘悭。甚素娥、暂缺能圆。更芳节、后约是今番。耐清寒惯。梅花赋也，好好纫兰。”

此则以隔与不隔的标准衡量况周颐的“听歌”诸作。

况周颐写了不少以听歌为主题的词，除了《满路花》《戚氏》之外，还有诸如《八声甘州》(葬花)一剧，属梅郎擅场之作，为赋两调《减字浣溪沙·听歌有感》等。这些听歌观剧之作反映了当时上海文人之间的一时风雅。“香南雅集”应是指词人的集体观摩演剧之事，事后盖请人绘有《香南雅集图》，主其事者当是况周颐。王国维本人也曾受况周颐之邀，作有《清平乐·况夔笙太守索题〈香南雅集图〉，庚申》，以纪其盛。然而在1926年的清华园，王国维仍对此事发表看法，而且观点不失犀利，可见这一次雅集，在王国维记忆中是占有一定的分量的。王国维认为况周颐题《香南雅集图》诸词，过于浮泛，没有将听歌的感受清晰地传达出来。今检《蕙风词》，其中《戚氏》(伫飞鸾)一阕，将演剧形象与梅兰芳身世结合来写，而且措语讲究，富有文采，笔法在离合之间。这种写法与王国维对以真实、自然为底蕴的境界说的要求，确实存在着距离。

但王国维对况周颐的《满路花》(虫边安枕簟)一阕却独致青睐。此词写听歌，从歌者到自身，顺序写来，虽然也写泪也写愁，但自有一种洒落的笔调在其间。尤其是结句“问天还问嫦娥”，更是将意趣放在两个“问”字之外。王国维的“最佳”之感，或许原因在此。

五

(皇甫松词)黄叔旸称其《摘得新》二首，为有达观之见^①。余谓不若《忆江南》二阕^②，情味深长，在乐天、梦得上也。

^①“黄叔旸称”二句：出自沈雄《古今词话·词评卷上》引：“皇甫松……以《花仙子》著名，终不若《摘得新》二首为有达观之见。”黄叔旸，即黄升，字叔旸，号玉林，又号花庵词客，闽侯(今属福建省)人。《摘得新》，即皇甫松《摘得新》：“酌一卮。须教玉笛吹。锦筵红蜡烛，莫来迟。繁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摘得新。枝枝叶叶春。管弦兼美酒，最关人。平生都得几十度，展香茵。”

^②《忆江南》：即皇甫松《忆江南》：“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楼上寝，残月下帘旌。梦见秣陵惆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双髻坐吹笙。”

此则以皇甫松词为例说明词以情味深长为本色。黄升称赞皇甫松的《摘得新》二首有“达观之见”，是基于词人的思想特点而言的。《摘得新》二首的主旨都在“管弦兼美酒，最关人”之句，所以其人生态度便留恋于此，而对时间功名则淡然处之。这大概就是黄升所说的“达观”了，其实达观之中包含着消极。皇甫松的《忆江南》二阕，都写梦忆江南之事，一写梅熟季节夜船吹笛，一写双髻吹笙，似乎都暗含着情事。但说来隐约迷离，不露痕迹，情味确实耐人寻索，也更契合词体“要眇宜修”的特点。

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忆江南》是久驰声名的佳作。白居易词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刘禹锡词云：“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襄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白居易词明媚，但余味略逊；刘禹锡词的情感则不如皇甫松词曲折幽微。王国维认为皇甫松《忆江南》词在白居易、刘禹锡之上，其持以比较高下的依据正在词体的特征上。

六

端己词情深语秀，虽规模不及后主、正中，要在飞卿之上。观昔人颜、谢优劣论可知矣^①。

^①昔人颜、谢优劣论：出自《南史·颜延之传》：“延之尝问鲍照己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延年终身病之。”又钟嵘《诗品》：“汤沐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缕金。’颜终身病之。”

此则为韦庄在唐五代词人中的地位定位，基本观点与此前所表述无异。以“情深语秀”评韦庄，应该是一个较高的评价。情深不必细论，语秀则是指称秀句。此前王国维已经评论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秀句其实是这一时期词人的一个共同特色。所谓“规模不及后主、正中”，主要是因为李煜“神秀”，而冯延巳“堂庑特大”，无论是在情感深度和情感格局上，韦庄都无法与李煜、冯延巳相比。所以韦庄的情深是在一定程度上说的。但王国维认为韦庄的地位在温庭筠之上。王国维曾以“画屏金鹧鸪”指代温庭筠的词风，其批评之意是明确的。此则又引出历史上的“颜、谢优劣论”，实际上是以韦庄比拟为谢灵运的“自然可爱”，而以温庭筠比拟为颜延之的“雕缋满眼”，其以自然、真率、灵动为核心的境界说为裁断词人高下的标准，是通贯于其词学观念的。

七

其(毛文锡)词比牛、薛诸人^①，殊为不及。叶梦得谓：“文锡词以质直为情致，殊不知流于率露。诸人评庸陋词者，必曰：此仿毛文锡之《赞成功》而不及者。”^②其言是也。

^①牛、薛：即牛峤、薛昭蕴。薛昭蕴，生卒年不详，当为五代前蜀时人，王国维为辑有《薛侍郎词》。

^②“文锡词”数句：出自沈雄《古今词话·词评卷上》引叶梦得语。毛文锡，生卒年不详，字平珪，高阳(今属河南省)人，王国维为辑有《毛司徒词》。《赞成功》：“海棠未坼，万点深红。香包缄结一重重。似含羞态，邀勒春风。蜂来蝶去，任绕芳丛。昨夜微雨，飘洒庭中。忽闻声滴井边桐。美人惊起，坐听晨钟。快教折取，戴玉珑璁。”

此则引叶梦得语，认为毛文锡词率露庸陋，整体地位不及牛峤与薛昭蕴等人。叶梦得认为毛文锡的词追求情感表达的朴素与率直，但实际上流于粗率直露。毛文锡的《赞成功》词写海棠雨后情态，意思本极简单，语言却甚枝蔓。李冰若《花间集评注》说毛文锡的词“意浅词支”，可谓切中要害。毛文锡这一类词数量不少，而且也有一定影响，所以被后人引以为“庸陋”词的代表。但毛文锡的词也并非仅限于这一类供奉内廷之作，他的《巫山一段云》(雨霁巫山上)借景言情，就颇有韵味。而其《甘州遍》(秋风紧)等更是开拓了边塞词的题材，带有豪放的意味，也是值得关注的。王国维的评价可能是过于受到叶梦得的影响了。

八

其(魏承班)词逊于薛昭蕴^①、牛峤，而高于毛文锡，然皆不如王衍^②。五代词以帝王为最工，岂不以无意于求工欤？

^①其：指魏承班，生卒年不详，大约为五代前蜀时人，王国维为辑有《魏太尉词》。

^②王衍(899-926)，初名宗衍，字化源，前蜀后主，许州舞阳(今属河南省)人，著有《烟花集》。

此则为五代词人序列成就高低，将魏承班置于薛昭蕴、牛峤与毛文锡之间。魏承班词风秾艳，与温庭筠相近。《柳塘词话》评价其词与南唐诸公相比“更淡而近，更宽而尽”，这一评价可能与魏承班偶有清疏之作有关。但切近、有尽并非是王国维所欣赏的风格，所以仅将其列于毛文锡粗率之上。王国维在统观五代词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的词人都无法与帝王词人相比。这里的“帝王”应该主要是指李璟、李煜，旁及王衍而已。据欧阳修《新五代史》记载，作为前蜀之主王建之子，他在年轻时候曾度过了一段轻狂的日子，兼之“能为浮艳之词”，与南唐后主李煜确实性情相近。而论其词的成就，实与李璟、李煜无法相提并论。但“无意于求工”倒确实可能是王衍与李璟、李煜的相似之处，故别有一种真情倾注和自然的韵味，而这正是王国维奉为词体本色之所在。

九

复词在牛给事、毛司徒间^①。《浣溪沙》(春色迷人)一阕^②，亦见《阳春录》^③。与《河传》^④《诉衷情》数阕^⑤，当为复最佳之作矣。

^①复：即顾复。

^②《浣溪沙》：“春色迷人恨正赊。可堪荡子不还家。细风轻露著梨花。帘外有情双燕飏，槛前无力绿杨斜。小屏狂梦极天涯。”

^③《阳春录》：即冯延巳词集《阳春集》。

^④《河传》：“燕飏。晴景。小窗屏暖，鸳鸯交颈。菱花掩却翠鬟欹，慵整。海棠帘外影。绣帏香断金鸂鶒。无消息。心事空相忆。倚东风。春正浓。愁红。泪痕衣上重。”“曲槛。春晚。碧流纹细，绿杨丝软。露华鲜口杏枝繁。莺啭。野芜平似剪。直是人间到天上。堪游赏。醉眼疑屏障。对池塘。惜韶光。断肠。为花须尽狂。”“棹举。舟去。波光渺渺，不知何处。岸花汀草共依依。雨微。鹧鸪相逐飞。天涯离恨江声咽。啼猿切。此意向谁说。舣兰桡。独无惨。魂销。小炉香欲焦。”

^⑤《诉衷情》：“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香灭帘垂春漏永，整鸳衾。罗带重。双凤。缕黄金。窗外月光临。沉沉。断肠无处寻。负春心。”

此则评述顾复的词史地位，认为其介于牛峤与毛文锡之间。顾复作词甚多，《花间集》收录其词有五十五首之多。其词多写艳情，但用情深至。况周颐《蕙风词话》称其词为“艳词上驷”，“以艳之神与骨为清，其艳乃益入神入骨”，可见其艳词有非同一般之处。王国维举出《浣溪沙》《河传》《诉衷情》数首作为代表，大概正是看出这些词写出了一种透骨感情的缘故。如《浣溪沙》将思妇“春色迷人恨正赊”与“小屏狂梦极天涯”的情感推进而写，确实有神骨俱思的意味。《河传》(燕飚)将思妇倚窗所见之景与动作心理合并而写，最后逼出一个“泪痕衣上重”的形象来。《诉衷情》(永夜抛人何处去)更将思妇的情感由思而及怨。这些作品因为将艳情放在真情的范围中来写，所以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一○

周密《齐东野语》称其词新警而不为儇薄^①。余尤爱其《后庭花》^②，不独意胜，即以调论，亦有隽上清越之致，视文锡蔑如也。

^①“周密”句：参见《历代词话》卷三引周密语：“蜀人毛熙震集止二十馀调，中多新警，而不为儇薄。”今本《齐东野语》未载此数语。其：指毛熙震，生卒年不详，蜀人，王国维为辑《毛秘书词》。

^②《后庭花》：指毛熙震《后庭花》：“莺啼燕语芳菲节。瑞庭花发。昔时欢宴歌声揭。管弦清越。自从陵谷追游歇。画梁尘黦。伤心一片如珪月。闲锁宫阙。”“轻盈舞伎含芳艳。竞妆新脸。步摇珠翠修蛾敛。腻鬟云染。歌声慢发开檀点。绣衫斜掩。时将纤手匀红脸。笑拈金靥。”“越罗小袖新香荷。薄笼金钏。倚栏无语摇金扇。半遮匀面。春残日暖莺娇懒。满庭花片。争不教人长相见。画堂深院。”

此则评毛熙震词，引周密语以为知音。毛熙震词多写艳情，缠绵婉转之中，自有一种韵味。周密称赞其词“新警”，可能与毛熙震比较注意对动作、情态的描摹有关，而且丽而有则，没有轻佻浅薄之语，所以是“不为儇薄”。实际上是对其词的感情表达的分寸感表示了认同。王国维特别拈出其《后庭花》三首，认为其兼得创意之胜和音调之美，评价颇高。如第一首以今昔变化和季节的热烈与心境的寂寞形成对比，写出了“伤心”之感，同时又把这一份伤心比喻为闲锁宫阙的珪月，移情入景，别具情味。第二首写歌舞形态也形象生动。《后庭花》句式参差，且句句押韵，所以无论是其音调还是其格调都清隽、清越，让人含玩不尽。

一一

其(阎选)词唯《临江仙》第二首有轩翥之意^①，余尚未足与于作者也。

^①阎选，生卒年不详，蜀人，时人称之“阎处士”，王国维为辑有《阎处士词》。《临江仙》第二首：“十二高峰天外寒。竹梢轻拂仙坛。宝衣行雨在云端。画帘深殿，香雾冷风残。欲问楚王何处去，翠屏犹掩金鸾。猿啼明月照空滩。孤舟行客，惊梦亦艰难。”

此则对阎选词评价颇低，王国维认为其多数作品尚不成熟，故基本不能列入“词人”的范畴。但对其《临江仙》(十二高峰天外寒)一首却评价不错，认为有“轩翥”之意。所谓轩翥，本是形容鸾鸟有力飞举之貌。《楚辞·远游》即有“鸾鸟轩翥而翔飞”之句。这里是用以形容其表达感情的力度和动态之意。王国维大概是对阎选的其他秾艳词或流于绮靡或流于生涩极为不满，而对这首将神女峰的传说与表达羁旅之感相结合的《临江仙》特致青睐，觉得是阎选的代表之作。词中从云端景象写到画帘深殿，从楚王金銮写到舟行客，而结以“惊梦亦艰难”，将沉郁的情感写出顿挫的姿态。

一二

昔沈文悫深赏泌“绿杨花扑一溪烟”为晚唐名句^①。然其词如“露浓香泛小庭花”^②，较前语似更幽艳也。

^①“昔沈文悫”句：参见沈德潜编选《唐诗别裁集》卷一六张嫔《夏日题老将林亭》诗后评语：“晚唐佳句，如‘绿杨花扑一溪烟’，如‘芰荷翻雨泼鸳鸯’，皆近小样；惟‘水面回风聚落花’，归于自然，宜王衍与徐后见其诗而欲官之也。”又卷一六《洞庭阻风》诗后亦评曰：“夜泊洞庭湖边港汊，故有‘绿杨花扑一溪烟’句，否则风景全不合矣，玩末句自明。”沈文悫，即沈德潜。泌，即张泌，生卒年、籍贯不详，曾官舍人，故有“张舍人”之称。王国维为辑《张舍人词》。“绿杨”句，出自五代词人张泌《洞庭阻风》：“空江浩荡景萧然，尽日菰蒲泊钓船。青草浪高三月渡，绿杨花扑一溪烟。情多莫举伤春目，愁极兼无买酒钱。犹有渔人数家住，不成村落夕阳边。”

^②“露浓”句：出自五代词人张泌《浣溪沙》：“独立寒阶望月华。露浓香泛小庭花。绣屏愁背一灯斜。云雨自从分散后，人间无路到仙家。但凭魂梦访天涯。”

此则论张泌，以“幽艳”取胜，其标准实与其“深美闳约”四字相通。王国维首引沈德潜所评张泌名句“绿杨花扑一溪烟”之论，但沈德潜所谓“佳句”，似是承袭传统而言，并非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沈德潜对张泌“绿杨”句的肯定相当有限，认为与“芰荷翻雨泼鸳鸯”句相似，“皆近小样”。所谓“小样”其实就是言其写景格局不大，有故作精巧之感。所以沈德潜反而更欣赏“水面回风聚落花”这样的句子，认为其得自然之趣，不见雕琢痕迹，故是大家气度。沈德潜结合《洞庭阻风》结尾“犹有渔人数家住，不成村落夕阳边”之句，认为只是因为夜泊洞庭湖边港汊，所以“绿杨”一句才能合乎风景。

应该说，王国维对沈德潜原意的把握是略有偏差的。但王国维欣赏“露浓香泛小庭花”一句的幽艳，却也是颇有眼光的。张泌的《浣溪沙》写恋人分别后的相思，从结局“但凭魂梦访天涯”来看，起句“独立寒阶望月华”或是梦醒后的情状。因“望月”之无奈，而回看寒阶、庭院，这才有“露浓香泛小庭花”一句，以花香露浓来将愁情稍作转移。意象艳丽，而情感趋于深沉，王国维“幽艳”之称，或缘于此。

一三

昔黄玉林赏其“一庭花雨湿春愁”为古今佳句^①。余以为不若“片帆烟际闪孤光”^②，尤有境界也。

^①“昔黄玉林”句：参见《历代词话》卷三引黄升语：“孙葆光‘一庭花雨湿春愁’，佳句也。”其，即孙光宪(900-968)，字孟文，号葆光子，贵平(今贵州仁寿)人，王国维为辑《孙中丞词》。“一庭”句，出自五代词人孙光宪《浣溪沙》：“揽镜无言泪欲流。凝情半日懒梳头。一庭疏雨湿春愁。杨柳只知伤怨别，杏花应信损娇羞。泪沾魂断轸离忧。”王国维引文将“疏”字误作“花”字。按，应是黄升误引在前。

^②“片帆”句：出自五代词人孙光宪《浣溪沙》：“蓼岸风多橘柚香，江边一望楚天长。片帆烟际闪孤光。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兰红波碧忆潇湘。”

此则评孙光宪词句有境界。黄升所举“一庭疏雨湿春愁”，以一“湿”字绾合春雨与春愁，确实十分贴切，而且与起句和结句的两个“泪”字形成呼应，堪称秀句。但王国维认为“片帆烟际闪孤光”更有境界。何以如此说呢？詹安泰在《孙光宪词的艺术特色》一文中分析说：“正因为是孤光，才显出是片帆；正因为在烟际，才看到它闪耀。所表现的事物越微细，所集中的眼力越突出；所伸展的境界越广阔，所引逗的情思越深长。是凝望，是痴望，是怅望，种种神态，都从这里透露出来。”尤须强调的是：句中的“闪”字是境界得以展现的句眼，用王国维的表述方式就是：著一“闪”字而境界全出。“一庭”句直言春愁，而“片帆”句纯粹写景，但盼归之意却更趋细腻而强烈。王国维的“尤有境界”四字，或许当如此理解。

一四

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①，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②。惟张叔夏病其意趣不高远^③。然北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④。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⑤。而词中老杜^⑥，则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⑦，犹为未当也。

^①先生：即周邦彦。

^②“词人”二句：参见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集部歌词类《清真词》二卷《续词》一卷：“周美成……多用唐人诗语，蘖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

^③“惟张叔夏”句：参见南宋词学家张炎《词源》卷下：“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

^④大历十子：即大历十才子，指唐代大历(766-779)初年十位诗人的并称，具体是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翊、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沛、夏侯审。“十才子”之名，最初见于中唐诗人姚合编的《极玄集》。

^⑤昌黎：即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著有《韩昌黎集》等。

^⑥老杜：即杜甫(712-770)，字子美，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原籍襄阳(今属湖北省)，出生于河南巩县，著有《杜工部集》等。

^⑦“昔人”句：参见张端义《贵耳集》卷上：“项平斋训：‘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

此则将周邦彦比喻为词中的杜甫，这是对《人间词话》中对周邦彦缺乏创意之才和其词缺乏深远之致批评的一个重要转向，也反映了王国维词学思想的调整轨迹。

王国维为了得出“词中老杜”应归于周邦彦名下，用了两种方式来为周邦彦赢得地位：其一，提出“精工博大”的审美标准。王国维认为周邦彦的词在宋代早已拥有崇高的地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将周邦彦誉为“词人之甲乙”就是一个明证，只有张炎《词源》认为其意趣不够高远。张炎的这个思想在王国维撰述词话时，其实是接受下来了。王国维在这里没有对张炎之说加以品评，但认为评价词人应该注重的是“精工博大”，则实际上是部分地否定了张炎立说的基础，而就精工博大而言，北宋词人如欧阳修、苏轼、秦观、黄庭坚就明显不如周邦彦了。其二，就宋词人对应唐诗人而言，王国维认为苏轼与李白为近，欧阳修、秦观接近王维，柳永则宛然是宋代的白居易，贺铸、晏几道则与“大历十才子”的地位相当，南宋的辛弃疾也可比肩韩愈，在经过了这一番对应之后，王国维得出“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的结论，并对历史上将柳永与杜甫并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王国维的这一番用心，体现了其词学的转境，值得充分注意。

一五

先生之词，陈直斋谓其多用唐人诗句隐括入律，浑然天成。张玉田谓其善于融化诗句，然此不过一端。不如强焕云“模写物态，曲尽其妙”为知言也^①。

^①“模写”二句：出自南宋强焕《题周美成词》：“余慕周公之才名者有年……抑又思公之词，其模写物态，曲尽其妙。”

此则肯定周邦彦描写物态之妙，这与其《人间词话》称赞周邦彦“言情体物，穷极工巧”的意思是一致的，也是为前云“精工博大”之“精工”一词来作诠释。周邦彦模写物态往往能得其神韵，如其“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数句，王国维认为即堪称得荷花之神理。王国维在此则没有另行举例，但前后对勘，其理路仍是相近的。王国维为了将周邦彦的这一特点彰显出来，对此前陈振孙、张炎等只是注意周邦彦融化唐诗隐括入词而不失其浑成之致的特点，隐然表达了不满。在王国维看来，这种“以诗为词”并非是周邦彦最具创造性和最具特色之处，所以援引强焕之语以作自己立论之资。

一六

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①诚哉是言！抑岂独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与世也尤广。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故宋时别本之多，他无与匹^②。又和者三家^③，注者二家(强焕本亦有注，见毛跋)^④。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莫不知有清真，而种种无稽之言，亦由此以起^⑤。然非入人之深，乌能如是耶？

^①“天下清景”三句：出自宋代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三引黄庭坚语。

^②“故宋时别本”二句：参见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著述二》：“案先生词集，其古本则见于《景定严州续志》《花庵词选》者曰《清真诗馀》。见于《词源》者曰《圈法美成词》。见于《直斋书录》者曰《清真词》，曰《曹杓注清真词》。又与方千里、杨泽民《和清真词》合刻者曰《三英集》(见毛晋《方千里和清真词跋》)。子晋所藏《清真集》，其源亦出宋本，加以溧水本，是宋时已有七本。别本之多，为古今词家所未有。”

^③和者三家：即宋人之和清真全词者三家：方千里《和清真词》、杨泽民《和清真词》、陈允平《西麓继周集》。

^④注者二家：即宋人注释《清真词》者曹杓、陈元龙两家。曹注已逸，陈注即《疆村丛书》本《片玉集》。

^⑤“种种无稽之言”二句：参见宋代张端义《贵耳集》、周密《浩然斋雅谈》、王明清《挥麈馀话》、王灼《碧鸡漫志》等相关记载。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事迹一》中对这些无稽之言有详细的辨析。

此则不仅深化了境界说，而且扩展了王国维的文学观念。其内容约分三端：其一，解释“大诗人”的内涵；其二，区分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的不同；其三，周邦彦词的境界归属。

黄庭坚曾认为，天下之情景，虽然不因贫富贵贱贤愚而改其貌，但其神韵只有诗人能够予以表现，所以说是“特疑端为我辈设”。王国维在援引黄庭坚之语的基础上，进而将世间一切境界--自然与人文等，都看做是为诗人所预备的。原因是这些境界时时存在，但世人多漠然视之，只有诗人能够将心物交融后的“须臾之物”--境界，用准确而形象的语言描写出来。常人虽然不能写，但能从这些作品中读出自己内心能感受却无法表达的内容。所以，所谓“大诗人”，应该有一颗锐敏的心，能感人所未感；应该有一枝神奇的笔，能写人所不能写；应该思虑深沉而广阔，能最大程度地反映出众人深蕴的感情。

王国维关于常人之境界与诗人之境界的分类，是其境界体系的一部分，与其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分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通。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的区别，主要在于感受的范围和程度上。常人所感多限于自身，如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类，无论身在其中其外，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其情感的影响；而诗人所感则往往越出自身之外，将情感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因而也更具普遍性。所以读常人之境界的诗，读者往往喜怒随之；而读诗人之境界的诗，读者则生出“高举远慕”的“遗世之意”，往往脱略具体情景而生高远之心。显然，诗人之境界要高出于常人之境界，这就好像在王国维的语境中，无我之境高出于有我之境一样。

王国维将周邦彦比喻为“词中老杜”，但在境界的类属上仍将其归入常人之境界。这与周邦彦所写题材多切近生活，而其情感也往往与具体性有关。周邦彦的词之所以在宋代为贵人、学士、市侩、妓女等不同阶层的人所喜欢，就是因为其情感带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常人”的心理贴合紧密，所以其词风行甚广，各种版本的周邦彦词集也因此在宋代十分流行。虽然因过受关注而遭受种种无稽之言，但这正是其广受欢迎的另外一种证明。

一七

楼忠简谓先生妙解音律^①。惟王晦叔《碧鸡漫志》谓：“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得一解，即为制词，故周集中多新声。”^②则集中新曲，非尽自度。然“顾曲名堂，不能自已”，固非不知音者。故先生之词，文字之外，须兼味其音律。惟词中所注宫调，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③。则其音非大晟乐府之新声^④，而为隋、唐以来之燕乐^⑤，固可知也。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①“楼忠简”句：参见南宋楼钥《清真先生文集序》：“(周邦彦)风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顾曲’名堂，不能自已。”楼忠简，即楼钥(1137-1213)，字大防，号攻媿主人，鄞县(今属浙江省)人，

^②“江南”数句：参见南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王晦叔，即王灼，字晦叔，号颐堂，遂宁(今属四川省)人，著有《颐堂词》《碧鸡漫志》等。

^③教坊十八调：指宋代教坊所用宫调，属于唐代燕乐二十八调范围。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云：“宋教坊之十八调，亦唐二十八调之遗物。”据《宋史·乐志》，教坊所奏十八调为：正宫调、中吕宫、道调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越调、大石调、双调、小石调、歇指调、林钟商、中吕调、南吕调、仙吕调、黄钟羽、般涉调、正平调。而高宫、高大石、高般涉、赵角、商角、高大石角、双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钟角十调则被弃而不奏。

^④大晟乐府：即大晟府，由宋徽宗于崇宁四年(1105)设置的音乐管理机关，其职责在整理旧乐、创制新乐等。周邦彦曾任大晟府提举。大晟府新制的曲调即称为大晟乐。

^⑤燕乐：一作“宴乐”，是指隋唐时期以中国传统音乐与外来之胡乐交融而成的新型音乐体系，包括胡乐、俗乐和清乐三类。

此则论周邦彦音乐修养之高，认为应在文字之外体会其词的音律美。

王国维先分别援引楼钥和王灼的相关言论，来说明周邦彦“妙解音律”的事实。其堂以“顾曲”命名，即可见其对音乐的自许之意。因此，王国维认为读周邦彦的词，揣摩其意义固然是必要的，但同时要注意品味其词中的音律之美。在王国维看来，周邦彦词在音律上的最大特点是能将不同风格甚至互相对立的音乐元素自如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充满变化却整体和谐的音乐氛围。譬如拗怒与和婉，曼声与促节，清与浊，抑与扬，等等，在周邦彦的笔下，都能糅合成一种很奇妙的音乐境界。这种音乐修养及其在词中的体现，王国维认为周邦彦是“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这个评价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赞其“创调之才多”，也可联系起来。但细微的变化仍是可以感受得到的。譬如王国维注意到周邦彦词中所注明的宫调，不超过宋代教坊常奏的十八调，这说明周邦彦创制的词调仍是在隋唐以来所流行的燕乐范围之内，而并非大晟府创制的新声。这是对周邦彦词的音乐属性的一个归类。

一八

《天仙子》词特深峭隐秀^①，堪与飞卿、端己抗行。

^①《天仙子》词：即敦煌出土的《云谣集杂曲子》内《天仙子》二首。其一：“燕语啼时三月半。烟蘸柳条金线乱。五陵原上有仙蛾，携歌扇。香烂漫。留住九华云一片。犀玉满头花满面。负妾一双偷泪眼。泪珠若得似珍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红丝应百万。”其二：“燕语莺啼惊觉梦。羞见鸾台双舞凤。天仙别后信难通。无人问，花满洞。休把同心千遍弄。叵耐不知何处去。正是花开谁是主。满楼明月应三更，无人语。泪如雨。便是思君肠断处。”王国维在撰写《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时所见《天仙子》词当为第一首。

此则评价敦煌发现之《云谣集杂曲子》中《天仙子》词“深峭隐秀”，实际上揭示其带有文人词的某些特征。王国维的《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当作于1920年，是在阅读到日本狩野直喜博士从英国伦敦博物馆录归其所藏斯坦因掠夺我国敦煌莫高窟所藏唐人写本曲子残卷后，写的题跋。

王国维虽然在残本中读到了八个词调名，但实际看到的词只有《凤归云》二首和《天仙子》一首。王国维的基本推断是：因为这八个调名都已见于崔令钦的《教坊记》，而《教坊记》所记至“开元”而止，所以这八曲也当是“开元教坊旧物”。两首《凤归云》，句法和用韵各不相同，而唐人皇甫松所作《天仙子》乃是单曲，《云谣集杂曲子》中所收录之《天仙子》却有二叠。以此可见唐代词律之宽松和体制之不稳定。王国维特别提到《天仙子》词“特深峭隐秀”，或许是认为其可能为文人所作，起码是为文人所润色。因为其词确实富有文采，而且用情深至，已经带有词体“深美闳约”的若干特征了。王国维在后来撰写的《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首》之三也有“虚声乐府擅缤纷，妙语新安迥出群”之句。因此，王国维认为《天仙子》词已经堪与温庭筠、韦庄媲美了。

一九

有明一代，乐府道衰。《写情》^①、《扣舷》^②，尚有宋、元遗响。仁、宣以后，兹事几绝。独文愍(夏言)以魁硕之才^③，起而振之。豪壮典丽，与于湖、剑南为近。

^①《写情》：即《写情集》，刘基词集，后以《诚意伯诗馀》驰名。

^②《扣舷》：即《扣舷集》，高启词集。

^③文愍：即夏言(1482-1548)，字公谨，号桂洲，谥文愍，贵溪(今属江西省)人，著有《桂洲集》《桂翁词》等。

此则论明词发展，以夏言为其中代表人物。王国维认为明词在总体上呈衰落之势，只是明代初年的刘基与高启尚在词中保留了若干宋元词的韵味。至明代仁宗、宣宗之后，词道便几乎息绝了。然而在这种衰落的整体气象中，王国维对夏言评价颇高，认为其才情过人，以和张孝祥、陆游相似的“豪壮典丽”词风，挽救明词粗率、俗艳之弊，是明词流脉能够勉强维持的关键人物。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王国维显然过于擢拔夏言的作用和地位了。但在明清之时，夏言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王世贞《艺苑卮言》即认为其雄爽堪比辛弃疾，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更说：“(夏言)诗馀小令，草稿未削，已流布都下，互相传唱。”可见一时之盛况。

二○

欧公《蝶恋花》“面旋落花”云云^①，字字沉响，殊不可及。

^①“面旋落花”：出自北宋词人欧阳修《蝶恋花》：“面旋落花风荡漾。柳重烟深，雪絮飞来往。雨后轻寒犹未放。春愁酒病成惆怅。枕畔屏山围碧浪。翠被华灯，夜夜空相向。寂寞起来褰绣幌。月明正在梨花上。”

此则以“沉响”评欧阳修《蝶恋花》词，体现了王国维的特殊眼光。王国维《人间词话》曾评价欧阳修“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是“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此则“沉响”云云，意近于此。所谓“沉”，即沉着之意，形容感情的低沉和深沉；所谓“响”，当指景物的飞扬明亮之貌。“沉”和“响”本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但在欧阳修的词中却以反向对比的方式而得以统一。欧阳修《蝶恋花》要表达的情感，歇拍“春愁酒病成惆怅”一句概括殆尽，但描写的景象却是面旋落花、春风荡漾、柳重烟深、屏山碧浪、翠被华灯、月明梨花等。这样的景象要映衬的却是惆怅与寂寞，所以情之“沉”与景之“响”--也宛然是低音之“沉”与高音之“响”，就如此和谐地统一在作品之中。王国维认为这样的作品非一般人可及，可见其大力推崇之意。

二一

《片玉词》“良夜灯光簇如豆”一首^①，乃改山谷《忆帝京》^②词为之者，似屯田最下之作，非美成所宜有也。

^①“良夜”句：出自北宋词人周邦彦《青玉案》：“良夜灯光簇如豆。占好事，今宵有。酒罢歌阑人散后。琵琶轻放，语声低颤，灭烛来相就。玉体偎人情何厚。轻惜轻怜转唧溜。雨散云收眉儿皱。只愁彰露，那人知后。把我来僝僽。”

^②山谷《忆帝京》：即北宋词人黄庭坚《忆帝京》：“银烛生花如红豆。占好事，而今有。人醉曲屏深，借宝瑟轻招手。一阵白苹风，故灭烛教相就。花带雨冰肌香透。恨啼鸟辘轳声晓，岸柳微凉吹残酒。断肠时至今依旧。镜中消瘦。那人知后。怕夯你来僝僽。”

此则考订《青玉案》(良夜灯光簇如豆)一词的作者归属问题。周邦彦词因为在宋代影响巨大，所以相关刊本也颇多。在辗转刊刻中，往往会有增补现象，特别是强焕“旁搜远绍”增补较多，但也因此带来了多收、误收的现象。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便直言强焕所增多半是伪词。收录在周邦彦《片玉词》中的这首《青玉案》，无论是措辞还是内容，都明显是由黄庭坚《忆帝京》(银烛生花如红豆)点化而来。点化他人之作本是宋人常见之习惯，不足为奇。只是这首《青玉案》写情艳丽而流于yín靡，在风格上很像柳永，应该不是周邦彦惯常的做法。尤其是王国维在撰述《清真先生遗事》之时，已将数年前对周邦彦的看法作了很大改变，誉之为“词中老杜”，在音律上更称其是“两宋之间，一人而已”。在这样的高度上来看，王国维对周邦彦的这首《青玉案》自然是有些难以认同了。不过，王国维虽然有疑问，但仍是谨慎的。所谓“非美成所宜有”，一方面，可能怀疑是他人之作混入周邦彦集中；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对周邦彦失去分寸写下这类作品的批评之意。至其《清真先生遗事》则将此句改为“决非先生作”了，其始疑终断的过程是清晰的。

二二

温飞卿《菩萨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①少游之“雨馀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②，虽自此脱胎，而实有出蓝之妙。

^①“雨后”二句：出自唐代词人温庭筠《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聊独倚门。”

^②“雨馀”二句：出自北宋词人秦观《画堂春》：“东风吹柳日初长。雨馀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损红妆。宝篆烟消龙凤，画屏云锁潇湘。夜寒微透薄罗裳。无限思量。”

前一则言全篇点化之例，此则言词句点化之例。王国维认为秦观的“雨馀”二句虽然是由温庭筠“雨后”二句点化而来，但其艺术效果反而在温庭筠原句之上。可能是限于《菩萨蛮》的句式，温庭筠只写了斜阳、杏花两个意象，而秦观则写了芳草、斜阳、杏花、燕泥四个意象。所以，两人虽然都将这些意象置于“雨后”这一背景之下，但形成的画面感却有丰富和单薄的对比；再则，雨后斜阳、杏花零落的景象，毕竟比较空泛，但秦观前加一个“芳草”将空泛的意象收束在草地上，后加一个“燕泥”，将杏花的香味带到了燕泥上，画面的整体感明显增强，是典型的“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王国维的“出蓝”之评，我认为是准确的。

二三

白石尚有骨，玉田则一乞人耳。

此则评判姜夔与张炎二人高低，此在王国维的语境中，不过是在等而下之的词人中再加序列而已。在南宋词人中，王国维只对辛弃疾评价甚高，而对吴文英、张炎等，评价最低。姜夔的地位在南宋，在王国维看来，应该是介于辛弃疾与张炎等人之间，所以《人间词话》对姜夔赞弹均有，既有“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的赞誉，也有“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自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的讥评。王国维此则所说的“骨”，在内涵上应该近乎“格”，因为其词的“清空”特征确实令人神远。但姜夔毕竟在人品与词风方面存在着差距，这当然根源于其“局促辕下”的幕僚身份。不过，与姜夔的近乎“狷者”不同，张炎就更接近“乡愿”了。因为张炎“不肯换意”的特点尤为明显，而不具备创意之才的词人则必然要多借鉴他人之意，王国维所谓“乞”应该主要就是指在意思上的承袭。此则勉强称赞姜夔，大力抨击张炎，目标当是针对“家白石而户玉田”的浙西词派。

二四

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

此则以周邦彦为例，说明“自然”是天才的重要表现特征。在《人间词话》中，周邦彦虽然以“言情体物，穷极工巧”而列入第一流词人之列，但周邦彦词创意之才少、多用替代字、缺乏深远之致等不足，仍时时动摇着他在王国维心目中的地位。此则王国维批评周邦彦词“多作态”，当是针对周邦彦言情体物方面穷极工巧的负面作用而言的。其实，“工巧”本身就不是大家气象，自然中流出韵味才是他人难以企及的地方。王国维认为晏殊与欧阳修的词就在自然中呈现出韵味，而且这种韵味就好像女子的媚态，不是装扮出来，而是在一笑之间不自觉地流淌出来。人力苦思所能达到的境界，远不及天才随意挥洒之间所体现的从容自如的境界。至于周邦彦词为何多作态，为何难具大家气象？这可以与王国维在其著名的“出入说”中批评周邦彦“能入而不能出”的创作方式联系起来看，也可以在王国维将周邦彦词列入“常人之境界”的境界归属中找到答案。

二五

周介存谓：“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径浅狭，如孙过庭书，但便后人模仿。”^①予谓近人所以崇拜玉田，亦由于此。

^①“白石”四句：出自清代词学家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孙过庭(约645-约703)，字虔礼，陈留(今属河南省)人，唐代书法家，著有《书谱》等。

此则言近人模仿张炎词风，乃是出于避难就易的心理。此意已先见于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周济批评姜夔好以诗歌句法入词，其实是自收身段、自限门径，即如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在草书上得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法。其实这并非大家路数。但何以姜夔、孙过庭能同样受到追捧呢？因为这种浅狭的门径方便后人模仿而已。王国维认为近人好模仿张炎，也是因为张炎的门径浅仄而已。王国维对张炎的这一番批评以及对近人师法张炎的风气的批判，明显受到了周济的影响。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近人喜学玉田，亦为修饰字句易，换意难。”王国维似乎面临与周济相似的境地，所以对周济之言戚戚有感。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王国维是对当时学词风气贪求平易的一种批评。《人间词话》(初刊本)第四三则云：“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其精神与此则可以相通。

二六

予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于北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于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介存此选^①，颇多不当人意之处。然其论词则颇多独到之语。始有知天下固有具眼人，非予一人之私见也。

^①介存此选：即周济辑《词辨》二卷。

此则评词之语，最初由陈乃乾从王国维旧藏《词辨》眉批中录出，发表在徐调孚注《人间词话》开明书店1947年的第二版中。因为一般读者难以接触到王国维旧藏原本，故文字也一直以陈乃乾所录出者为准。1977年，日本学者榎一雄将日本东洋文库所藏王国维手抄手校的二十五种词曲书跋文整理后发表在《东洋文库书报》第八号，其中第十九种即是“《周氏词辨》二卷、《介存斋论词杂著》一卷”。据榎一雄录出之王国维原跋，虽与陈乃乾录出文字基本相同，但也偶有点串，本则乃以榎一雄录出文字为准。

此跋言自己对不同时代词人的喜好，兼论选词与论词不一致的情况。王国维将词人大体分为喜欢、不喜欢、最恶三种类型。五代之李煜、冯延巳，北宋之晏殊、欧阳修、苏轼、秦观，南宋之辛弃疾，都是属于被喜欢的词人；《花间集》中温庭筠、韦庄等词人，北宋周邦彦，属于不被喜欢的词人；南宋吴文英和张炎，则是被列为最恶的词人。王国维虽然用了“喜”、“不喜”、“最恶”这样带有感性色彩的语言，但这其实与他在《人间词话》的评述态度也是颇为一致的。只是周邦彦算是个例外，因为王国维不仅在《人间词话》中将其列入第一流词人的行列，而且在此后撰述的《清真先生遗事》中将其誉为“词中老杜”，而此则却直言“不喜美成”，可能只是在撰述词话前的一些初步印象而已。

此则后半评述周济选词与论词不平衡的现象，看似与前半关系不大，其实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对词人的喜恶之情提供理论来源。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中的许多言论对王国维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人间词话》明引暗用之处即甚多。但王国维对其选词却不敢苟同，这里的所谓“介存此选”，即指周济编选的《词辨》一书，其与后来编选的《宋四家词选》一书宗旨大体相似，而周济在后一选本中所提出的“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学词路径，在王国维看来是路数有误。当然，到了王国维撰述《清真先生遗事》之时，可能对周济将周邦彦悬为学词的最高境界就会表示认同了。

二七

王君静安将刊其所为《人间词》，诒书告余曰：“知我词者莫如子，叙之亦莫如子宜。”余与君处十年矣。比年以来，君颇以词自娱。余虽不能词，然喜读词。每夜漏始下，一灯荧然，玩古人之作，未尝不与君共。君成一阕，易一字，未尝不以讯余。既而暌离，苟有所作，未尝不邮以示余也。然则，余于君之词，又乌可以无言乎？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嘉、道以后之词，非不谐美也，然无救于浅薄者，意竭于摹拟也。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其持论如此。及读君自所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伦比。呜呼！不胜古人，不足以与古人并，君其知之矣。世有疑余言者乎，则何不取古人之词，与君词比类而观之也？光绪丙午三月，山阴樊志厚叙。

此《人间词甲稿序》乃王国维自作，罗振常曾亲见樊志厚拆阅王国维从苏州来信中夹存此序，樊志厚不过是署名而已。因为是模拟樊志厚的口吻而写，所以此序第一部分乃从樊志厚的角度追溯两人十年来读词、作词之经历；第二部分是论述词史发展及王国维对词人的取舍，其基本判断即见于后来完成的《人间词话》中；第三部分是以樊志厚的口气评价王国维的填词成就。

因为预设作者是樊志厚，所以第一部分便从两人的交往说起。在将近十年的交往中，王国维以词自娱，而樊志厚也好读词。两人更是常常一起读古人之词，王国维的词学观念很可能也是在这种共同读词的过程中，在彼此的讨论中形成的，则樊志厚对王国维词学观念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樊志厚对王国维词作修订所提供的意见，也应该是切实的，而且这种修订在两人分别的时候依然以邮件的方式进行着。词序虽然是王国维代拟的，但这一部分应该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第二部分论词史发展及王国维对词人的取舍，其中当也部分地包含着樊志厚的若干意见。序言先从南宋说起，而归结到“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接下来元、明与清初之词，虽也有名句，但总体上流于雕琢，格调不高。清代乾隆、嘉庆以后的词，看似谐美，但因为模拟成习，终成浅薄。这是王国维对南宋以后词的一个基本定位。而对于南宋以前的词，序言只是将王国维喜好与厌恶的词人列出名单。五代的李煜、冯延巳，北宋的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南宋的辛弃疾与姜夔都是王国维喜欢的词人。这里有两个人需要注意：其一是周邦彦。王国维在《词辨》的眉批中曾经明确说过“不喜美成”的话，如何这里却将周邦彦列入喜欢的名单呢？这应该与王国维词学观念的变化有关。就《人间词话》的撰述而言，王国维对周邦彦也是喜恶参半的，而在后来所撰述的《清真先生遗事》中，则对周邦彦已近乎膜拜了。所以序言中直言喜欢周邦彦，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其二是姜夔。王国维在《词辨》眉批和《人间词话》中，对姜夔的批评都颇为犀利，如认为其写景隔，为人狷，等等。而这里却将其与辛弃疾并列为南宋所欣赏的两个词人之列。这只能说明王国维的词学观念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姜夔的词虽然问题多多，但其富有格调，却是王国维所认同的审美趣味所在。所以在不同的语境中，随着关注中心的不同，喜恶的感情也会随之变化。序言说及王国维痛诋吴文英的雕琢字面、张炎的敷衍意旨，参诸王国维的词学著述，这个思想倒是一以贯之的。

毕竟是为《人间词》作序，所以序言在缕述两人交往、略述王国维词学观念之后，便自然切入到对王国维词的评价上。序言不吝赞美，约分四端：其一，观物细微，托兴遥深，能入而善出，兼具生气与高致；其二，情感盘旋而郁结，得沉着与痛快之致，故有动摇人心的艺术魅力；其三，格调高远，名句间出，饶有境界之美；其四，语言婉转而自然，用意深至而有力度，具有深远之致。这四点评价如果与《人间词话》对词的体性的界定对勘，其实就是认为王国维的词符合词体“深美闳约”、“要眇宜修”的体制特点，具有境界之美。序言对王国维词的定位颇高，认为其成就可直接北宋之欧阳修，完全可以与古代词人相提并论。而王国维词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完全是天才的作用所致，所以才能“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具有“大家气象”。王国维这一对自己创作的自信与其《人间词话》对其提出“境界说”的自信，精神颇为一致。但实事求是说，王国维的自我评价不免过高了。尤其是《人间词甲稿》中词多以哲理入词，与古人多斟酌于情景之间而得其意境之美，路数已有一定的差异。如果就“创意”而言，倒是颇有值得称道之处的。

此序虽是王国维手笔，但王国维也确实曾有敦请樊志厚作序之举。故序言开头数句：“王君静安将刊其所为《人间词》，诒书告余曰：‘知我词者莫如子，叙之亦莫如子宜。’”应是契合事实的。与王国维、樊志厚交往甚密，并始终知晓此事的罗振常大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曾特撰〈人间词甲稿·序〉跋》略述其序成经过。其言曰：“樊少泉茂才(炳清)，与人间同肄业东文学校，交甚契。顾体羸多病，怠于进取。尝自憾志行薄弱，遂更名‘志厚’，字抗甫，故《序》后所署如此(其后仍用原名)。时人间在吴门师范校授文学，先其来书，谓词稿将写定，丐樊作序。樊应之，延不属稿。一日，词稿邮至，余与樊君开缄共读，而前已有《序》。来书云：《序》未署名，试猜度为何人作？宜署何人名则署之。樊读竟大笑，遂援笔书己名。盖知樊性懒，此《序》未可以岁月期，遂代为之也。……时人间方究哲学，静观人生哀乐，感慨系之，而《甲稿》词中‘人间’字凡十馀见。故以名其词云。”罗振常不仅讲述了王国维约请樊志厚作序，又因樊志厚性疏懒而序未可以岁月期，遂援笔自作之事，而且将“樊志厚”的得名经过、署名原因以及王国维何以用“人间”名其词集诸事一一交代清楚。故关于此序之作者问题，已没有再争论的必要了。

二八

去岁夏，王君静安集其所为词，得六十馀阕，名曰《人间词甲稿》，余既叙而行之矣。今冬，复汇所作词为《乙稿》，丐余为之叙。余其敢辞。乃称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馀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学者便之，相尚以辞，相习以模拟，遂不复知意境之为何物，岂不悲哉！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则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温、韦之精艳，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珠玉》所以逊《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美成晚出，始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人之词者，有意境也。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惟一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白石之词，气体雅健耳，至于意境，则去北宋人远甚。及梦窗、玉田出，并不求诸气体，而惟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熄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至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抑观我观物之事自有天在，固难期诸流俗欤？余与静安，均夙持此论。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云”^①、《蝶恋花》之“昨夜梦中”^②、《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阕^③，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骎骏乎两汉之疆域，广于三代，贞观之政治，隆于武德矣。方之侍卫，岂徒伯仲！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至君词之体裁，亦与五代、北宋为近。然君词之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以其有意境在。若以其体裁故，而至遽指为五代、北宋，此又君之不任受。固当与梦窗、玉田之徒，专事摹拟者，同类而笑之也。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山阴樊志厚叙。

^①天末同云：参见120页注释^②。

^②昨夜梦中：参见120页注释^③。

^③百尺朱楼：参见120页注释^④。

此《人间词乙稿序》，一般认为也是王国维所作。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最先提出此说，但并没有说明依据和来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滕咸惠向赵万里面询此事，赵万里仍以“是静安先生所撰”相答，依然未做任何解释。赵万里乃王国维晚年任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的学术助手，与王国维过从甚密，其语当有所据。佛雏在其《(人间词话)手稿补校并跋》中为补一证：王国维主事的《教育世界》第一六六号(丁未十二月)刊有丁未年(1907)《教育丛书第七集总目》，在其“论说及代论”项下《人间词乙稿序》的作者一栏，注为“王国维撰”。这个证据应该是很有说服力了，而且当是王国维自陈的结论。只是罗振常为《人间词甲稿序》专作一跋，说明序文乃王国维手笔，“樊志厚”不过是托名而已，而对此《人间词乙稿序》却未置一词。遂令人生疑：若此二序果然都确定无疑是王国维所作，则应当一并说明，何须特别指明是《甲稿序》？现在看来，罗振常也很可能并不了解《人间词乙稿序》的作者情况，故未旁及于此。此序文的基本词学观点与王国维颇为相近，但其中应该也部分地包含有樊志厚的词学观念在内。因为《甲稿序》在阐明词学观后，明确说明乃是王国维的看法，“其持论如此”一句，乃露出端倪。而此《乙稿序》在阐释意境的内涵及以意境之得失评骘词史后，却说：“余与静安，均夙持此论。”则樊志厚在词学观念上对序言的介入起码在话语上是程度更深了。所以通行本在此序后加按语云：“此二序虽为观堂手笔，而命意实出自樊氏。观堂废稿中曾引樊氏之语，而樊氏所赏诸词，《观堂集林》亦不尽入选，可证也。”所谓“观堂废稿”当是指《人间词话》手稿中的未刊稿。说“命意实出自樊氏”可能言之太过，因为其中的命意固然有樊志厚的成分在内，但序中所述，主要也是两人词学彼此契合或者相近的内容，这与樊志厚在序言中申明他与王国维“均”夙持此论，也是彼此呼应的，所以将其纳入到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中来考量，是有着学理依据的。故本篇解说，也是在将王国维作为此序作者的前提下展开的。

此序从内容上看，可分三个部分：其一，说明文学与意境的关系；其二，以意境为标准裁断古今词人之得失；其三，具体分析王国维词中的意境特点。由于这三个部分都不离开“意境”二字，而“意境”与“境界”在王国维的语境中又时相混杂，难分彼此，所以此序与后来的《人间词话》确实更多词学观念上的承传痕迹。

与《甲稿序》始终就词论词不同，《乙稿序》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讨论意境问题的，立说背景更为广阔。王国维认为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无非在于充分地表达作者内心的感受和让读者获得更多的情感共鸣。而要达成这种双向的作用，都离不开意和境两个因素。作为“文学”，意和境不可缺一，两者的结合以“意与境浑”为最上，但也容有偏至，或以意胜，或以境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意或境的偏胜现象，原因在于“观我”与“观物”的不同。所谓“观我”，就是着重表达诗人内心的情感，所以在作品中就会形成“意馀于境”的现象；所谓“观物”，就是着重描摹外物的形态、神韵，所以在作品中就会形成“境多于意”的现象。但这种“观我”、“观物”的区别只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文学总是“我”与“物”的结合。“观我”也总是通过“物”才能得以观，并非抽象意义上的“观我”；“观物”也是“我”在观物，而“观我”之时，原来的“我”其实也等乎一物。所以王国维说“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意谓作为观者的“我”与作为被观者的“我”，在“观我”之时，也宛然是一种“我”与“物”的关系。所以王国维认为意与境--我与物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意境之有无与深浅是衡量文学工与不工的最佳尺度。古人之佳作，或出于观我，或出于观物，然注重意境之创造则一。而在文学史上，却不乏既不“观我”，也不“观物”，而只是观古人之所作的所谓“文学家”。因为他们立足于模仿，遂不仅失却自我，也失却外物，“意境”之不存，“伪文学”由此而产生。王国维关于意境说的阐述堪称周密。

《甲稿序》也曾评说词史，但主要表述个人之喜恶的成分居多。《乙稿序》则以意境说为基本尺度以裁断词史和词人高下。温庭筠与韦庄之词精工艳丽，但意境浅于冯延巳。晏殊、晏几道比不上欧阳修、秦观，亦是意境不如也。周邦彦词早年文采焕发，但终能注重意境之创造，所以无愧于“北宋”二字。南宋则唯有辛弃疾词饶有意境，姜夔词虽然清空醇雅，但其意境与北宋词人已不可同日而语。至宋末吴文英、张炎等，只是在字句间下工夫，词之道便也因此息绝了。元明词沿宋末之绪，愈趋而下，自不足论。清代只有纳兰性德以天赋之才，勃然振兴，同时代的朱彝尊、陈维崧，后来的项鸿祚、蒋春霖都难以与其匹敌。乾嘉之后词人，同样是拘泥于文字，不讲究意境。所以在整个词史上，王国维认为只有李白、李煜、冯延巳数人堪当“意境两浑”之评，而欧阳修则是以意胜，秦观以境胜。则其对唐五代词的评价显然居于最高位置，北宋其次。这与其《人间词话》偏尊北宋之倾向其实是略有不同的。但其对词人的褒贬大体在《人间词话》中得以承传下来了。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维对词史的判断只是他个人依据意境说而做的取舍，其间不尽合理之处，所在多有，这里不拟作延伸分析了。

《甲稿序》对王国维词的分析是立足于“观物之微、托兴之深”的特点而进行的。《乙稿序》则大体将王国维词置于“意境两浑”的背景下来认知。虽然王国维将欧阳修、秦观分别列为古今词人中以意胜、以境胜的第一人，而王国维自己却是“意深于欧”、“境次于秦”，这其实是以“意境两浑”来自许的。在以“创意”为填词基本要义的王国维的语境中来看，这“意深于欧”一句，简直是要将自己居于词史顶峰的意思了；而“境次于秦”一句虽略有谦逊，但其中仍不无自负之意。序言列出了《甲稿》中的《浣溪沙》(天末同云)、《蝶恋花》(昨夜梦中)、《乙稿》中的《蝶恋花》(百尺朱楼)等阕，称之为“意境两忘，物我一体”，并直言可比肩纳兰性德。平心而论，这一评价是过高了。序言指出，王国维的词是天赋才华与致力意境的结合，这一结论倒是有道理的。可能是王国维词多小令的缘故，所以在序言最后，王国维特别提到自己的词在体裁上与五代北宋为近的事实，但其实体制的相近只是表象而已，在意境创造上自觉追随五代北宋词，才是王国维词的价值所在。所以王国维非常反对仅从体裁角度来肯定其与五代、北宋词人的相似，如果这种体裁的相似也值得称道的话，这与吴文英、张炎专事模拟，也就没有多少差别了。

应该说，《乙稿序》的价值主要在提出并阐释意境说的理论，在理论深度和体系性方面非《甲稿序》可及，清晰地反映出王国维词学观念渐趋成熟的轨迹。作为词集序言，直接针对《乙稿》的文字并不多，而在所列举的“意境两忘”的词作中，《甲稿》的数量更在《乙稿》之上，所以这篇《乙稿序》其实也涵盖了《甲稿》的内容，带有“总评”性质。这一点，也是需要提出的。

二九

长夏苦热，不耐深沉之思，偶得仁和吴昌绶伯宛所作《宋金元现存词目》^①，叹其蒐罗之勤，因思仿朱竹垞《经义考》之例^②，存佚并录，勒为一书。蒐录考订，月馀而成，聊用消夏，不足云著述也。

一、明人及国朝人词多散在别集，既鲜总汇之编，亦罕单行之本，一人见闻既惭狭隘，诸家著录亦一毫芒，故以元人为断。

一、诸家词集有刻本者著刻本，无刻本者著钞本。刻本有以词单行者著单行本，无者著全集本。亦有刻本罕见而著某氏钞本者，单行本不足而著全集本者，求其当也。

一、海内藏书家收藏词曲者昔不多觏，近惟钱唐丁氏^③、归安陆氏藏词最富^④。乃一岁之中，陆氏之书归日本岩崎氏^⑤，丁氏书亦为金陵图书馆所购。然近于厂肆又屡见丁氏之书，知金陵典守并未严密，此后又不知流落何所。所幸丁氏藏词除元三数家外，仁和吴氏皆有副本。陆氏藏词与丁氏别出者亦不多，吴氏亦间录之。欲迻录者，尚可问津耳。

一、竹坨《词综·序例》所举前人集中附词，如《林处士集》附词、刘子翠《屏山集》附词，皆仅三首。罗愿《鄂州小集》、顾瑛《玉山璞稿》附词仅一首。以不能成书，故不录。余鄙人所未见，不能定其多少者，仍著于篇，亦遇而废之，不若遇而存之之意也。

一、词人字里、官阀，其词无通行本者略注于下；有刻本者阙之，间有考证亦辄附入。

一、诸家词集或注“佚”，或注“未见”。然注“未见”者非无已佚，注“佚”者，亦或能发见，固不能定精密之界限也。

一、长夏畏热，终日简出，参考之书无多，商榷之益尤鲜，尚冀大雅君子匡其不逮，幸甚。

光绪戊申秋七月海宁王国维识

^①吴昌绶(1867-1924)，字伯宛，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吴昌绶专意搜罗宋以来名家词集，刊有《仁和吴氏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十七种，编纂有《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等。《宋金元现存词目》：即《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吴昌绶编纂，上海鸿文书局1907年印行。

^②《经义考》：朱彝尊著，汇考历代经籍著作，原名《经义存亡考》，分存、佚、阙、未见四门。

^③钱唐丁氏：即晚清钱塘(今浙江杭州)著名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家族，藏有大量珍贵书籍，藏书楼名“八千卷楼”。丁丙之子丁立中编有《八千卷楼书目》二十卷。

^④归安陆氏：即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号存斋，晚称潜园老人，归安(今属浙江省)人。藏书达十五万多卷。其藏书楼分为丽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丽宋楼”因其藏有二百余种宋版书而得名，故也以“丽宋楼”代称陆氏所有藏书。编有《丽宋楼藏书志》等。

^⑤陆氏之书归日本岩崎氏：指1907年陆心源皕宋楼、守先阁、十万卷楼藏书被日本静嘉堂秘密收购之事。静嘉堂位于东京都世田谷区冈本，系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1851-1908)、岩崎小弥太(1879-1945)父子1892年创建的私人文库，以庋藏丰富珍稀汉籍而著称于世。被傅增湘誉为“海东之天一、汲古也”。收购陆心源藏书是在静嘉堂的首任文库长重野安绎(1827-1910)安排下完成的。重野安绎为岩崎弥之助的受业恩师。

此为《词录·序例》全文。《词录》乃王国维在辑录《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之后，完成的一部词集目录著作。此书在王国维生前未曾付梓，王国维去世后，一直由罗振常及其家属珍藏，未为外界获知。诸种王国维的“全集”或“遗书”等，均未收录此书。直到2003年，始由徐德明整理，由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这本词学文献学著作，虽然王国维谦称“不足云著述”，但正如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附记中所说：“先生之治一学，必先有一步预备工夫。”这部词学文献学著作便属于王国维词学研究中的“预备工夫”，所以其地位应该受到重视。

按照序例所述，王国维是因为见到吴昌绶编著的《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一书，受到启发，同时参照朱彝尊《经义考》存佚并录的体例，以丰富吴昌绶原编。王国维借以丰富的资料来源主要来自于吴昌绶所录诸种词集副本，宋代词集多采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和《四印斋所刻词》本，也有少量来自于抄本等，唐五代词集则多以自己此前辑录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词集作为版本来源。而在版本选录上，一般先刻本后钞本，刻本中先单行本后全集本，当然也有例外。而在收录范围上，则以博收为务，“遇而存之”。故其求“全”求“当”之意也颇为明显。《词录》录别集三百一十四种，其中唐代三种，五代十八种，宋代二百二十九种，金代十一种，元代五十三种，另有“总集目附”三十种。数量超过吴昌绶《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所录一百九十七家的一半以上。《词录》以元人为断，亦限于闻见，同时与明清人词集多散在别集，单行本少，词集汇编也罕见有关。

三○

唐人诗词尚未分界，故《调笑》《三台》《忆江南》诸词皆入诗集，不独《竹枝》《柳枝》《浪淘沙》诸词本系七言绝句也。致光词之见于《尊前集》者仅《浣溪沙》二阕^①，然《香奁集》中之近似长短句者尚若干阕^②，余故写为一卷。《忆眠时》本沈约创调，隋炀帝继之，升庵视为词之滥觞，惟致光词少一韵耳。“春楼处子”三首，比《三台》多二韵，比冯延巳《寿山曲》少一韵。……《玉合》《金陵》二首皆致光创调，而《金陵》尤纯乎词格。兹于原题之下各加“子”字，以别之于诗。《木兰花》本系七古，然飞卿诗之《春晓曲》《草堂诗馀》已改为《木兰花》，固非自我作古也。

^①致光：即韩偓(842-923)，字致光，一字致尧，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著有《香奁集》等。

^②《香奁集》：韩偓诗集，一卷。王国维从中辑出十三首为《香奁词》。

此则是王国维为《词录》中《香奁词》所作的版本说明，当由其《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中《香奁词·跋》略加润色迻录过来。王国维主要分析唐代诗与词两种文体尚未分界的情况，同时以韩僵为例说明自己辑录这一时期词的主要标准。

韩偓的词为《尊前集》收录者仅二阕，而王国维辑录本《香奁词》则有十三首之多，原因是《香奁集》中“近似长短句”者有若干阕，故并为辑录。王国维这种略微宽泛的辑录原则，主要来源于唐代诗词文体尚未完全分界的事实。如《调笑》《三台》《忆江南》等，现在均视为词调，但在唐代都入个人诗集，王国维别出为词，是因为词体本身就是来源于诗体，如《浪淘沙》等都是唐诗中的七言绝句演变而来，有的更是在形式上完全是诗歌的体式，只是情味近词而已。温庭筠的《春晓曲》是收录于其诗集的题目，而《草堂诗馀》收录这一作品时即改名《木兰花》，即将七古诗体变为词调了。当然这种诗词文体的转换并非只是简单地变易题目，多一韵或少一韵的情况也时常出现，可见诗人对于诗体的“破体”观念，这种“破体”观念恰恰为词体产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这一时期的若干创调，则更堪称是一种颇为稳定的词体了。王国维列举了《玉合》《金陵》二调，即属韩僵创调，而且是“纯乎词格”。

三一

其《金浮图》一调长至九十四字^①，五代词除唐庄宗《歌头》外^②，以此为最长，然颇似康伯可、柳耆卿手笔也。

^①其：即尹鹗，生卒年不详，成都(今属四川省)人，王国维为辑有《尹参卿词》。《金浮图》：即尹鹗《金浮图》：“繁华地。王孙富贵。玳瑁筵开，下朝无事。压红茵，凤舞黄金翅。玉立纤腰，一片揭天歌吹。满目绮罗珠翠。和风淡荡，偷散沉檀气。堪判醉。韶光正媚。折尽牡丹，艳迷人意。金张许史应难比。贪恋欢娱，不觉金乌坠。还惜会难别易。金船更劝，勒住花骢辔。”

^②唐庄宗：即后唐庄宗李存勖(885-926)，小名亚子，唐代沙陀部人，晋王李克用之长子。《歌头》：即李存勖《歌头》：“赏芳春，暖风飘箔。莺啼绿树，轻烟笼晚阁。杏桃红，开繁萼。灵和殿，禁柳千行斜，金丝络。夏云多，奇峰如削。纨扇动微凉，轻绡薄。梅雨霁，火云烁。临水槛，永目逃烦暑，泛觥酌。露华浓，冷高梧，凋万叶。一霎晚风，蝉声新雨歇。惜惜此光阴，如流水，东篱菊残时，叹萧索。繁阴积，岁时暮，景难留，不觉朱颜失却。好容光，旦旦须呼宾友，西园长宵，燕云谣，歌皓齿，且行乐。”

此则是王国维为《词录》中《尹参卿词》所作的说明文字。主要追溯早期长调的基本情况，并对其风格特征略加评骘。词学史多有将长调起源归诸柳永者，但实际上在晚唐五代时期，即已经不乏长调之作，王国维举了后唐庄宗李存勖《歌头》(赏芳春)为例，其字数即多达一百三十六字，而尹鹗的《金浮图》(繁华地)也长达九十四字，都超出了明人以九十字以上为长调这一标准。其实类似的长调在《云谣集杂曲子》中也有其例，如《内家娇》一百零四字，《倾杯乐》一百一十字。这些都说明长调与小令几乎同时产生的事实，只是在早期创作中，长调数量较少而已。王国维认为尹鹗《金浮图》与李存勖《歌头》二词，其内容都不外乎岁时变化和歌舞之乐，其俗艳风格与柳永、康与之为近。但是否疑其为伪作，王国维并未明言。张璋、黄畲所编《全唐五代词》则明确揭出疑问，证据似乎不足。

三二

《乐府纪闻》谓其国亡不仕^①，词多感慨之音，盖指《临江仙》一调言之^②。然此词载《花间集》，《花间集》选于后蜀广政三年，此时去后蜀之亡尚二十年。若云伤前蜀，则虔扆固仕于昶^③。《纪闻》之言实无所据。

^①《乐府纪闻》：是清人编纂的一部有关唐宋金元明人轶事、词作本事的辑录杂纂，其所录史料或据一书节录删改，或从诸书杂凑成篇，时有讹误。大约编定于康熙十八年(1679)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之间，编纂者不详。其书被广泛征引于《古今词话》《历代诗馀》《词林纪事》《词苑萃编》等书中，而原书则失传。其：即鹿虔扆，生卒年不详，仕于后蜀，与欧阳炯等以小词供奉后主，存词六首，王国维据以辑为《鹿太保词》。

^②《临江仙》：即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

^③昶：即孟昶(919-965)，五代时后蜀国君。公元934-965年在位。

此则是王国维为《词录》中《鹿太保词》所作的考订文字，大意在考证《临江仙》一词之主题。《乐府纪闻》称鹿虔扆致词多表达亡国不仕后的感慨之音，王国维认为这一评论所针对的当是其《临江仙》一词，因为其词下阕确实有“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之句，“暗伤亡国”的主题乃是清晰说明在词中的。但此词既已收录在《花间集》中，《花间集》的编定在后蜀亡国前二十年，鹿虔扆何以能预有亡国之思？若是追怀前蜀，则鹿虔扆本人又曾经在后蜀任职，似乎也有矛盾。所以王国维对《乐府纪闻》的说法深致怀疑。但鹿虔扆既是以小词供奉朝廷，则其所作当不止《花间集》所收录之六阕。若是在后蜀灭亡后作词追怀，也是有可能的。王国维将《乐府纪闻》之评限定在《临江仙》一调，也属预设主题。

三三

陈直斋谓：“世传伯可词鄙亵之甚，此集颇多佳语。”^①黄叔肠亦云：“书市刊本皆假托其名，今得官本……篇篇精妙。”^②是宋时康伯可词已有数本。余从古入选本中辑为一卷。其词实学耆卿而失者也。

^①“世传”二句：出自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世所传康伯可词鄙亵之甚，此集颇多佳语。”王国维引文漏“所”、“康”二字。

^②“书市”三句：出自南宋黄升《花庵词选》：“书市刊本皆假托其名。今得官本，乃其婿赵善贡及其友陶安世所校定，篇篇精妙。”王国维引文漏“乃其”一句。

此则是王国维为《词录》中康与之《顺庵乐府》所作的评说文字，旨在说明康与之词的版本情况及基本风格。陈振孙和黄升都提到康与之的词存在书市刊本与官本的不同情况：坊间传本多鄙亵之词，而官本则篇篇精妙。出现这种两本不同的情况，原因当然会比较复杂，但很可能与官本作了较多的删减有关。王国维似乎对书市刊本颇为认同，其称康与之学柳永词而多得其“失”，即意在批评其鄙亵之甚的词风。康与之以文词待诏金马门，《花庵词选》说：“凡中兴粉饰治具，及慈宁归养，两宫欢集，必假伯可之歌咏，故应制之词为多。”这种粉饰太平的应制之作，也是王国维极力反对的。王国维将康与之置于柳永之下，这与其《人间词话》强调真景物、真感情的境界说也是有着一定的联系的。

三四

黄升《书阮阅(眼儿媚)词后》曰：“闳休小词唯有此篇见于世^①，英妙杰特，所谓百不为多，一不为少。”以今观之，殊不然也。

^①闳休：即阮阅，生卒年不详，“阅”一作“闳”，原名美成，字闳休，自号散翁、松菊道人，舒城(今属安徽省)人，著有《阮户部词》、《诗话总龟》等。此篇：即阮阅《眼儿媚》：“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栏干。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绮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盈秋水，淡淡春山。”

此则是王国维为《词录》中阮阅《阮户部词》所作的评说文字。王国维引用黄升《书阮阅(眼儿媚)词后》之语略表疑义。阮阅在宋代颇有词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七称其“能为长短句，见称于世”。但似乎流传很少，所以黄升才有“闳休小词唯有此篇见于世”的说法。黄升又评价其《眼儿媚》(楼上黄昏杏花寒)一词“英妙杰特”，大约是以卓然本色视之的。王国维“殊不然”的感慨应该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认为阮阅词的数量非止一篇，今存即有六首；其二是对黄升的评价似乎也不完全认同，《眼儿媚》固然本色，写闺思而语淡情深，但也难当“英妙杰特”之评的，毕竟就王国维特别重视的“创意”而言，是流于平常了。

三五

《端正好》第一首^①，亦巢括同叔《凤栖梧》^②。寿域殆长于音律^③，故改谱他人词。即其自制，亦与他人音节不同，或以此也。

^①《端正好》第一首：即北宋词人杜寿域《端正好》：“槛菊愁烟沾秋露。天微冷，双燕辞去。月明空照别离苦。透素光，穿朱户。夜来西风凋寒树。凭栏望，迢迢长路。花笺写就此情绪。特寄传，知何处。”

^②同叔《凤栖梧》：即北宋词人晏殊《蝶恋花》，参见42页注释^②。

^③寿域：即北宋词人杜寿域，字安世，京兆(今陕西西安)人，著有《杜寿域词》等。

此为王国维《寿域词·跋》节录文字，主要以北宋杜寿域《端正好》为例，说明“隐括”这一创作方式问题。王国维批校之《寿域词》原本现存日本东洋文库。所谓“隐括”，原是指矫正竹木邪曲的工具，揉曲叫“隐”，正方称“括”。后来引申为对此前的相关作品进行剪裁、改写，一般以不易其意为前提。刘勰《文心雕龙·熔裁》云：“蹊要所司，职在镕裁，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其“隐括”云云也是侧重在对“情理”的涵盖的。

宋代隐括词数量颇多，尤其是苏轼、黄庭坚等，不仅隐括前人诗文，也隐括前人之词。隐括的目的虽然也有借镜古人的成分，但主要是为了适应新的文体格式，而其中声律的要求起了重要的作用。苏轼在巢括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成的《哨遍》一词的小序中说：“陶渊明赋《归去来》，其有词而无其声。余既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隳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则“使就声律”往往是隐括词的目的所在。王国维举出杜寿域《端正好》隐括晏殊《凤栖梧》之例，指出杜寿域能隐括晏殊之词而别成他调，正是其长于音律的表现。而称其自制与他人不同，大概是针对其创调--自度曲而言的。但正如清代李佳《左庵词话》所说，像这种蘖括之作，确实“非有大力量不能”。将晏殊原作与杜寿域所隐括之词相对照，其高下便可立见。《四库全书总目》称杜寿域词“往往失之浅俗，字句尤多凑泊”，移之以评杜寿域此词，也应该是切合的。

三六

《满路花·风情》^①，无限风情，令人玩索。

^①《满路花·风情》：即周邦彦《满路花·风情》：“帘烘泪雨干，酒压愁城破。冰壶防饮渴，培残火。朱消粉褪，绝胜新梳裹。不是寒宵短，日上三竿，殢人犹要同卧。如今多病，寂寞章台左。黄昏风弄雪，门深锁。兰房密爱，万种思量过。也须知有我。著甚情怀，你但忘了人呵。”按，《清真集》题作“思情”或“冬景”。

此则是王国维在所藏《草堂诗馀》上的眉批，由陈鸿祥录出。陈鸿祥在标题上列《满路花·风情》的作者是朱希真，但在注释中则说明朱希真《樵歌》中并无此词，而周邦彦《片玉词》则收录此词，因据以径改。此词以女子口吻写今昔之感，该女子或是青楼出身，但姿色非凡，即使褪去胭脂和铅粉，也一样“绝胜新梳裹”。她似乎有过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所以有“兰房密爱，万种思量过”、“日上三竿，殢人犹要同卧”等种种回忆。而现在是“如今多病，寂寞章台左”，只有一人在黄昏风雪之时被深锁门院。但此女子的情感也有一个从开始的泪雨滂沱到最后的淡然开解的过程，所以结以“著甚情怀，你但忘了人呵”，将自己被冷落的感情以一种调侃的口吻消解掉。但实际上，既然是如此追想往日的密爱，则这种貌似轻闲之语，内蕴的仍是肺腑之痛。大概因为词中描写兰房密爱，有风情旖旎之致，故王国维有“无限风情”之叹；而在今昔之中又寄寓了女子隐痛，所以起“令人玩索”之心。

三七

朱竹垞《蝶恋花·重游晋祠题壁》^①，其“天涯芳草”二句，自南宋后即不多见，无论近人。

^①朱竹垞《蝶恋花·重游晋祠题壁》：“十里浮岚山近远。小雨初收，最喜春沙软。又是天涯芳草遍。年年汾水看归雁。系马青松犹在眼。胜地重来，暗记韶华变。依旧纷纷凉月满。照人独上溪桥畔。”朱竹垞，即朱彝尊。

此是王国维在旧藏谭献《箧中词》上的批语，罗振常曾将其录出收集在其编辑的《观堂诗词汇编》中，陈鸿祥又据以发表在其《人间词话注评》中。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奉姜夔、张炎为正鹄，并以此导引一代词风。王国维素恶张炎，对姜夔词也多不满，故其《人间词话》对朱彝尊明贬暗讽之处甚多。但对朱彝尊的这首《蝶恋花·重游晋祠题壁》却颇致青睐，以此也可见王国维辩证分析的眼光。

晋祠位于太原市西南的悬瓮山下，此山也是晋水发源处。晋祠始建于北魏，初名唐叔虞祠，是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姬虞而建。姬虞封于唐，故称唐叔虞。后姬虞子燮继承父位，因晋水通贯全境，故将国号“唐”改为“晋”。唐叔虞祠也因此改名为“晋王祠”，简称“晋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描写唐叔虞祠“际山枕水”，唐代诗人李白也有“晋祠流水如碧玉”、“微波龙鳞莎草绿”诗句，形容晋祠的风景之胜。朱彝尊此词上阕写晋祠的山水胜景，与郦道元、李白所述堪称契合。歇拍“天涯”二句，前句虽由苏轼“天涯何处无芳草”句化出，但自具境界，写出了重游晋祠之时即见之景，真切而自然；而“年年汾水看归雁”，则由朱彝尊个人的“又是”之感上升为恒久之叹，境界也由此得以提升。王国维说这两句南宋后即不多见，当是因为这两句即景抒情，有伫兴而成之感，且“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深得融化不涩之妙。而认为近人难以匹敌，也是因为近人虽瓣香姜夔、张炎之词，但才情不足以自成境界。下阕则写重游后年华偷换的孤独之感，结句尤具晏殊词含思言外之致。在朱彝尊的词中，这首《蝶恋花》确实写景自然不隔，且含思深远，允称佳作。

三八

项莲生词，在国朝自非皋文、止庵辈所能及，然尚不如容若、竹垞，况鹿潭以下耶！

此则情形同前，也是王国维在《箧中词》上的批语，先由罗振常录出辑入其《观堂诗词汇编》中，陈鸿祥《人间词话注评》复迻录发表。此则当是王国维撰写《人间词话》手稿第六一则时的初稿。手稿第六一则云：“谭复堂《箧中词选》谓：蒋鹿潭《水云楼词》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间分鼎三足。然《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唯存气格。《忆云词》亦精实有余，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然视皋文、止庵辈，则倜乎远矣。”两则对勘，可以见出王国维观点的细化和调整。就“细化”而言，此则直言清代词人地位高下，只是将项鸿祚置于纳兰性德、朱彝尊与张惠言、周济之间，而蒋春霖似乎连项鸿祚也比不上，至其所以如此高下的原因，则不遑说明。《人间词话》手稿第六十一则则细化为根据其小令与长调的不同特征或整体风格来比较高下。就“调整”而言，此则将朱彝尊与纳兰性德并列，而在《人间词话》手稿中则将朱彝尊的名字刊落，主要在项鸿祚、蒋春霖、纳兰性德三人之间评说，显然是对于初稿并列纳兰性德与朱彝尊的一种否定，同时对蒋春霖词的评价也有了提高。此则主要是针对谭献在《箧中词》中对蒋春霖、项鸿祚词的过高评价而发，立说背景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