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病疽将死，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寝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横，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寝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此所谓损之而益也。何谓益之而损？昔晋历公南伐楚，东伐齐，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无所绻，威服四方而无所诎，遂合诸侯于嘉陵，气充志骄，淫侈无度， 暴虐万民。内无辅拂之臣，外无诸侯之助。戮杀大臣，亲近导谈。明年，出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战胜攻取，地广而名尊，此天下之所愿也。然而终于身死国亡。此所谓益之而损者也。夫孙叔敖之请有寝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夺也。晋厉公之合诸侯于嘉陵，所以身死于匠骊氏也。
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张武教智伯夺韩、魏之地而擒于晋阳，牢叔时教庄王封陈氏之后而霸天下。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阳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得者有重赏，失者有重罪。围三匝，而阳虎将举剑而伯颐。门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穷 我将出子。”阳虎因赴围而逐，扬剑提戈而走。门者出之，顾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被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与子反也，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伤我。宜矣其有此难也！”鲁君闻阳虎失，大怒。问所出之门，使有司拘之，以为伤者受大赏，而不伤者被重罪。此所谓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谓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与晋人战于鄢陵，战酣，恭王伤而休，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阳谷奉酒而进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绝于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司马，子反，辞以心痛。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而闻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率吾众也。不谷无与复战矣！”于是罢师而去之，斩司马子反为僇。故竖阳谷之进酒也，非欲祸子反也，诚爱而欲快之也，而适足以杀之。此所谓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湿而强之食，病喝而饮之寒，此众人之所以为养也，而良医之所以为病也。悦于目，悦于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圣人先忤而后合，众人先合而后忤。
有功者，人臣之所务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见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则有功者离恩义，有罪者不敢失亡心也。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子执在城中，城中悬其子以示乐羊，乐羊曰：“君臣之义，不得以子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鼎羹与其首，乐羊循而位之，曰：“是吾子。”已，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归报，中山曰：“是伏约死节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为魏文侯大开地，有功。自此之后，日以不信。此所谓有功而见疑者也。何谓有罪而益信？孟孙猎而得魔，使秦西巴持归烹之，母随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纵而予之。孟孙归，求魔安在，秦西巴对曰：“其母随而啼，臣诚弗忍，窃纵而予之。”孟 孙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为子博。左右曰：“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一魔而不忍，又何况于人乎！”此谓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趋舍不可不审也，此公孙鞅之所以抵罪于秦，而不得人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无所践者，不义之故也。
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于魏宣子，宣子弗欲与之。任登曰：“智伯之强，威行于天下。求地而弗与，是为诸侯先受祸也。不若与之。”宣子曰：“求地不已，为之奈何？”任登曰：“与之，使喜，必将复求地于诸侯，诸侯必植耳。与天下同心而图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于韩康子，韩康子不敢不予，诸侯皆恐。又求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于是智伯乃从韩、魏围襄子于晋阳。三国通谋，禽智伯而三分其国。此所谓夺人而反为人所夺者也。何谓与之而反取之？晋献公欲假道于虞 以伐虢，遗虞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虞公惑于壁与马，而欲与之道。宫之奇谏曰：“不可！夫虞之与虢，若车之有轮，轮依于车，车亦依轮。虞之与虢，相恃而势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虞公弗听，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还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谓与之而反取者也。
圣王布德施惠，非求其报于百姓也；郊望禘尝，非求福于鬼神也。山致其高而云起焉，水致其深而蚊龙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禄归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姓不亲，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辨，长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垦草，粪土种谷，令百姓家给人足。故三后之后，无不王者，有阴德也。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世，其后继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秦王赵政兼 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灭，商鞅支解，李斯车裂，三代种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故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无故而黑牛生白犊，以问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飨鬼神。”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牛又复生白犊，其父又复使其子以问先生。其子曰：“前听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复问之，奈何？”其父曰：“圣人之言，先忤而后合，其事未究，固试往复间之。”其子又复问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复以飨鬼神。”归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围其城。当此之时，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壮者死，老病童儿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诸城守者皆屠之。此独以父子盲之故，得无乘城。军罢围解，则父子俱视。夫祸福之转而相生，其变难见也。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速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力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遵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或直于辞而不害于事者，或亏于耳以忤于心而合于实者。高阳魋将为室，问匠人。匠人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上，必将挠。以生材任重涂，今虽成，后必败。”高阳魋曰：“不然。夫木枯则益劲，涂干则益轻。以劲材任轻涂，今虽恶，后必善。”匠人穷于辞，无以对，受令而为室。其始成，狗然善也，而后果败。此所谓直于辞而不可用者也。何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合于实？靖郭君将城薛，宾客多止之，弗听。靖郭君谓渴者曰：“无为宾通言。”齐人有请见者曰：“臣请道三言而已。过三言，请烹。”靖郭君闻而见之，宾趋而进，再拜而兴，因称曰：“海大鱼。”则“反走。靖郭君止之曰：“愿闻其说。”宾曰：“臣不敢以死为熙。”靖郭君曰：“先生不远道而至此，为寡人称之！”宾曰：“海大鱼，网弗能止也，钓弗能牵也。荡而失水，则蝼蚁皆得志焉。今夫齐，君之渊也。君失齐，则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得事实者也。夫以“无城薛”止城薛，其于以行说，乃不若“海大鱼”。
故物或远之而近，或近之而远；或说听计当而身疏，或言不用、计不行而益亲。何以明之？三国伐齐，围平陆。括子以报于牛子曰：“三国之地不接于我，逾邻国而围平陆，利不足贪也。然则求名于我也，请以齐侯往。”牛子以为善。括子出，无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无害子。无害子曰：“异乎臣之所闻。”牛子曰：“国危而不安，患结而不解，何谓贵智！”无害子曰：“臣闻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闻杀身破家以存其国者，不闻出其君以为封疆者。”牛子不听无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计，三国之兵罢，而平陆之地存。自此之后，括子日以疏，无害子日以进。故谋患而患解，图国而国存，括子之智得矣。无害子之虑无中于策，谋无益于国，然而心调于君，有义行也。今人待冠而饰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于人也，寒不能暖，风不能障，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托者然也。 夫咎犯战胜城濮，而雍季无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赏而咎犯后存者，其言有贵者也。故义者，天下之所赏也。百言百当，不如择趋而审行也。
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何以明之？昔晋文公将与楚战城濮，问于咎犯曰：“为奈何？”咎犯曰：“仁义之事，君子不厌忠信，战陈之事，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辞咎犯，问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猎，愈多得兽，后必无兽，以诈伪遇人，虽愈利，后无复。君其正之而已矣。”于是不听雍季之计，而用咎犯之谋，与楚人战，大破之。还归赏有功者，先雍季而后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行赏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吾岂可以先一时之权，而后万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韩、魏二国伐赵，围晋阳，决晋水而灌之。城下缘木而处，悬釜而炊。襄子谓张孟谈曰：“城中力已尽，粮食匾乏，大夫病，为之奈何？”张孟谈曰：“亡不能存，危 不能安，无为贵智士。臣请试潜行，见韩、魏之君而约之。”乃见韩、魏之君，说之曰：“臣闻之：唇亡而齿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赵，赵将亡矣。赵亡，则君为之次矣。及今而不图之，祸将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为人也，粗中而少亲。我谋而泄，事必败。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图之！”二君乃与张孟谈阴谋与之期。张孟谈乃报襄子。至其日之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决水灌智伯。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杀其身而三分其国。襄子乃赏有功者，而高赫为赏首。群臣请曰：“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而赫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也，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礼，吾是以先之。”由此观之，义者，人之大本也。虽有战胜存亡之功，不如行义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赏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门豹治邺，虞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官无计会，人数言其过于文侯，文侯身行其县，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磺任子治邺而大乱。子能道则可；不能，将加诛于子。”西门豹曰：“臣闻：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国富库。今王欲为霸王者也，臣故蓄积于民。君以为不然，臣请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于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负辇粟而至。文侯曰：“罢之！”西门豹曰：“与民约信，非一日之积也，一举而欺之，后不可复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请北击之，以复侵地。”遂举兵击燕，复地而后反。此有罪而可赏者也。解扁为东封，上计而入三倍，有司请赏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广也，人民非益众也，入何以三倍？”对曰：“以冬伐木而积之，于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冬间无事，以代林而积之，负轭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虽有 三倍之入，将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
贤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馈闻伦曰：“鼓之啬夫，闻伦知之。请无罢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为弗使？”穆伯曰：“闻伦为人，佞而不仁。若使闻伦下之，吾可以勿赏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武舍仁而后佞，虽得鼓，将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广地也。得地不取者，见其本而知其末也。
清静恬愉是人的本性；仪表规矩是处事的原则。知道人的本性，那么人自身的修养就不会悖谬；懂得处事的原则，那么人自身的行为就不会乱套。从一端出发，能散逸得无穷无尽，周游八极后又回归到它的中枢，这就叫“心”。看到事物的本原就能推知事物的未来，看到事物的指向就能预见事物的归宿，掌握要点能应对繁多，把握纲要能治理详繁，这种本领叫“术”。静居时知道在做什么、行动时知道该去哪里、办事时知道所依原则、举动时知道来历缘由，达到这种境界的叫“道”。“道”，置搁前头它不会低伏，放在后面它不会翘起，纳入窄处它不显壅塞，散布天下它不留空隙。所以使别人推崇赞誉自己，这是“心”的功力；使人家轻视诽谤自己，这是“心”的罪过。话是从你口中说出的，别人无法阻止你；行为发生在你身上，远处的人无法禁止你。事情难以成功却容易失败，名声难以树立却容易毁坏。千里长堤，因为蝼蚁的洞穴渗水而决溃，百丈高楼，因为烟囱的裂缝冒出烟火而焚毁。《尧戒》上说：“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天谨慎。人不会被大山绊倒，而往往被小土堆绊倒。”所以，人们都往往轻视小事忽略小害，以致酿成大祸后才为之后悔。灾祸降临后再犯愁，这就好比到了病危后才去求良医，这时即使有扁鹊、俞跗这样的名医也难以治好病人的病。灾祸的降临是自己招引的；幸福的到来是自己促成的。这祸福同出一门，利害相近为邻，不是圣明的人是难以区分这其中的奥妙的。大凡人们要做某件事，都要先用他的智慧思考揣度一番，然后才根据思考的结论定下计划谋略，实践下来的结果，有人得利有人受害，这就是智者和蠢人的差别所在。但是那些自以为明白存亡之关键、祸福之由来的聪明人，在办事处事中还是陷入危难境地，这样的事例还真的数不胜数。假若大家能预先知道自己的主张正确，且行得通，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不通的道路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此可见，智虑思考是祸福的根由，行动举措是利害的关键。百事的变化、国家的治乱，都有待正确的思想和行动来完成。所以对此不可不审慎。
天下有三种危险：缺少德行而尊宠却多，这是第一种危险；才能低下而地位尊贵，这是第二种危险；没有大的功劳却有丰厚的俸禄，这是第三种危险。所以事物有时候是损减它，结果却是补益它，有时候是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以前楚庄王在河雍之间的邲地战胜了晋国，凯旋归来后庄王要封赏孙叔敖，孙叔敖辞谢而不接受。后来当孙叔敖患痈疽快要死时，他对儿子说：“我如果死了，楚王一定会封赏你的，一定要推辞肥沃富饶的地方，只接受沙石之地。在楚、荆之间有个叫寑丘的地方，那儿土地贫瘠，所以地名也难听。当地的荆人和越人都信奉鬼神、讲究迷信，所以没人喜欢那里。”不久，孙叔敖去世了，楚庄王果然将肥沃富饶的领地封赏给孙叔敖的儿子，孙叔敖儿子谢绝了，而要求赏封寑丘之地。按楚国的法规，功臣的封禄传到第二代就要收回封禄，唯独孙叔敖一家保存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说的损减它，结果却是补益它。那么，什么叫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从前晋厉公南伐楚国、东伐齐国、西伐秦国、北伐燕国，部队纵横天下，威震四方，没有阻碍也没有挫折。于是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气横志骄、淫侈无度、残害百姓。国内无辅佐规谏的大臣，国外没有诸侯的援助。同时又杀戮忠臣，亲近小人。在会合诸侯的第二年，厉公出游宠臣匠骊氏的领地时，被栾书、中行偃劫持，囚禁起来；这时诸侯中没有一个来搭救他，百姓中也没有一个同情他，囚禁三个月后就一命呜呼了。每战必胜，每攻必克，然后扩展土地，提高威望，这是每个天下人都希望得到的利益。但晋厉公却因为这些而落得个身死国亡。这就是我们说的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孙叔敖叮嘱儿子要求封赏寑丘之地，因为寑丘之地贫瘠，所以能代代相传；晋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以想称霸天下，结果死在匠骊氏的领地。
一般性的人都只知道利就是利，弊就是弊，而只有圣人懂得弊可以转化为利，利可以转化为弊。两次结果实的树木，它的根必定受损伤；盗人家墓的人也必定有祸殃，这说的就是贪大利反而造成大害的事。张武唆使智伯夺取韩、魏两家的土地，结果反而使智伯在晋阳城被擒获；申叔时劝告楚庄王封立陈国的后代，结果使楚庄王称霸天下。孔子读《易经》，读到《损》卦和《益》卦时，未尝不喟然叹息道：“懂得益和损之间的关系的，应该是行王道的君王的事吧？”事情有时候想对它有利但却恰恰足以害了它，有时候想害它但却又恰恰对它有利。利和害向相反方面的转化，祸与福的缘由是不能不明察的呀！阳虎在鲁国作乱，鲁国君命令手下人关闭城门搜捕阳虎，宣布凡抓获阳虎者有重赏，放走阳虎者要处罚。追捕者将阳虎层层包围起来，阳虎只得举剑准备自刎，这时有位守门人劝阻他说：“天下大得很，可以逃生，何以自杀？我将放你出城去。”于是阳虎得以冲出重围，在后面的追兵紧追不舍的情况下，阳虎挥舞宝剑提着戈奔跑冲杀。那位守门人乘混乱之机放阳虎出了城门。阳虎出了城以后又折返回来，抓住那位守门人，举戈刺他，戈刺破袖子伤及腋部。这时守门人抱怨说：“我本来就和你非亲非友，为了救你我冒着被处死罪的风险，可你反而刺伤我。真是活该啊，会碰上这样的灾难。”鲁国国君听说阳虎逃出城，大怒，查问阳虎是从哪座城门逃脱的，并派主管官员拘捕有嫌疑的守门人。鲁国国君认定凡受伤的守门人是阻拦阳虎的，要重赏；而没有受伤的守门人可能是故意放走阳虎的，要重罚。而在受伤领赏的守门人中，放走阳虎的那位守门人也在其中，这真可说伤害他反而使他得利。那么，什么是想对人有利却反而害了他呢？楚恭王和晋国军队在鄢陵会战。战斗正紧张激烈之间，恭王受伤使战斗不得不停止。楚军中的司马子反口渴难忍而寻找饮料。这时侍从阳谷捧着酒献给子反。子反这人喜欢饮酒，见酒就乐不可支。子反接过阳谷递上的酒就喝个不停，没多久就喝得酩酊大醉，躺在帐篷里。恭王打算再与晋军开战，便派人去叫子反，子反谎称心痛病发作不受召令。恭王于是驾车亲往探望，一进军中帐篷便闻到一股酒气。这下恭王大怒，说：“今天这场恶战，我为了取胜而亲临战场，受了重伤，现在指望能派上司马子反的用场，可他却成了这副样子。他实在是心中没有国家社稷的地位，又不体恤我军士兵。我没法再与晋军打下去了。”于是下令收兵撤退，并以耽误战事的罪名杀子反示众。这侍从阳谷献上酒，并不是想要害子反，实在是爱护子反，想让子反快乐，但想不到恰恰是害了子反。这就是想对人有利结果却反而害了他。一定要患温热病的人进食，让中暑者喝冷水，这是一般人用来调治病人的方法，但良医却认为这样是加重病情。追求赏心悦目，这是蠢货、笨蛋所热衷于的事，但有“道”的聪明人却对此躲得远远的。所以圣明的人是先遭逆境而后顺遂；而一般性的人是先称心如意而后陷入困境。
建功立业是每个做臣子的人所追求的目标；犯罪受罚又是每个做臣子的人所要避免的后果。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即有了功劳却引起别人的猜疑，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为了追逐功名，有时人就不顾情义了；而犯了罪过的人却不敢再失去仁慈之心了。所以会出现上述的现象。魏国将领乐羊率部队攻打中山国。他的儿子被中山人抓起来扣押在城内。中山人将他的儿子绑着吊在城头上给乐羊看。乐羊看了后说：“为了君臣的情义，效忠君王，尽我做臣的职责，我不能为了儿子而有私情。”于是他所指挥的部队攻城越发猛烈。中山城里的人就将他的儿子烹煮了，还派人送给乐羊一鼎肉羹和他儿子的头颅。乐羊抚摸着头颅，哭泣着说：“这是我的儿啊！”说完向使者跪下，喝下一杯肉羹。使者回去报告：“乐羊是个不惜为节义献身的人，对他真的没有办法。”于是中山国只得向魏国投降。乐羊在这次战争中为魏文侯开拓了大片的土地，并因此立了大功。但谁知道，从此以后，魏文侯一天天地不信任乐羊。这就是有了功劳却反而引起别人的猜疑。那么，什么叫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呢？孟孙打猎，得到了一头小鹿，于是让手下人秦西巴拿回家去烹煮。母鹿紧随着秦西巴哀啼不止，秦西巴不忍心伤害幼鹿，于是就放掉幼鹿还给母鹿。孟孙回到家后追问幼鹿的去向，秦西巴只得回答：“这幼鹿的母亲在我身后不停地哀啼，我实在不忍心，于是自作主张放掉了幼鹿还给母鹿。”孟孙听后大怒，一气之下就赶走了秦西巴。过了一年，孟孙又将秦西巴召回来担任他儿子的老师。孟孙身边的人就问：“秦西巴得罪过你，为什么现在又用他来做你儿子的老师？”孟孙回答说：“连一头幼鹿都不忍心加以伤害，更何况对人呢？”这就是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所以人的取舍进退不可不谨慎，取舍不谨慎，正是公孙鞅在秦国获罪而又不能进入魏国避难的原因。公孙鞅的功劳不能算不大，可他就是无立足之地，寸步难行，这是由于他不义的缘故。
有些事情还表现为：要夺取人家的反而被人家夺走，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智伯向魏宣子索取土地，魏宣子不想给。这时任登说话了：“智伯现在正强盛着，他的威势遍及天下，他开口要土地，如果不给，这无异是替其他诸侯先承担灾难，不如给他算了。”魏宣子接着说：“如果智伯没完没了地向我们索取土地，那又该如何是好？”任登说：“咱们魏家先给他一点土地，让智伯尝到一点甜头后，他会如法炮制继续向别的诸侯要土地的，诸侯们也只得竖起耳朵听从，但内心一定会产生怨恨的。到时我们就可和各诸侯同心协力来对付智伯了。这样一来，我们从中可获得的好处就不仅仅是我们丧失的那点东西了。”魏宣子听从了任登的话，割让了一些土地给智伯。智伯尝到甜头后果然向韩康子索要土地，韩康子不敢不给，诸侯们此时是一片恐慌。随后，智伯又向赵襄子索要土地，赵襄子回绝了他。于是智伯就胁迫韩、魏两家攻打赵襄子，并将赵襄子围困在晋阳城中。但此时的赵、韩、魏三家已暗中联络、合谋，共同行动，在晋阳打败了智伯的军队，还擒获智伯，并将智伯把持的晋国一分为三。这就是本想夺取人家的反而被人家夺走。那么，什么叫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呢？晋献公想向虞国借道去征伐虢国，于是就赠送给虞国君垂棘宝璧和屈产良马。虞国君看到这些宝璧和良马，心里有点动，想借道给晋献公。这时宫之奇就劝谏了：“这可使不得！我们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就像车轮和辅木的关系一样，辅木紧挨在车轮外侧，而车轮就依赖着辅木的保护。虞国和虢国现在正形成一种互相依赖的态势。假若借道给晋国，那么虢国早上亡国，当天晚上我们的虞国也随之灭亡。”这虞国君不听宫之奇的规劝，还是将道路借给了晋军。荀息率军灭了虢国。部队随即在回师的途中，又拿下了虞国。这就是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
圣王布施恩德给天下民众，并不是企望从民众那里得到报答；举行祭天地、日月山川和祖宗的仪式，并不是谋求鬼神能赐福。山达到一定高度，就自然会兴起云雨；河水深到一定程度，也自然会有蛟龙出现；君子修行达到一定道德境界，也必然会有福禄归属他们。那些暗中积德的人，必定会得到公开的好报；那些暗中施惠者，也必定会得到显耀的声望。古时候沟渠堤防失修，洪水成了人民的灾害，于是夏禹凿通龙门，开辟伊阙，平息洪水，整治土地，使百姓能在陆地上生活安居。百姓间不亲近、五种人伦关系不清顺，于是契就教育百姓知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尊卑等次和相关礼节。田地荒芜，民众缺衣少粮，于是后稷就指导百姓民众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播种粮食，让百姓民众家家丰衣足食。所以这三位君王的后代无不成为帝王，这就是因为他们平时积阴德的缘故。周王室衰微，礼义废弃，孔子就用三代的道德教育世人，孔氏家族继嗣至今不绝，这就是孔子平时德行高的缘故。秦始皇赵(嬴)政用暴力兼并天下并很快灭亡，智伯侵占韩、魏、赵三家土地但最终反被消灭，商鞅实行苛政而遭肢解，李斯谋害忠良而遭车裂。夏、商、周三代君王施行道德而称王天下，齐桓公帮助弱国生存下去而成为霸主。种黍的不会收获稷，埋下怨恨的不会得到恩德的报答。从前宋国有一户好行善的人家，世代坚持不懈行善做好事。有一年，家里养的一头黑母牛产下一只纯白的牛犊，于是家里人就将这件怪事去请教术数先生。术数先生说：“这是吉祥的征兆，用这纯白牛犊去祭祀鬼神吧。”又过了一年，这家的父亲无缘无故眼睛失明了。以后这母牛又产下一头纯白牛犊，于是父亲又让儿子去请教术数先生。儿子问道：“先前听了术数先生的话，父亲您的眼睛失明了，现在还去问他为什么？”父亲说了：“圣人的话常常是先好像不对，但以后会应验吻合的，而且这件事还没完，你就去试着问问吧！”儿子又去问术数先生这怪事。术数先生回答说：“这也同样是吉祥的征兆，还是用这纯白牛犊去祭祀鬼神吧！”儿子回家后将术数先生的话如实报告了父亲，父亲说：“那就按照先生的话去做吧！”又过一年，儿子的眼睛也无缘无故地失明了。后来楚国攻打宋国，包围了这户人家所居住的城邑。这时候，城里能充饥的东西都吃光了，人们只能交换孩子吃，并将枯骨劈开当柴烧。壮年人也全都战死，这样老人、病人、儿童上城楼防守，顽强抵御，使楚军迟迟攻克不下。这时楚王大怒，在城被攻破之后，将凡上城楼防守的人全部杀死。唯独这户人家因父子均失明而没上城楼防守，得以保全性命。当楚军撤走以后，父子两人的眼睛又复明了。这正是祸福互相转化互相促成，其中的变化难以明了。
在靠近边塞的居民中，有一位精通术数的人，一次他家养的马无缘无故跑到胡人那里，邻居家的人都为此事来安慰他。他说：“这事难道就不能变成好事吗？”过了一段时间，跑走的马领着一群马回来了。邻居家的人又都来贺庆。他说：“这事难道就不可能变为坏事吗？”果然，因家有不少胡人养的好马，他儿子骑马玩时将大腿骨给摔断了。这样邻居又来安慰他。他又说：“怎么知道这事不会变成好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进攻边塞，青壮年男子都拿起武器参战，结果边塞附近的居民死去十分之九，唯独这户人家因儿子跛脚，父子性命都保住了。所以说福可变为祸，祸可变为福，这其中的变化难以捉摸，深不可测。
有时辞语顺当却不切合实事，有时言辞难听不合心意但却切合实际。宋国人高阳魋准备建造房子，他采伐了木材等建房材料后去征求匠人的意见。匠人对他说：“现在还不能开工，因为木料还没干透；在湿木头上涂上泥浆，时间一长，这木头会变形。用湿木料承受重泥，即使现在造好房子，往后房子一定会倒塌。”高阳魋听了后说：“不对。木料干了就更坚硬，泥浆干了就变轻。用坚硬的木料承受变轻了的泥浆，眼前虽然不好，往后就一定坚固。”匠人听了后一时也没有话说，便只好按照吩咐造房子。没多久，房子落成，显得非常高大结实，十分壮观。但不久这房子果然倒塌。这就是所谓的辞语顺当但却不切合实事。那么，什么叫辞语难听不合心意却切合实际呢？靖郭君打算在他的封地薛修筑城墙，他手下的宾客、门人都纷纷劝阻，靖郭君不听。靖郭君对传达官说：“不要替来访的客人传话通报了。”这时有位齐国人要求会见靖郭君，说：“我只说三个字，多说一个字，我情愿受烹刑。”靖郭君听到后表示愿意接见这位齐国人。那齐国人快步走到靖郭君跟前，拜了二次，然后起身说：“海大鱼。”说完就转身往外走。靖郭君连忙喊着那齐人：“我想听听你的高见。”那齐国人煞有介事地说道：“我可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靖郭君说：“先生你不顾路途遥远来到我这里，有意见但说无妨，我很想听听。”那齐国人就说：“大海里的大鱼，渔网都捕捉不到它，钓钩更钓不到它。但是它一旦跃出水面落在岸边，那蝼蛄和蚂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咬食它。如今，齐国就是你的大海，若是失去了齐国，这薛地还能独自存在吗？”靖郭君听了后一下子醒悟，说：“先生你讲的真好。”于是靖郭君马上取消了在薛地筑城的计划。这就是辞语难听且不合人心的却切合实际。用硬邦邦“不要在薛地筑城”的话来劝止靖郭君薛地筑城的计划，对于劝说的实际效果来说，还不如用“海大鱼”三个字来得管用。
所以事情有时候是，疏远它反而亲近它，接近它反而疏远它；还有些事情是，说的话被采纳，而且计谋恰当，但自身却反而被疏远；说的话不被接受，而且计谋行不通，但自身却反而被亲近。怎么说明这点呢？魏、韩、赵三国攻打齐国，包围了齐国的平陆这地方。括子向牛子报告：“魏、韩、赵三国和我们齐国不接壤，他们越过邻国包围平陆，没有什么实际可以贪图的利益。他们这样做只是想从我们齐国获取某种名声而已，既然这样，就叫齐侯前去和他们讲和算了。”牛子听了后认为这是好主意。括子走后，无害子随即进来。牛子就将括子的话告诉给无害子听。无害子只是说：“这跟我所听说的不一样。”牛子见无害子不说出具体的意见，就用话来刺激无害子：“国家危害却又无能耐安定它，祸患缠身又无办法解脱，还尊重谋士干什么？”这下无害子才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听说过有以割让土地来使国家安定的，我也听说过以牺牲生命、毁掉家园来保存国家的，但我就是没有听说过让自己的君主去求和受辱来保住疆土的。”牛子当然不会听从无害子这种议论的，而采用了括子的计谋，使三国军队顺利撤走，平陆也就安全保住了。可是，从那天起，括子一天天被齐侯疏远，而无害子却日益被齐侯看重得以晋升。所以，用谋虑来解除祸患，祸患也就被解除，用谋略来挽救国家，国家也就得以保存，这括子的智谋就是这样管用而实际，但却受到疏远；而无害子的想法根本不合乎策略，对国家也无实际好处，可是他就是掌握君主的心意，顺着君主的心意，从行为上看有忠义的表现，所以日益受到齐侯的看重。这就好像人用帽冠做头饰、穿鞋子便于行一样，这帽冠和鞋子对人来说，天寒不能保温、刮风不能挡风、烈日下不能遮阳，但人们还是戴帽穿鞋，这是因为人的头脚需要帽鞋作依托。咎犯在城濮打了胜仗，而雍季却无半点功劳，但到论功行赏时，雍季首先得到赏赐，而咎犯只得到安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雍季说的话中有它可贵之处。“义”，正是天下所赏识、珍贵的东西，所以说句句话管用，不如瞅准势头，摸透人的心意然后谨慎行事。
有时候没有功劳却先得到荐举，有时候有功劳却后得到赏赐。怎么说明这点呢？以前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征询咎犯的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那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可。”文王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文王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为何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而轻视长远利益呢？”还有一事例，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打赵家，包围了晋阳城，并挖开晋水灌淹晋阳城，导致城中的军民爬上树来避水，悬挂着锅来烧饭。这时赵襄子找张孟谈商量：“晋阳城里人力已经耗尽，粮食也十分缺乏，官兵们也缺医少药，你看如何是好？”张孟谈说：“国家面临危亡而不能保全它，那真的是算白养了我们这批谋士了。现在让我偷偷试着涉水出城，去会会魏、韩二家君王，是否有可能搞个协议共同对付智伯。”于是张孟谈暗中出城会见魏、韩两君王，劝说道：“人们常说：唇亡齿寒。今天智伯胁迫你们两家来攻伐我们赵家，眼看赵家保不住。可是按智伯的个性，赵家一灭亡，他就非得挨个地来收拾你们两家。所以现在假若我们不共同想法对付智伯的话，灾难也就很快要落到你们两家头上了。”韩、魏两家君王说：“智伯这个人，暴戾骄横而少恩寡情。我们的计谋如果泄露，事情就坏了，这如何是好？”张孟谈马上说：“话从二位君王口中出，进是进入到我的耳中，谁还会知道？再说，处境一样、情况相同、利益一致的人应该互相成全、生死与共。请二君王仔细考虑吧！”于是韩、魏二君王与张孟谈谋划商定举事日期，并约定其他事项。张孟谈随即潜回城里向赵襄子回报。到了约定的日期，趁着黑暗，赵襄子派人杀了看守堤防的官兵，挖开大堤使水倒灌进智伯的军营，智伯军队一片慌乱，连忙堵水。这时韩军和魏军从两翼攻打过来，赵襄子又率军队从正面出击，将智伯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智伯也被杀死，又将智伯的封地一分为三，从此晋国也就分为韩、魏、赵三国。等到胜利凯旋归来，赵襄子奖赏有功人员时，最先受奖赏的是高赫。大臣们提出问题：“晋阳之所以能保住，全仗张孟谈的功劳。可现在却是高赫获首赏，这是什么缘故？”赵襄子回答：“当晋阳被围困的时候，我的国家危难的时候，众多大臣很少不对我流露出轻侮骄傲的神情，唯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礼节，所以我首先奖赏他。”由此看来，“义”才是做人的根本。即使战胜敌人，挽救国家，也比不上施行忠义来得高贵。所以《老子》说：“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得尊重，美好的德行可以超越众人。”
有时候有罪过却得到嘉奖，有时候有功绩却引来责罚。西门豹治理邺县时，粮仓里没有积蓄的粮食，钱库里没有储备的钱币，兵库里没有兵械存放，官府里没有总计收入的账簿。这样就有人多次在文侯面前议论过西门豹的这些过失。于是魏文侯就亲临邺县检查工作，看到的现象果然和人们议论的相一致。魏文侯于是召见西门豹说：“翟璜推荐你来治理邺县，你却将这里治理得如此混乱。你能说清这些事的原由也就算了，否则就要严加追究。”西门豹解释说：“我听说实行王道的君王使人民富足；实施霸道的君王使士富足；只有亡国之君才使各种府库充足。如今你魏文侯是要实施王霸之道，所以为臣就将粮食、兵器、钱财都积贮在民间。你如果不信的话，让我登上城楼击鼓，这时铠甲兵器和粮食就会马上齐备。”于是西门豹登上城楼开始击鼓，第一阵鼓声结束，只见百姓纷纷披挂铠甲，带着弓箭，手持兵器从家里出来；第二阵鼓声结束，只见又有许多百姓背着或用车装着粮食纷纷来到。看到这些后，魏文侯说：“行了，行了。”西门豹说：“我和百姓守约讲信用，这可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有一次欺骗他们，以后就别再想调动他们。燕国曾经侵犯我国，占据我国八座城市；现在让我指挥军民向北攻打燕国，收复失地。”于是西门豹率兵攻打燕国，收复了失地后返回邺城。这就是有罪过反而得到嘉奖的事例。还有，解扁担任魏东部边境官员，有一次年终上报账目，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了三倍，主管财政的官员提请上级嘉奖解扁。而魏文侯却质疑说：“我的国土没有增扩，人口也没增多，为何解扁的地方财政却增加三倍？”主管官员解释说：“解扁在当地下令百姓冬天砍伐树木积存起来，到来年春天再从河道运出去卖掉，所以这样积聚了不少钱财。”魏文侯听了说：“百姓春天努力耕种，夏天勉力耘耕锄草，秋天又忙着收割敛藏，只有冬天才有空闲，现在要他们冬天伐木积贮树木，又驾车运到河边，这样一来，百姓哪有时间休生养息。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就是收入增加三倍，这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有功绩却反而引招责备的事例。
贤明的君主不苟且获得，忠诚的臣子不苟且得利。怎么说明这点呢？中行穆伯进攻鼓地，一时攻不下。这时?闻伦说：“鼓地方上的啬夫，我认识他。我有办法不劳顿我们的军队就能把鼓这个地方弄到手。”穆伯没有理会?闻伦说的话。穆伯身边的人就说了：“按?闻伦说来我们可以不断一戟、不伤一卒就可以将鼓地拿到手，你为什么不派?闻伦去做这件事呢？”穆伯说：“?闻伦是个奸邪不仁的小人。如果派他去完全这件任务，夺得鼓地，到时我能不奖赏他吗？如果奖赏他，也就等于是奖赏奸邪不仁小人，让这种奸邪小人得志，也就会使整个晋国的人都会舍弃仁义而追求奸佞。这样即使得了鼓地，又有什么用呢？”攻夺城池，本想是扩展领土，但有时本可轻易获得的土地却不去获得，这是因为这样的人已看清了事物的本源而推知它发展的后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