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关中各将领怀疑钟繇要袭击自己,马超遂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人反叛,曹操派曹仁去讨伐他们。……韩遂要求与曹操见面,曹操与韩遂的父亲是同年孝廉,又与韩遂为同辈人,曹操与韩遂并马交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说军事,只谈论在京都时的一些旧事,说到投机的时候,两人拍手大笑。会见以后,马超等人问韩遂:“曹操说了些什么呢？”韩遂说:“没说什么。”马超等就怀疑韩遂有不可告人之密。另一天,曹操又给韩遂写信,涂改的地方很多,像是韩遂改定的。马超等人对韩遂更加怀疑。曹操于是与马超约定日子会战,先用轻装步兵挑战,战了很久,才使用勇猛的骑兵夹击,大破敌军,杀了成宜、李堪等人。韩遂、马超跑到凉州,杨秋逃到安定,关中平定了。诸将中有人问曹操:“以前,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拖延时间而后北渡,这是为什么呢？”曹操说:“敌人据守潼关,如果我们进入河东,敌人一定会率领部队把守各个渡口,这样,我们就无法渡过西河了。所以我故意把大军开往潼关,敌人就会使用所有的兵力,把守南面,这样使得西河的防守空虚,这样徐晃、朱灵二将能集中力量夺取西河,然后带领部队北渡黄河,敌人不能与我们争夺西河,就是因为有二将的军队在那里啊。连接车辆,树立栅栏,修筑通道通往南方,这是既做好不可战胜的准备,又显示我军力量的薄弱,给敌人以假象。渡过渭水修筑坚固的壁垒,敌人来了我不出应战,是为了使他们骄傲,所以敌人不修筑壁垒而要求割地。我顺着他们答应了。我所以顺从是想稳住他们的思想,不作防备。而我们则积蓄力量,突然发起攻击,这就叫做迅雷不及掩耳。用兵的变化无穷,本来就没有一种固定的方法啊。”起先,敌人每有一支部队到来,曹操总是喜形于色。敌人被打败之后,将领们问这是为什么,曹操答道:“关中土地辽阔,如果敌人各自据守险阻,我们征讨他们,没有一二年的时间是不能克敌制胜的。现在他们集聚到一起来,人马虽然多,但是各不相属,又无统一的主帅,一战就能消灭他们,比较容易取胜,我所以很高兴。”

《三国志》为西晋杰出史学家陈寿所撰著,主要记叙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该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史学名著,与《史记》《汉书》以及《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共同成为我国古代二十五史之翘楚。

陈寿,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北)人,生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卒于西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享年六十五岁。

陈寿平生才学出众,以蜀中文士入仕中期,故后半生仕途极为坎坷,故此《华阳国志·陈寿传》论其人生结局,如是叹曰:“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

陈寿之世,史学著述颇为繁荣。继两汉传统,其时魏、吴两国均设有专门史官,掌管国家大事、帝王起居的记录。在曹魏,文帝、明帝曾命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书不得成,后又命韦诞、应璩、王沉、阮籍、傅玄、孙该等共同撰作,最后由王沉独就其业,成就《魏书》四十卷,其书固然毛病不少,如刘知几曾说它“多为时讳,殊非实录”,但其中不乏原始材料。在官修之外,尚有鱼豢私人撰作的《魏略》八十九卷,其书“巨细毕载,芜累甚多”(《史通·题目篇》),但资料甚为丰富。这些都为后来陈寿撰著《魏志》作好了前期的资料准备工作。在孙吴,亦曾谕令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核等人撰作《吴书》,其书由韦曜独终其业,计五十五卷。这自然也成为陈寿撰著《吴志》的主要参考资料。至于蜀汉,虽说“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三国志·蜀后主传评》,但私人著述仍然颇多。这些著述也有可为陈寿撰著《蜀志》的材料。当然,《三国志》的成书,主要在于陈寿本人的辛勤搜集和刻苦钻研。

《三国志》记叙了自公元184年黄巾起义至公元280年两晋灭吴,近一百年的历史。全书记载的内容,包括魏、蜀、吴三国形成、发展乃至消亡的全部历史过程。

《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从其成书的时间来看,在所有正史中紧承《汉书》之后,所以其创作原则和方法全以《汉书》为楷模,但不同之处在于,《三国志》仅有纪、传,而无表、志。由于《三国志》记叙的是魏、蜀、吴三个政权的历史内容,在中国历史发展行程中显示出三驾马车的轨迹,故此在三个国家的形成、发展直至消亡的史实编纂上,陈寿独创一格,分国各自为史,“原始察终”,溯源导流,各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因有此,我们从中看到了一种与其他“正史”不同的断限方法。整体来看,《三国志》这部断代史,依据所叙内容,其时间所断之限,前伸东汉后延西晋各有一定的所限,给世人一个十分明白的前因后果,其榫卯构接颇为严合。在《三国志》的创作过程中,陈寿以实事求是地依据既成的历史事实,将魏、蜀、吴三个政权作为各自独立的个体看待,将它们各国历史单独成书,以示这三个政权在历史中的合法性--均以正朔承绪刘汉王朝。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国体制“正朔有三”。但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走向来看,这三个政权在上承下启的过程中毕竟有所不同,故而陈寿在运笔时亦随之而予以一定的区别。

《三国志》合读为一部完整的断代史,分读则为三部正史化的地方史。这一特点在二十五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三国时期是一个政局动荡不安的时代,是一个乱世。而乱世出英雄,故此三国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英雄并起的时代。陈寿的《三国志》只有纪、传,专重这一时期人物及其活动的记载。全书共记载了四百三十七人的传记。对于这么多人物,陈寿以帝王为纲、臣僚为目,以政治人物为先,其他人才为次。与此同时,还照顾到各个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时序。因此,整部《三国志》的人物传记的安排,是以类舍传、依时排列。

《三国志》自撰出后,受到历代研习者的赞誉。陈寿之世,当时诸家叙三国史事之书,自《三国志》行世而渐至湮没无闻。陈寿去世后,晋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颞等人,上表向朝廷推荐《三国志》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司马)相如,而质直过之。”(《晋书·陈寿传》)北魏人崔浩认为陈寿撰作《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自班(固)、史(迁)以来,无及寿者”(《魏书·毛修之传》)。而南朝梁人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则说:“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惟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辽、固,非安誉也。”南宋“为义藻思英义”的叶适,更进而认为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力之班固,倡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回也”(叶适《习学纪盲序目·蜀志》)。至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则作如是论评:“予性喜史学,司、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潜研堂集·三国志辨疑序》)。从前人的种种评述中,可见《三国志》的写作成就及其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