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沪,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④,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费、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⑤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阳。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①崩殂(cú):死。古时指皇帝的死亡。
②疲弊:困苦穷乏。
③陟(zhì)罚臧否(zānɡpǐ):赏罚褒贬。
④驽钝:指低下的才能。
⑤咨诹(zōu):访问商酌;谋划。
建兴三年春天,诸葛亮率军南征,到了秋天,南方的叛乱被彻底平定。军需费用都从这些新平定的郡县征收,国家因此富饶起来。于是诸葛亮整顿训练军队,等待时机进行大的举动。建兴五年,诸葛亮统率各军,北上驻扎汉中,临出发前,他向刘禅上奏疏说:“先帝开创的事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魏、蜀、吴三国鼎立,益州人力、物力困乏,确实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然而侍卫皇帝的近臣在朝廷毫不懈怠,忠诚的将士在前方舍生忘死,都是为了追念先帝在世时对他们的特殊恩遇,想以此来报答陛下啊!陛下确实应该广开言路,听取各方意见,发扬光大先帝留下的美德,振奋志士们的气概,不应随便轻视自己,援引比喻失当以致阻塞臣下尽忠劝谏的道路。宫廷和丞相府,都是一个整体,赏罚褒贬,不应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作恶犯法或为善尽忠的,应该交给主管官员确定他们的处罚与奖赏,以显示陛下公正严明治理天下,不应该有偏见和私心,使宫内、宫外的法度有所不同。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董允等都是诚实忠良之人,他们的志向、思想都十分忠贞纯洁,因此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留给陛下任用。臣认为宫廷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该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去实施,这样一定能补短和疏漏,收到很大的效果。将军向庞性情平和,为人善良,精通军事,以前经过试用,先帝称赞他能干,因此大家推举他担任中部督。臣认为军中之事,都应先与他商议,这样一定能使军队内部和睦,军力配备得当。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生前,经常与臣谈论这些事,没有一次不深深叹息而为桓、灵二帝感到痛恨和遗憾的。侍中郭攸之、费,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人都是忠贞可靠、能以死报国的贤臣,希望陛下能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这样,汉室的兴盛就指日可待了。
“臣本来是一个平民,在南阳亲自耕田种地,只想在乱世中苟且保全性命,并不想在诸侯中扬名显达。先帝不嫌臣卑贱鄙陋,亲自屈驾前往,三次到茅庐中去访问臣,向臣询问天下大事。臣因此十分感激,便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遇上军事失利,臣在兵败之时承当了重任,在危难之际接受了命令,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二十一年了。先帝了解臣做事谨慎,所以在临终前将复兴汉室的大事托付给臣。自从接受命令以来,臣朝思夕虑,唯恐托付给我的事做得没有成效,以致损害先帝的知人之明。因而在五月渡过沪水,深入到荒凉之地作战。如今南方各郡已经平定,兵力武器已准备充足,应该鼓励督帅全军,挥戈北上平定中原,或许能尽自己平庸的才能,铲除奸凶邪恶,复兴汉室,回到原来的都城洛阳。这是臣用来报答先帝,并向陛下效忠所应尽的职责。
“至于权衡政事的轻重得失,向陛下进献忠言,则是郭攸之、费、董允的责任。希望陛下能将讨伐奸贼、复兴汉室的重任交付给臣;如果做不出成效,就请治臣的罪,以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如果听不到劝勉陛下发扬圣德的忠言,那就应责怪郭攸之、费、董允等人怠慢失职,公布他们的过错。陛下也应当自己谋划,向群臣征徇治国的好方法,识别采纳正确的意见,深深追念先帝遗诏中的话。我禁不住因蒙受深恩而感动奋发。现在臣就要远离陛下了,写这篇奏表的时候,已是泪如雨下,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于是,诸葛亮率军出发,在沔阳扎下营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