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字巨君,是孝元皇后的侄子。孝元皇后的父辈及兄弟们在元帝、成帝时都得以封侯,地位显赫,辅佐朝政,家族中总共有九个列侯,五位大司马,这些在《元后传》中都有记载。只有王莽的父亲王曼早死,未得侯位。王莽的堂兄弟们都是将军列侯之后,便仗着贵戚之势奢侈浪费,争相攀比车马之多、姬妾之众,行为放纵无拘束,而独独王莽早孤贫寒,因此自降身份,为人节俭恭谨。学习《礼经》,拜沛郡人陈参为师,勤奋修身,博览群书,衣服穿着和普通书生一样。王莽侍奉母亲和守寡的嫂子,抚养哥哥留下的孤儿,行为严谨检点。又在外交结贤俊英才,在内侍奉诸位伯父叔父,委婉周到,颇有礼节。阳朔年间,王莽的伯父,即大将军王凤病了,王莽侍奉左右,亲尝汤药,蓬头垢面,接连好几个月衣不解带,没有好好休息。王凤临死时,将他托付给王太后和成帝,后来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又提升为射声校尉。

很久以后,王莽的叔父成都侯王商给皇帝上书说,希望将自己封邑中的一些民户分封给王莽,后来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这些人都是当代的知名人士,纷纷上书称赞王莽,从此,皇帝开始看重王莽。汉成帝永始元年间,赐封王莽为新都侯,封国在南阳郡新野县的都乡,食邑一千五百户。后又升迁为骑都尉光禄大夫加侍中衔。王莽在宫中侍卫严谨,周到细致,他的身份越来越尊贵,为人处世却越来越谦逊。常散发车马衣裳,救济宾客,赈济他人,致使家中所剩无几。王莽收纳供养的知名人士,及结交的将相大臣很多。因此当权的高官更加举荐他,社会上的游士也宣扬称赞他,(于是他)声名鹊起,甚至超过了他的伯父和叔父们。王莽善于矫饰,行为造作,这样做了也不会感到羞愧。

王莽的哥哥王永官至诸曹,死得早,有个儿子叫王光,王莽让他拜在一个博士门下学习。王莽休假回家时,便整顿车马,带着酒肉,前去慰劳王光的师傅,赏赐遍及他的同学。许多学生围着观看,年纪大的人赞叹不已。王光比王莽的儿子王宇年纪要小,王莽让他们在同一天娶亲,宾客济济一堂。过了一会儿,有人回报说太夫人哪个地方不舒服,应该服用某种药,等宾客散尽时,王莽已多次动身前往探视。有一次,王莽私下里买了个侍婢,兄弟中有人知道了,王莽便说:“后将军朱博没有儿子,我听说这个婢女的血统宜于生养儿子,便替他买了下来。”当天便把这个婢女送给了朱博。他为求名声不惜隐瞒真情已达到了如此程度。

当时,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因有才能而位列九卿,发迹在先,地位在王莽之上。王莽暗地里调查了他的罪过,通过大司马曲阳侯王根告发了他,淳于长伏法被杀,王莽因此获得了忠正耿直的美誉,这在《淳于长传》中有记载。之后王根请求辞官归家,进荐王莽接替自己,于是皇上提拔他为大司马。这一年为绥和元年,王莽当时三十八岁。王莽在同辈中已是佼佼者,又继诸位伯父叔父之后辅佐朝政,于是想要自己的名誉超过前人,便不知疲倦地严格要求自己,聘请许多贤良之士在自己手下办事,将皇帝的赏赐和封邑赋税所得全部用来款待士人,为人越来越俭省节约。他母亲病了,朝中大臣和列侯让自己的夫人前往探视,王莽的夫人出来迎接,衣裙没有拖到地面,前面还系着布围裙。见到的人都以为是一名奴婢,询问得知是王莽夫人,都大吃一惊。

王莽辅政一年多,成帝驾崩,哀帝即位,尊称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王太后诏令王莽辞官归家,让权给哀帝的外戚丁氏和傅氏。于是王莽上书给皇帝请求辞官归退,哀帝派尚书令传旨给王莽说:“先帝于群臣之中将政务委托给您,我得以继承皇位,诚心诚意盼望能与您齐心合力管理朝政。如今您上书说因病要请退,这是昭显我不能秉承先帝的意愿,我实在是很伤心。现已令尚书在此随时恭候您上书言事。”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禀告太后说:“皇帝听到太后的诏令后,非常悲伤。大司马如果不出来辅政,皇帝也不敢再处理政务了。”于是太后重新又让王莽出来主事。

当时哀帝的祖母定陶傅太后和母亲丁姬都在世,高昌侯董宏给皇帝上书说:“《春秋》经义,母亲因儿子尊贵而尊贵,丁姬应当上封尊号。”王莽与师丹一起上书指责董宏误乱朝纲,大逆不道,这事记载于《师丹传》中。后来有一天,未央宫摆宴席,内者令将傅太后的帷帐设在王太后座位旁边。王莽巡视发现,责备内者令说:“定陶太后是诸侯王的太后,怎么可以与最尊贵的太皇太后并列!”于是撤去帷帐,另外设了个座。傅太后听说后,勃然大怒,没有去参加宴会,由此对王莽深加怨恨。王莽又请求归退,哀帝赏赐他黄金五百斤,乘坐套四匹马的安车,辞官回家了。朝中大臣对王莽多有赞誉,皇上于是对他更加优待和宠信,专门派使者在他家中侍候着,让宫中太监每十天便赏赐一次酒食。颁布诏令说:“新都侯王莽为国家忧心劳力,奉行公义从不疏忽,我几乎是全靠他才得以治理天下。太皇太后诏令王莽辞官归家,我感到非常可惜。现在将黄邮聚的三百五十家民户加封给他,赐特进位,加给事中,每逢初一、十五上朝朝见,礼如三公,皇帝出行,允许他乘坐绿车随从。”两年后,傅太后、丁姬都得以上封尊号,丞相朱博上书说:“王莽之前不能弘扬尊崇尊贵的大义,压制贬低太后的尊号,于皇上孝心有损,理应伏法受诛,幸赖承蒙皇上赦免,但不应再有爵位和封土,请将他降为庶民。”皇帝回说:“因王莽与太皇太后有亲属关系,不宜免为庶民,就将他遣回封国以示惩罚吧。”

王莽回封国后杜绝门庭,安分守己,他的中子王获杀死了一个奴仆,王莽痛斥王获,让他自杀谢罪。在封国待了三年,官吏上书为王莽申辩诉冤的数以百计。元寿元年,出现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在回答皇帝策问时对王莽的功德多加颂扬,皇帝于是将王莽征召回朝。

当初王莽回到封国时,南阳太守因王莽权显位重,便选调门下的属官宛县人孔休暂代新都侯佐相。孔休去拜见王莽,王莽极尽礼节主动结交他,孔休也听说过王莽的声名,两人相互往来。后来王莽病了,孔休前往问候,王莽借此探视之情,送上用美玉装饰的宝剑,想要交好孔休。孔休不肯接受,王莽于是说:“我是见阁下脸上有疤痕,而美玉可以消瘢,因此是想赠送你这上面的玉饰。”于是解下玉饰来送给孔休。孔休还是辞让不肯接受。王莽说:“阁下是嫌它有价值吗？”于是捣碎了那块美玉,将碎片包起来送给孔休,孔休于是接受了。等到王莽被征召回朝时,想见一见孔休,孔休借口生病避而不见。

王莽回到京城一年多,哀帝驾崩,无子嗣继位,傅太后和丁太后也都在先去世了,太皇太后当天便来到未央宫将玺绶掌握在手,派使者飞奔去召王莽前来。诏令尚书,将军队的兵符符节交给王莽,百官上书言事,中黄门、期门兵也都归王莽管制。王莽说:“大司马高安侯董贤年轻,不合众人心意,特收回其官印。”董贤当天便自杀了。太后命令大臣举荐可以担任大司马职位的人,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举荐王莽,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互相举荐。太后便任命王莽为大司马,与他一起商议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安阳侯王舜是王莽的堂弟,为人周全谨慎,太后一向很宠信他,王莽建议任命王舜为车骑将军,让他迎立中山王刘衎继承皇位,就是后来的孝平皇帝。皇帝年仅九岁,太后临朝听政,将政务委托给王莽处理。王莽又说,赵飞燕姐妹之前杀害皇子,傅太后平日骄横,僭越礼制,于是废黜了赵皇后和傅皇后,让她们自杀,这些在《汉书·外戚传》中都有记载。

之前,王莽暗示益州郡的官员让边界的越裳氏进献白雉,元始元年正月,王莽提议皇太后下诏说,拿白雉在宗庙祭祀。百官趁势上书进言太后说:“太后委任大司马王莽谋定皇嗣,辅佐汉室。以前大司马霍光也因有辅佐汉室的功劳,加封户邑三万户,特许子孙继承的爵位、封邑和他在世时同等,堪比萧相国。王莽也应遵循霍光旧例。”太后询问百官说:“果真是大司马功劳显著当受表彰呢？还是因为和我有亲的缘故才想让他获此殊遇呢？”于是百官极力陈说:“王莽功德之盛乃至出现了周成王时现白雉的祥瑞,千秋功业,同降符命。古代圣王的法制,臣子有大功劳者生前可享有美号,因此周公在世时可以用国号周作为自己的称号。王莽有谋定国本、安定汉室的大功劳,应当赐以安汉公的封号,加封户民,规定其子孙可以原原本本地继承他的爵位和封土,既依循古代体制,又遵照近代事例,以顺应天意。”太后下令让尚书记录下此事。

王莽上书奏言说:“臣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谋定治国之策,如今希望只要上呈孔光等人的功劳赏赐就可以了,我的可以按下不表,无法和他们相提并论。”甄邯提议太后下诏令说:“‘没有偏私不结党,圣王之道才可坦荡。’对有亲属关系的人,不可在道义上有所偏私。阁下有辅助汉室的功劳,也不可以因有亲的缘故而按下不予以褒扬。您就不要再推辞了。”王莽还是上书辞让。太后命令谒者引导王莽在大殿的东厢房内等候,王莽托病不上殿。太后又让尚书令姚恂下诏说:“阁下因为国家要论功行赏的缘故而托病不出,您的责任重大,不可缺席,您还是赶紧出来主事吧。”王莽还是坚决推辞。太后又让长信太仆王闳奉旨召请王莽,王莽始终以病推辞。太后身边的大臣建议说,还是不要逼迫王莽改变心意了,只要罗列赏赐孔光等人的功劳,王莽便肯出来主事了。孔光等四人既已接受赏赐,王莽仍未上朝言事,百官又上书说:“王莽虽克己谦让,朝廷还是应当加以表彰,及时给予赏赐,以彰显重视元老首功之臣,不要让百官和百姓失望。”太后于是颁布诏书说:“大司马新都侯王莽在成帝、哀帝、平帝三朝担任三公辅政,执掌周公职权,制定了能裨益子孙万世的策略,功劳品德为众忠臣之首,教化盛行于国内,使偏远地方的人们也慕义而归,越裳氏辗转万里进献白雉。现以召陵县、新息县两处的二万八千家户民加封予王莽,规定他的子孙后代可以原封不动地继承他的爵位和封土,如同萧相国的先例那样封赏他的功勋。任命王莽为太傅,总秉四辅之事,封号为安汉公。将以前萧相国的府邸赐封为安汉公的府邸,以律令的形式规定下来,使传之子子孙孙,无穷无尽。”

王莽已经在众臣中站稳了脚跟,又想独断专权,知道太后无心政务,于是暗示大臣们上书启奏说:“以前,官吏凭功绩考核记录升任到二千石之职,以及州部上因在秀才举荐科目中表现特优而提拔的一些官吏,大多都不称职,应当由安汉公接见再进行考核。再说太后也不必亲自过问一些小事情。”于是让太后下诏说:“皇帝年纪幼小,直到他加冠成年之前,我都会暂且代掌政权。如今政事烦琐,我年纪又大了,精力不够,恐怕不是保养身体和培育皇帝的办法。因此选用忠心贤良之人,设立四辅之臣,使百官都各尽其职,永保天下太平安宁。孔子说:‘圣王之道多么伟大啊,舜、禹治理天下,将政务都委托予贤臣,而不必事事躬亲。’从今以后,只有封官拜爵的大事来禀告我,其他的事情,都交由安汉公和四位辅臣来判断处理。州牧、二千石和秀才出身的官吏新近任命和要禀报政事的,就直接到旁近官署告知安汉公,由他处理,考核现有官吏,任命新的官职,仔细了解他们是否称职。”于是王莽一一接见询问,甚是周全细致,有功的便多加赏赐奖励,不合意的,就明明白白地上奏免职,其权力可以与国君相提并论了。

王莽见中原已经太平无事,边界外族也没有发生叛乱,于是派遣使者带着黄金重币、布帛绸缎,以重礼贿赂匈奴单于,让他上书给朝廷说:“听闻中原轻贱名字为两个字的人,我原名囊知牙斯,现更名为知,是仰慕跟随圣朝的礼制。”又让王昭君的女儿须卜居次进宫随侍。王莽对太后极尽蒙蔽谄媚之能事,小到太后身边的随从侍者,手段变化无端,多种多样。

王莽的地位既已尊显贵重,希望能立女儿为皇后,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上书进言说:“皇帝即位三年了,皇后之位仍空缺着,宫中嫔妃未满。从前,这就是国家的危难所在,先帝娶贫贱女为皇后,以致无子嗣继位。请以《五经》为参考论证,议定皇上的嫁娶婚礼,遵循古代帝王娶十二女的传统,以繁盛皇家子嗣。因此应广泛选取如今在长安的商、周朝后代及周公、孔子世家列侯的嫡长女进宫为秀女。”这件事交给了相关官吏办理,上报的秀女名字中,王姓的女儿多在其册。王莽担心她们与自己的女儿竞争,于是上书说:“我自身没什么才德,女儿才分也不足,不适合与其他秀女一起被选入宫。”太后误以为这是他真挚诚恳之辞,于是下诏书说:“王姓的女儿,和我有亲属关系,还是不要选入宫了。”结果百姓、众儒生、侍从官以上官员守在宫门口上书进谏的每天达一千多人,公卿大臣、士大夫有的上朝觐见,有的在各地方官府,都说道:“诏令圣明,贤德宽广,安汉公的功勋如此繁盛堂正,如今要选立皇后,为何单单遗弃王莽的女儿呢？这样天下人要到哪里去容身立命呢!希望能选立安汉公的女儿为皇后。”王莽让长史以下官员分批告知公卿大臣及众儒生不要再上书进谏了,但上书的人反而越来越多。太后没有办法,只得听从大臣的意见选王莽的女儿入宫。王莽又自己要求说:“还应该广泛选取其他女子进宫。”公卿大臣争辩道:“不应选进其他女子而干扰了立王莽女为皇后的正统。”王莽说:“那就看一下我的女儿吧。”太后派长乐少府、宗正、尚书令备礼前往相看,回来后上报说:“安汉公的女儿具有良好品德,容貌娴静美好,适合继承皇家世系,奉行祭祀。”下令让大司徒、大司空策文祭告祖先,又用多种占卜方法卜知吉凶,都说道:“卜得金水相生的吉兆,卦象天下于地,是得以配享之卦,正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天命啊。”……太后应允。

王莽既已实现了太平,北方教化了匈奴,东边扩张到海外,南边对黄支实行怀柔政策,只剩西边未加施恩。于是派遣中郎将平宪等人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去诱降外族羌人,让他们进献土地,自愿归属汉朝。平宪等人回报说:“羌族首领良愿治下的各部落,人口达一万二千人,愿意对汉称臣,进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将平坦的土地、丰美的水草都给予汉人,自己住到险峻阻塞的地方作为天然屏障。询问良愿之所以归降的理由,回答说是:‘太皇太后圣广开明,安汉公至仁至义,天下太平,五谷丰登,有的禾苗长到一丈多长,有的谷子一粒有三颗米,有的甚至不需种植便可生长,有的不用养蚕便可生茧,润物的雨水从天而降,香甜的泉水自动涌出,凤凰慕义而来,神雀飞来聚集。四年以来,羌人没有遭遇过艰难困苦,因此内心欢喜愿意归属朝廷。’应当及时加以安置,设置附属国管理他们。”这件事交给王莽办理,王莽又上奏说:“太后执掌政权好几年,恩惠福泽遍及各处,祥和瑞气充盈天下,绝地偏远之处,不同风俗的人们,没有不仰慕您的德义的。越裳氏辗转进献白雉,黄支从三万里外进贡活犀牛,东夷王漂洋过海奉献国宝,匈奴单于顺应汉代礼制,改掉两个字的名字,如今西域良愿等部落又献出土地愿为臣仆,从前唐尧的声威遍及四方,也不过如此了。眼下按查我国已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还没有西海郡,请接受良愿进献的土地为西海郡。我又听说圣明的君王序列天文,划定地理,根据高山大川、民风习俗来划定州界。汉朝的领土比尧、舜和夏、商、周时期还要宽广,总共有十三个州,但州名及边界的划定大多不合经书所记。《尧典》上记载有十二个州,后来删定为九州。汉朝腹地辽阔,州刺史巡行最远可到达三万里外,不可只分为九个州。现谨慎地按照经书上的记载分为十二个州名和分界,以照应一个好的开始。”奏章被批准了。又增订了五十条法律,触犯的人便要被流放到西海郡去。被流放的人数以千万计,于是人民开始怨声载道了。

泉陵侯刘庆上书进言说:“周成王年幼,称为孺子,周公代其行政。如今皇帝年纪尚轻,以后的日子还很长,应当让安汉公代行天子职事,如同周公一样。”百官都说:“是应当按刘庆说的办。”

平帝病重,王莽作祷告文辞,到泰畴庙为平帝祈求祓除疾病,保全性命,佩戴着玉璧,手持玉圭,希望能代替平帝去死。又将册文藏于金滕之中,放于前殿,告诫大臣们不能将此事泄露。十二月,平帝驾崩,大赦天下。王莽征召通晓礼仪的宗伯凤等人议定让全国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吏都为平帝守丧三年。上书奏言尊奉孝成皇帝庙为统宗,孝平皇帝庙号为元宗。当时元帝后代世系已断绝,而宣帝的曾孙现有五人为王,列侯有广戚侯刘显等四十八人,王莽忌惮他们已长大成人,便说:“兄弟之间不能称之为后代。”于是挑选玄孙中年龄最小的广戚侯的儿子刘婴作为继承人,年仅两岁,假托说为他占卜、看相是最吉利的。

梓潼人哀章在长安求学,一向品行不端,喜欢说大话。见王莽代行皇帝职权,于是便做了个铜制柜子,贴上两张题签,一张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张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所谓“某”,是高皇帝的名字。策书上说王莽是真命天子,皇太后应遵循天意。金匮图和策书上都写明了王莽的八位大臣,又取了两个好名字叫王兴和王盛,哀章也把自己的名字掺杂在里面,这样总共有十一个人,都标明了官职和爵位,作为辅佐之臣。哀章听说出现了新井和巴郡的石牛事件,于是在当天的黄昏,穿着黄衣服,拿着金匮来到高帝祠庙,把它交给了仆射。仆射将它上报。初五这天,王莽到高皇帝庙接受天神命令高皇帝禅让的金箱子。戴上王冠,去拜见王太后,回来坐在未央宫的前殿,颁布诏书说:“我没什么品德,幸赖是最原始的祖先黄帝的子孙,皇始祖先虞帝的后裔,又是太皇太后的亲属。上天大加庇佑,继承皇命,顺其正统,天降符命图文,金匮策书,神明把意思昭告得很明白,将天下万民托付于我。赤帝汉高皇帝显灵,秉承上天的命令,传下金匮策书给我,我非常敬畏,不敢不恭恭敬敬地接受!于戊辰日这天选定吉时,戴上皇帝王冠,登上真天子之位,享有天下,定国号为新。应当重新修订历法,变更车马、服饰的颜色,改变祭祀用的牲畜的毛色,改换旗帜上的标志,改换祭器、礼器的样式。以十二月初十为建国元年正月第一天,把丑时作为这一天的开始。车马、服饰应与国家的土德相配而崇尚黄色,祭祀的牲畜对应正月建丑使用白色,使者节符的旗帜上采用纯黄色,更名为‘新使五威节’,以秉承皇天上帝威严的命令。”

始建国元年正月第一天,王莽率领公卿大臣、士大夫捧着皇太后的御玺,呈献给太皇太后,以顺应符命所说,去掉了汉朝的名号。

《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也是第一部专记一代政权兴亡的皇朝史。《汉书》由汉代班固编纂而成,全书共一百卷,分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记述上起公元前206汉高祖元年,下迄公元24年整个两汉一代的二百三十年史事。

班固(32-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班固出生在一个家资豪富、有外戚身份,并有正统家学传统的家庭。这个家庭,首先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其次,为他著述《汉书》提供了思想上、编纂上的基础。从建武二十三年(47年)到建武三十年(54年)的八年时间里,他不仅学习了儒家的经典著作,而且对于诸子百家学说,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学习上,班固并不拘泥于一家之言,也不去死抠章句,而是着重领会其大义。他非常熟悉西汉故事,在父亲的影响下,又逐渐转向汉史的研究。

公元54年,父亲班彪去世,班固离开太学回家居丧。居丧期间,潜心阅读其父的遗作。读完《史记后传》之后,他认为该书的记叙很不详尽,决心在其基础上搜集资料、改定体例,重新撰写一部记述汉代史实的书籍。但是,在汉明帝永平五年(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他私自改作“国史”,于是班固被捕入京城监狱,书稿也被抄去。

班固的弟弟,东汉名将班超听说此事,赶到京城,上书为兄辩白。明帝看了书稿,非常赞赏他的史学才能,召他到京师任兰台令史,掌管朝廷的藏书,并进行校勘工作。第二年,又被提升为秘书郎,典校秘书。这期间,班固与令史陈宗、尹敏、孟异等写成《世祖本纪》,其后,又撰成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和载记二十八篇奏上。这些著述,后来都成了《东观汉记》的重要组成部分。

班固因文章写得好,深得皇帝喜欢,章武帝建初三年(78年),班固升为玄武司马,负责守卫玄武门。在皇帝面前,他的地位不仅是史臣而且成为近臣。永元四年(92年),窦宪以外戚专政,和帝利用宦官的势力夺取了窦宪的权力。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班固也被免除官职。洛阳令种竟因曾受班家奴仆的侮辱,遂乘机报复,将班固罗织入狱,不久班固便死在狱中。班固一生不仅以《汉书》扬名后世,还著有许多诗文,文采名扬于世。《汉书》沿用了《史记》的纪传体,但它改《史记》的纪传体为断代史,从而成为后世纂修王朝史的典范。《汉书》原本一百卷,但一些较长的篇目被后来的人分割开,流传于世的就有今本一百二十卷的面貌。全书共八十余万言。十二本纪,记述了高、惠、高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世的大事,编年记事,为全书总纲。

八表,前六表分别谱列王侯世系；后二表,一为《百官公卿表》,记录秦汉官制及汉代公卿的迁、免、死,一为《古今人物表》,实际上只记“古”而不记“今”,是对汉代以前历史人物的评价。十志,《律历志》叙述汉代声律、度量衡、历法及其与农业和日常生活的关系。

《礼乐志》叙述历代礼制、乐制的变化。

《刑法志》记述宗固以来至东汉初年,军制和刑法的变化。

《食货志》记述了远古至王莽时期社会财政经济的演变。

《郊祀志》记述先秦至汉代的郊祀、封禅情况。

《天文志》记录天象及其变化。

《五行志》记录了从古到汉的自然现象及与人事参验情况,罗列了董仲舒、刘向、刘歆等人的五行灾异说。

《地理志》以《禹贡》《周官》为据,记载了汉以前的地理沿革、九州状况；又记述了汉郡县封国建置由来和变革,它们的山川和户口,各地区的风土及海外交通。

《沟洫志》叙述了秦汉兴修水利,治理黄河及各地灾害情况。

《艺文志》依据刘歆《七略》,加上班固自己的见解,按照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的顺序,著录了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名称、卷数、作者、存轶情况,并论其学术的派别源流、是非得失。

七十列传,大部分是西汉重要人物的传记；《匈奴列传》《西南两越朝鲜列传》《西域列传》是对汉代边疆各民族历史的记载。《汉书》以十志为主干,详实、系统地描述了西汉王朝规模宏大、地域辽阔的大一统气象。具体说来,《汉书》博大的历史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详细地记载了西汉封建专制政体的国家职能。以《地理志》为例,《地理志》通过对西汉行政区划及其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的详细记载,描述了封建国家的版图、人口、自然资源状况,具体地体现了汉代统治的具体效果。《地理志》主要写西汉地理,它以郡国为条,用本文加注的形式,依次写各郡、国及其下属县、道、侯国的地理概况,诸如郡县的民户、人口、郡县废置、并分、更名的历史,各地特产,都尉、铁官、盐官、工官等治所,山川湖泽,关塞要隘,名胜古迹,道理交通,等情况。统计了西汉平帝时郡、国、县、道、侯国的总数,全国的幅员,土地面积,定垦田、不可垦地、可垦不可垦地,民户,人口总数等。班固自司马氏立《货殖列传》之后,特立《地理志》,不仅发展了《货殖列传》的内容,更把郡县设置、人口多寡、垦田数目纳入历史记载的范围,这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家对于客观历史认识的深入和提高,标志着我国史学史在编纂方法和历史观点上的重大发展。

第二,详细地记载了汉代的社会经济状况。这集中体现在《食货志》和《货殖列传》中。《货殖列传》是对先秦及汉代经贸活动的总体及个别介绍,其史实基本取材于《史记·货殖列传》,没有太多的补充。但《食货志》却在《平准书》的基础上,作了相当大的增补和调整。一是分门别类,改变了《平准书》农政、财政混杂叙述的方式,先言“食”记农业生产和农业政策,后言“货”,记货币、商业和财经政策,脉络清晰、次序井然。二是大大扩展了记叙的范围。《平准书》以汉代前期经济为叙述范围,《食货志》则补充秦以前和武帝以后的史实,全面反映了自古至汉的社会经济状况,也使汉代的经济措施有了对比鉴戒的参数。三是材料搜集更为齐全,内容超出《平准书》一倍多。对于先进的生产技术、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及重要的经济政策,都作了记载。

第三,详细地记载了中国边疆内外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班固的《西域传》,对新疆各民族城邦以及安息、大月氏、大夏、梨薪、条支等国的风土物产、遭里远近、户口人数、自然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等作了比较完整的记录,还叙述了汉朝与匈奴在西域进行争夺的战争的历史以及汉朝与西域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无论在国内民族史,还是在中亚、西南亚古民族史研究上,《西域传》都占据了重要的文献地位。

第四,记述了先秦至西汉的学术发展史,总结了其成就。《汉书》对学术史的记载极为丰富。班固把《天文志》《五行志》《律历志》的内容,作为国家政权建设不可缺少的政治措施看待,认为其地位仅次于帝王和百官,远甚于州域建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并大大地超出了他备为推崇的郊祀和儒学《六经》的作用。班固很推崇儒家学说,他总结儒学的发展史,以及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相互杂糅,逐渐形成了一套神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儒林传》概述了儒家学说的起源、宗旨,以及从春秋经战国至秦汉的传播情况。特别是详细地记录了西汉各经师的活动和经学各种典籍在西汉一代的传授历史。将此与董仲舒、公孙弘等传联系起来看,可以清楚地理出儒家思想在汉代逐步取得支配地位的原因和过程。

《艺文志》则是对东汉以前我国学术史的集中总结。《艺文志》将图书分为六大类称为《略》,每一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六艺略》有易、书、礼、诗、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类。《诸子略》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诸类。《诗赋略》有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诸类。《兵书略》有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诸类。《数术略》有天文、历谱、五行、蓍色、杂占、形法各类。《方技略》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各类。每一《略》又都有对这一学派发展史及特点的总结。这是对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集中著录和总结。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先秦汉学术派别的重要依据。

第五,《汉书》的实录精神。班固敢于秉笔直书,揭露汉代统治的阴暗面。《武帝纪》中,班固大力称赞武帝的雄才大略,说他“宪章立方学、统一圣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的同时,又在其他篇章中,指出武帝的奢侈和大兴功利对社会造成的严重损害。《昭帝纪》赞云:“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至于其他地方对上至皇帝,下至官吏、士人的批评大都是基于现实写作的。

《汉书》对后代史学具有重要的影响有:

第一,《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固《汉书》断代为史,可以说是对纪传体的扬长避短之举。断代史与纪传体比较,虽不易写出历史的古今发展,却能写清一代之始末,也易于译写近代史和当代史。故《汉书》一出,就成为断代体史书的鼻祖。

第二,《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以封建正统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史书。班固的《汉书》明确提出要在叙说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班固以先验的正统史观说明历史的发展变化。以正统思想评论、总结历史的存亡得失,这一方面是为维护和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提供了历史依据,另一方面则正好说明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中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

第三,《汉书》在编纂上的成就和浓厚的正统封建史观,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五史中,除《南史》和《北史》为纪传体通史外,其余都是纪传体断代史；各史的纪、表、志、传的编制,也多沿用《汉书》体例而有所损益。从这一点上说,《汉书》的影响大大超过了纪传体的开山之作《史记》的影响。遗憾的是,隋唐之后,许多史学家不察班固的“整齐其文”、“方以藏智”之外,更有别出心裁贯穿其中,而是一味模仿《汉书》体例严谨的特点。班固开始将封建正统思想作为编纂史书的指导思想,在以后二千年的封建史学发展史上,正统思想一直成为史学领域的指导思想。从西晋末年起,各个封建王朝修纂历史,都宣称自己是正统,指斥敌对政权为僭伪。正统思想强烈地左右着史学的方向。

《汉书》中载有许多阴阳灾异之说,并特创《五行志》以记载。汉隋之际的纪传体史书,凡有志者,都必有《五行志》,有的更名为《瑞应志》《符瑞志》。其他篇章中,也充斥了鬼神怪异、道本佛法的记述。这种有意识的神学目的论的宣扬,增加了史学著作不应有的鬼神气氛,但也在不经意之中保存了较多的科技史、思想史、宗教史的材料。《汉书》以其巨大的成就,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据了除《史记》之外的最高地位。它以其编纂上的巨大成就和浓厚的正统思想,领袖了正统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