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义律多次索要香港,志在必得,琦善被逼无奈,假装答应了他而不敢报告皇上。到这时,义律交出所占据的炮台,并希望交还定海来换取香港全岛,另外商议通商章程。琦善亲自和他在莲花城见面商订协议。往来传话,由差遣的鲍鹏办理,同城的将军、巡抚都不知情。等到英国人占领了香港,出了安民告示,巡抚怡良上奏了皇上,琦善才上奏章辩解:“香港地势不够险要,军械不足依靠,兵力不算强大,如果与英国人交锋,实在没有把握取胜,不如暂时牵制,再作打算。”皇上非常生气,下诏斥责琦善擅自让出香港,擅自允许通商的罪行,撤掉他的官职,逮捕法办,抄没家产。英军便抢占了虎门靖远炮台,提督关天培在此殉难。奕山等人到后,交战又遭失败,广州危急,向英军许诺给烟价六百万两银子,才得以解围,而福建、浙江又被英军侵扰。琦善被抓到京城,定为死罪,不久又被释放,命他到浙江军营效力。还没到浙江,又改派到军台。道光二十二年,浙江军队又打败了,吴淞失守,英军进入长江,江宁戒严,于是耆英、伊里布等签订了《南京条约》。海内人士都将罢战言和归咎于琦善首开恶例。

《清史稿》,赵尔巽主编,共五百三十六卷,计有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传三百一十六卷,记载上起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帝,下至宣统三年(^⑯⑯-^⑲19年),清朝灭亡,前后约二百九十六年的清代史事。

《清史稿》始修于民国三年(^⑲⑭年)。这年春,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欲循历代为前朝修史的成例,向总统袁世凯呈请设清史馆,编修《清史》。总统袁世凯接到呈文后,非常高兴。原来这位大总统正准备恢复帝制,因此,他极想笼络清朝遗老,而纂修《清史》正是网罗这些人的绝好机会。修好《清史》,不仅可以文事饰治,同时可以换取前清遗老们对他的拥戴。于是,他欣然批准设立清史馆,同时广罗“海内通儒”,分任纂修之事。清史馆址设立在东华门内。

清史馆设立后,袁世凯延聘赵尔巽为史馆总裁(后称馆长)。赵尔巽欣然从命,并由他聘请组成了纂修班子。当时许多知名人士都被网罗在内。其中绝大多数为前清达官。纂史者先后延聘的有劭动态、缪荃孙、王树木舟、夏孙桐、马其昶、吴延燮、张尔田、金兆蕃、泰树声、王式通、朱师辙等百多人。最后总理发刊事宜的是袁金铠,总理校勘事务的是金粱。尚有名誉聘约三百人。真正自始至终参与纂修者不过十余人。纂修班子大体组成后,接着便商讨编纂体例。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参与讨论的人,有馆内也有馆外,包括梁启超在内凡数十人。大抵分为两派:梁启超等少数人主张创新史体裁；另一派以馆内人士居多,主张仍沿用旧史体裁,大体近法《明史》,而稍有变通。最后馆长赵尔巽接受了代表多数人意见的后者,确定以旧史体裁纂修《清史》。其后于式枚等人拟定篇目为:本纪十二篇,志十六篇,表十篇,列传十七篇。后经众人讨论,大体同意了。在编纂过程中,志、表两类篇数未改,但篇目有所变动。如删去《国语志》,增入《交通志》,删去《总理各国大臣年表》,改为《外戚表》。列传也改为十五篇。

之后《清史稿》的纂修,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级,从^⑲⑭年到^⑲⑰年,是初创阶段。纂修之始,一切处于混乱状态,编修工作没有条例可循。人人为战,如同一盘散沙。馆长赵尔巽虽号称能办事,但无史才,学术著书本非所长,尤其是不善于组织。不仅馆长如此,由于缺乏经验,即使是一些著名学者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结果造成总纂与协修各自任意秉笔,互不相下。参加撰稿的人,情况也非常复杂,不仅水平相差悬殊,而且工作态度也大不一样,许多人懒于翻书考证,再加上无人总阅,所以撰写出来的稿子虽多,但稿子是否能用,却无人过问,甚至彼此互相矛盾。因此,所写成的稿子,大多废弃。

第二阶段,从^⑲⑰年到^⑲26年,编纂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经过一段时期的杂乱无章之后,赵尔巽从工作中吸取了一定的经验教训。馆内同仁也逐渐认识到纪、传、志、表各目如果不专任一人以划一体例,不足以撰述,而考核事实,裁定详略、交流所见,更需要总纂与分纂者经常讨论联系,以免互相矛盾。于是,对纂修人员进行了整顿,辞退了一部分人员,使纂修队伍趋于精干；又立专人分别负责纪、传、表、志。这样,纂修工作走上了正轨,大约在^⑲⑳年,初稿完成。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皆不合用。于是又推柯劭态、夏孙桐再加整理。这一阶段,正值时局纷乱,纂修工作受到很大干扰。首先是经费紧张,由于减薪欠薪,不少馆员离开了史馆；加上直、奉两系军阀相继开战,东华门时启时闭,史馆工作多停顿。一方面经费不足；一方面馆内议论不定,遂使馆员散去的越来越多,最后终于全面停顿。

第三阶段,从^⑲26年到^⑲27年,为结束时期。清史馆的全部工作停顿一段时间后,赵尔巽即向军阀筹款,有了着落后,立即着手收尾工作。当时留馆人员都很努力。原定用三年的时间对史稿修订完毕,但才过半年,北伐军胜利进军,北京形势危急,赵尔巽感到时事艰虞,更因自己已到了迟暮之年,担心活不到书成之日。便召集馆人会议,决定宣布结束纂修工作,立即付刊。

赵尔巽提出将史稿付印时,遭到了夏孙桐的反对。他认为史稿繁杂、矛盾和错漏之处很多,书法体例也未能划一,不宜刊印。建议仍照计划用三年时间,实事求是,逐加修正,纵然不幸时局有变,导致工作中断,但修正之稿仍在,可供后来者采择,胜过草草印成。但赵尔巽拒绝了他的意见,坚持付刊。他说:“我不能刊《清史》,难道不能刊《清史稿》吗？”不久,赵卧床不起,印书之意更切。这时,袁金铠从辽阳来北京,表示愿意任印书之事,赵尔巽便任袁氏总理发刊事宜,金梁任校对,预定一年印毕。

^⑲27年秋,赵尔巽病故,由柯劭态代理馆长。柯氏因与袁金铠、金梁意见不和,对刊印之事不愿过问,交稿后不阅即交给金梁。金梁因怀有个人目的,时《清史稿》发刊更是迫不及待,他没作细致的校对,即仓促付印。^⑲28年,全书出齐。《清史稿》初印一千一百部,凡五百三十六卷,分订为一百三十一册。史稿在付刊时,金梁趁机偷改增删,并私作《校刻记》。书印出后,东三省原预定四百部,金梁在未请示代馆长核准发行的情况下,就将这四百部运往关外,剩下的部分仍留在馆内。^⑲29年,留馆的七百部《清史稿》由故宫博物院接收。原史馆人员检阅金书,发现金梁改史稿,私作《校刻记》,于是众论哗然,指斥金梁无耻,于是召集会议,决定将金梁偷改的部分拆换回原稿,卷首职名、金梁所作的《校刻记》以及增入的张勋、康有为传剔除,保持了史稿的原貌。但已运往关外的四百部无法追回。这就形成了最初的两种版本。运往关外的四百部称“关外本”(或“关外一次本”),保持原貌的七百部称“关内本”。

^⑲34年,金梁在东北再次偷印《清史稿》,这一版称为“关外二次本”。此版大部分依关外本,但删去《时宪志》中的《八线时数表》七卷、《公主表序》等,增加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压缩了《赵尔丰传》。总卷数为五百二十九卷。^⑲77年出版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即以“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以标点、分段为重点。凡三种版本篇目,内容不同的地方,标点本都有附注,录出异文,以资参考。这是《清史稿》最好的一种版本,读者利用起来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