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皇帝……曾和大臣们一起讨论夺取天下的方略,说:“我遭逢天下大乱,开始从家乡起兵,原曾想保全自己。及至渡江之后,看到群雄割据,为所欲为。成为百姓的灾难,而张士诚、陈友谅尤其是大祸害。张士诚自恃富有,陈友谅自恃强大,我一无所靠。只是不嗜杀戮,讲求信义,厉行节俭,与大家和衷共济。当初与二贼相持,张士诚势力尤为逼近,有人建议应先攻击张士诚。我认为陈友谅志意骄纵,张士诚器量狭小,志意骄纵则好生事端,器量狭小则没深谋远虑,所以决定先攻击陈友谅。鄱阳湖战役之中,张士诚最终没有出姑苏一步援助陈友谅。倘若先攻击张士诚,他在浙西固城坚守,陈友谅必定倾巢出动,我就要腹背受敌。后来二贼都被灭,挥师出伐。收复中原,用兵方略是先山东地区,再河、洛一带。在潼关驻兵不进,不急于攻取秦、陇地区,主要原因是,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等人都身经百战,断不肯投降,情急之下就会同心协力,负隅顽抗,急攻不容易取胜,所以我军出其不意,挥师北上,攻克燕都之后,然后西征。这时张思道、李思齐希望断绝,势单力穷。我们不战而克,然而扩廓帖木儿仍拼力顽抗,没有屈服。假如我们不先攻下燕都,骤然与扩廓帖木儿等人较量,我们是胜是败还很难预料啊。”

《明史》是正史中的一部大书,它的卷数仅次于《宋史》,全书共计二百三十二卷,其中本纪二十四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近五百万字。《明史》的修纂时间在二十四史中为最长的一部,从清顺治二年(^⑯45年)下诏纂修开始,至乾隆四年(^⑰39年)刊刻进呈,前后长达九十五年。《明史》又是继前四史之后的一部体例完备、史笔谨严的史学著作。《明史》流行的版本较多,大约十余种,其中较好的版本有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刊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中华书局的点校本。

《明史》自史局开设到刊刻问世,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朝代,延续近百年之久。先后多次更换《明史》总裁。参与修纂工作者也有近百人之多。从《明史》纂修情况看,可分成三个阶段:

从顺治二年(^⑯45年)到康熙十七年(^⑯78年),共三十四年。这是《明史》初修阶段,由于政局与修纂者的关系,本阶段只是做了初步的资料搜集工作,成绩甚小。领衔的《明史》总裁官是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等五人,副总裁官由侍读学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

从康熙十八年(^⑯79年)到六十一年(^⑰22年),共四十四年。这是《明史》纂修的关键阶段,《明史》的体制、叙述内容已基本确定。在本阶段担任总裁官的有徐元文、叶方蔼、张玉书、王鸿绪、陈廷敬等。

从雍正元年(^⑰23年)到乾隆四年(^⑰39年),共十七年。这是《明史》的最后成书阶段。雍正元年重开史馆,以张廷玉等人为总裁,张廷玉等在康熙年间修成的《明史稿》的基础上,增删修改,雍正十三年(^⑰35年)十二月《明史》修成,乾隆四年正式刊行。《明史》终于问世。

纵观《明史》的纂修过程,康熙十八年以后才是《明史》成书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反叛活动逐渐平息,清朝统治愈趋巩固,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康熙后期出现了盛世的繁荣,国力显著增强,这些都为《明史》的修纂提供了安定的环境和良好的条件。而封建统治者在完成刀光剑影的军事征服之后,为了进一步的政治稳定,为了笼络明朝遗民,即以修史的形式将他们招集起来,软控在朝廷之下。并且胜国为前朝修史是历代相沿的传统,这一来可总结前朝治政的得失,二可炫耀自己改朝换代的武功。明朝遗民目睹故国江山日渐牢固地掌握在他人手上,复兴已是无望,于是将故国的哀思寄托在《明史》编纂中。这些遭逢明清易代之变的文人士大夫,较为清醒、自觉地整理明朝的历史,使《明史》成为一部带有时代印记的著作。同时,由于朴学的酝酿、学风的逐渐转移,人们在修史的方法和态度上更为科学、客观,加上时间的延长、资料准备的充足,使《明史》成为一部体例谨严、史料翔实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