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谋臣,惧其图己,不欲翔居内职,乃以李振代翔为崇政使,拜翔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己,多称疾,未尝省事。
末帝即位,赵岩等用事⑦,颇离间旧臣,翔愈郁郁⑧不得志。其后,梁尽失河北⑨,与晋相拒杨刘⑩,翔曰:“故时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犹不得志于晋。今晋日益强,梁日益削,陛下处深宫之中,所与计事者,非其近习,则皆亲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闻晋攻杨刘,李亚子负薪渡水,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贺壤为将,岂足当彼之余锋乎？臣虽惫矣,受国恩深,若其乏材,愿得自效。”岩等以翔为怨言,遂不用。
其后,王彦章败于中都,末帝惧,召段凝于河上。是时,梁精兵悉在凝军,凝有异志,顾望不来。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为怼,卿其教我当安归？”翔曰:“臣从先帝三十余年,今虽为相,实朱氏老奴尔,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隐？陛下初用段凝,臣已争之,今凝不来,敌势已迫,欲为陛下谋,则小人间之,必不见听。请先死,不忍见宗庙之亡!”君臣相向恸哭。翔与李振俱为太祖所信任,庄宗入汴,诏赦梁群臣,李振喜谓翔曰:“有诏洗涤,将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见。翔夜止高头车坊,将旦,左右报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叹曰:“李振谬为丈夫矣!复何面目入梁建国门乎？”乃自经而卒。
《新五代史·梁臣传》
①时溥(pǔ):唐末徐州节度使,唐中和三年(883年)为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统,镇压黄巢起义。景福二年(893年)梁军攻占徐州,时溥被杀。
②尚让:唐末黄巢起义军将领。黄巢建“大齐”,任尚让为大尉兼中书令。撤出长安后,屯兵太康(今属河南),被李克用等击败,公元884年与黄巢同时战死(一说降于唐将时溥)。
③诮(piǎo):责备,谴责。
④门地:指门第,门阀地位。唐以后以当代官爵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
⑤诀:诀别,告别。
⑥“别置”句:典,制度、礼仪,此处指打着仪仗之人。谒,说明、陈述,此处指传达、通报的使者仆人。藩镇,亦称“方镇”。唐初在重要地区设总管,后改称都督,总揽数州军事。唐玄宗时,在边要诸州设置十节度经略使,通称藩镇,其权力扩大到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下属。安史之乱后,内地也多设节度使,所辖地区还多兼军号。藩镇往往拥兵自大,传位于子孙或部下。五代时藩镇更多。宋初削夺藩镇兵权,结束藩镇割据局面。
⑦用事:当权。
⑧郁郁:忧伤、沉闷貌。
⑨河北:道名,唐贞观十道、开元十五道之一,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辖境相当于今北京、河北、辽宁省大部,河南、山东古黄河以北地区。
⑩杨刘:在今山东东阿县东北古黄河南岸。
河朔:泛指黄河以北地区。
貔(pí)虎:比喻勇猛的军队。
得志:得意,达到目的。
委蛇守文:委蛇,庄重而又从容自得的样子；守文,遵守成文。
“王彦章”句:王彦章,梁将,龙德三年(923年)为北面行营招讨使,抵抗晋军,后战死。中都,县名,治所在今山东汶上。
段凝:梁将,时为代替王彦章任北面行营招讨使,后降晋。
怼:怨恨。
敬翔为人深沉,有方略,跟着梁太祖用兵打仗有三十多年,小事大事都必定牵涉到他。敬翔同时也尽心尽力、勤恳操劳,白天夜里都不睡,他自己说只有在马上才能休息一下。而梁太祖性格刚烈暴躁,难以接近,有不可行的事,敬翔也不曾挑明来说白,只是稍微开个头,(让)梁太祖体会领悟(到不妥或不可行的事)大多因此而改变。梁太祖攻占了徐州城,获得唐将时溥的爱妾刘氏,(梁太祖)很宠爱她,刘氏是故去的尚让的妻子,(梁太祖)就让刘氏做敬翔的妻子。敬翔显贵了,可刘氏还在侍奉梁太祖,像平时一样进出他的卧室,敬翔因此感到很担忧。刘氏斥责敬翔说:“你以为我曾在盗贼那里丧失了操节吗？(你以为尚让、时溥是贼,可是)尚让,是黄巢大齐朝廷的宰相；时溥,是大唐国的忠臣。凭你的门第,还辱没了我。请从此分别吧!”敬翔因为梁太祖的缘故,(便向刘氏)谢罪并阻拦了她(的分别)。刘氏的车马服饰很骄纵奢侈,还另设仪仗队和传达使者,与藩镇交往联系,权贵们往往依附于她,她(在梁太祖那里的)宠爱信任、对军国之事的讨论参与(的程度)并不亚于敬翔。当时的显贵之家,往往要仿效刘氏。
梁太祖死后,朱友珪立为皇帝,因敬翔是先帝的谋臣,朱友珪他打自己的主意,不想要敬翔担任朝廷亲近的职务,就以李振代替敬翔任崇政院使,任敬翔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敬翔也因朱友珪怕自己,就常常称病(在家),不去过问政务。
梁末帝即位后,赵岩等专权弄事,大肆挑拨离间(朝廷与)老臣(的关系),敬翔更加忧闷、不得志。此后,后梁把河北地区都丢失了,和晋军在杨刘对抗着,敬翔说:“以前我们还占有着河北一半的地区,凭着先帝的武威,统率着勇猛善战的臣子,(梁)尚且不能打败晋。现在晋日益强大,梁渐渐日益削弱,陛下住在深宫之中,和陛下谋划事情的人,不是陛下的亲信,就都是内亲外戚的偏爱(之人),(这样)还有希望办成大事吗？我听说晋军进攻杨刘时,晋王李存勖是背着柴草过河,身先士卒。而陛下从容自得,遵守成文,因儒雅而沾沾自喜,却派贺壤任统率梁军的将军,(这样)难道足以抵抗敌军的余锋吗？我虽然困乏衰朽了,但蒙受了国家很深的恩泽,如果国家缺乏有才能的人,我希望能效力。”赵岩等认为敬翔说的是怨恨之话,就没听他的。
此后,王彦章在中都打了败仗,梁末帝害怕了,从黄河上召见段凝。此时,梁的精兵都在段凝的军队里,段凝心怀不轨,左右顾盼着(担心犹豫)而不来朝见(皇上)。梁末帝急促地喊着敬翔说:“我平时不注重你的话,现在危急了,请你不要怨恨,请你指教我该怎样归宿呢？”敬翔说:“我跟随先帝三十多年,现在虽然当着宰相,实际上只是朱家的老奴仆而已。我侍奉陛下如同(侍奉)郎君,凭着我的忠心,哪敢有所隐瞒？陛下当初任用段凝时,我曾论过此事。现在段凝不来朝见陛下,(而且)敌人的势力已迫近了,(如果我)想要替陛下谋划,那么小人就会来挑拨离间(我们的君臣关系),(我的谋划也)一定不会被(陛下)采用。请(让我)先死吧,我不忍心看到朝廷的灭亡!”(说完)君臣面对着痛哭。敬翔和李振都被梁太祖所信任,后唐庄宗进入汴京(开封)时,下诏赦免梁的众位臣子,李振欢喜地对敬翔说:“(唐)有诏书赦免(我们),(我)将朝见新的皇帝。”他邀请敬翔想一起入宫参见(新皇帝)。敬翔夜里住在高头车坊,快天亮时,身边的人报告说:“崇政院使李公进朝了!”敬翔叹息道:“李振错为男人了!又有什么脸面进梁朝的建国门呢？”他于是上吊而亡。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北宋欧阳修模仿《春秋》笔法且将五代融而为一撰成,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世家及年谱十一、四夷附录三。全书文字简要,并补充了不少新史料,为正史中自唐朝以后的唯一的私修史书,与《旧五代史》同为研究五代十国史的主要资料。
欧阳修幼时因家庭贫困,无钱上学,他母亲就用获草枝儿在地上画字,亲自教他学文化。在艰苦的环境中,母亲的辛勤教育和自己的刻苦学习,为欧阳修一生治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二十二岁的欧阳修参加进士科考试,连考三次,都获得第一名。第二年,他经过复试被录取之后,就被派为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作为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幕僚,走入仕途。作为一部私修的史书,其产生是有一定的背景的,由欧阳修的个人遭遇也可见一斑。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仲夏,年方三十的欧阳修因替指陈时弊而遭贬逐的范仲淹申辩,身遭诬陷。被逼即行离京,从水路调赴一千里外的峡州夷陵。他满怀悲愤来到这远离洛阳、开封的荒僻小邑,开始了坎坷的生活道路。这是欧阳修在仕途初次遭到的挫折,此后又几经调移和再贬滁州,虽是不幸,却也使他的思想与创作起了变化。他从一度繁荣富庶的京都走到贫困多难的基层乡镇,从朝廷收藏文件图书的馆阁走向冷酷复杂的社会,看到了他任文学侍从时见不到的许多情景,触动思绪,引起了他对现实与历史一些问题的思考。正是在这贬居外州的时间里,他利用“政务之暇”着手私家著史的事业,即《新五代史》的写作。
在欧阳修写作《新五代史》之前六十多年,已有薛居正奉命领衔撰写监修的《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的编纂,不过是把五个小朝代的史书汇合成为一个缩编本,而不是有规划地重写一书。
所以其书内容明显地反映着五代统治者的立场观点,多为之作曲笔回护,淹没了史实真相,使后世统治者失去“借鉴”的机会,文章也平淡卑弱,虽然材料很多,叙写详尽,但缺乏考辨选择,同时,文字繁冗,长达一百五十卷。
至北宋中期,对五代时期历史已有新的看法,因而在统治者中提出。为了重撰《五代史》的要求,欧阳修私自重新修订《五代史》,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新五代史》出于私撰,但由《欧阳文忠公外集》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与尹师鲁书》《答李淑内翰书》等篇,可知欧阳修修纂此书经历了长期探索,并与友人反复商量过。他断断续续私修五代史,费时甚多。他撰写《新五代史》所依据的史料,也非常丰富,加总起来也有数十种,共计四百多卷。经过十八年左右的时间,到皇祐五年(1053年),一部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基本脱稿。此后,他仍反复斟酌,不断修改,直到逝世。因其不肯轻易示人,生前未见流传。嘉祐年间(1056-1063年)范镇等向朝廷建议,征取其书,以备正史,“公辞以未成”。其时实已成书,唯以未成为辞而不肯示人而已。欧阳修死后,朝廷下令征去了这部著作,熙宁十年(1077)正式颁行于天下,与薛氏书并行,世人为区别起见,称薛史为《旧五代史》,欧史为《新五代史》。《新五代史》由于被宋廷列为科举考试的一科。因而受到学者的重视。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共七十四卷,目录一卷,分为五个组成部分: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二篇三卷,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
欧阳修在编写体例上与以往正史作了一些改变。《新五代史》则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按时间先后顺序加以排列。欧阳修按照自己的观点,把人物分成几种类型,分别列入各朝的《家人传》《臣传》《死节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宜传》《宦者传》《杂传》之中。如专在一代做官的人,列入这一代的《臣传》,而历仕数代的人,则被列入《杂传》,他又把后妃与宗室列入《家人传》,而废过的后妃传与宗室传。通过这些名目繁多的传名区分,以及史文中的用字差异以贯彻他的褒贬原则。
另外,他尽量注意事增文损。如薛史帝纪六十一卷,新史删并为十二卷,还注意适当增进内容,如在本纪中,新增边疆各族与五代的贡使关系。对周世宗毁佛之事,新史简化成十余字。对于十国事,新史增为十一卷。其中有一卷是十国年谱,即相当于十国年表。又增有“四夷附录”三卷,记奚、契丹、吐浑等。这主要是因为欧阳修在采用史料上,比他以前的史家视野开阔,不但注重运用各朝实录,而且还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以补充旧史书中所没有的史事。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了解。
《新五代史》对于世俗流行的迷信思想有不同的看法。各史书中充满迷信灾异的五行志,《新五代史》全予删去,《司天考》也只记一些天象的变化,略去灾异之事。书中于神异之事,皆以客观的笔法记之,并随时加以评论,这确是欧阳修比一般史家高明之处。欧史不立志,只有司天、职方二考(天文和地理)。他主观地认为五代典章制度不足为后世法,仅撰二考以备稽查。鉴于五代时疆宇交错,很难用文字表达明白,为了准确反映现实情况,欧阳修将表志改革为职方考,深受王呜盛的推崇,说:“此考虽简略,然提纲挈领,洗眉刷目。”通看此考,便知五代土地,以梁为最小,后汉差大,周又大,而后唐为最大:为今天研究五代沿革地理提供了宝贵资料。简言之,欧史文笔简练,字斟句酌,全书出于一手,远非《旧五代史》所能及,史实方面亦有所补充。欧史直书其事,如朱温以追叛为名向邻部发动进攻之事,欧史即直书“移檄兖郓,诬其诱汴亡卒以东,乃发兵攻之。”(卷一《梁太祖本纪》)这几点是欧史的长处。
但欧史叙事过于简略,甚至于重要史实不着一字,且书中差错时有所见,故虽力求高“简”,但有时实际上是“简而不明”。作为史书而言,其史料价值较逊于《旧五代史》。宋人吴缜撰有《五代史纂误》五卷,纠正了欧史有关一百二十事的错误记载,很受时人重视。但其书久逸。清乾隆时,从《永乐大典》辑出一百十二事,析为三卷,略具梗概。清人杨陆荣的《五代史志疑》四卷、吴兰庭的《五代史记纂误补》四卷,都揭示了欧史的若干错误,可供参阅。彭元瑞、刘凤诰二人,先后撰成《五代史记补注》四十卷,以欧史为正文,以薛史、《册府元龟》《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书分注于欧史正文之下,是一部五代史的史料汇编,对于查检五代史事,颇为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