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业十三年(6^⑰年),(李渊)为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留守。(这时,)群贼蜂拥而出,江都阻绝不通,唐太宗与晋阳县令刘文静谋划,劝(李渊)发动起义之兵。不久,马邑县校尉占据汾阳宫起兵谋反,唐太宗与王威、高君雅准备集结军队前往征讨。唐高祖命令唐太宗与刘文静及门客长孙顺德、刘弘基分头招募兵士,十天之内募兵近一万,(随后,)秘密派遣使者招回镇守河东的世子李建成、李元吉。王威、高君雅看到兵众结集完毕,恐怕高祖生变,互相猜疑、惧怕,于是请高祖在晋祠祈雨,准备刺杀高祖。晋阳乡长刘世龙得知后,将(王威、高君雅的计划)密告高祖,高祖秘密做好了应变准备。五月甲子日,高祖与王威、高君雅商讨政事,太宗秘密伏兵在外面,以防备突发变故,又派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发王威等谋反,随即斩王威、高君雅示众,于是便发动义兵。

《旧唐书》是五代时期官修的一部纪传体唐史。该书完成于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年),至宋代欧阳修、宋祁等新撰的《唐书》问世,为了区别两者,故称此书为《旧唐书》,而称新撰的《唐书》为《新唐书》。

《旧唐书》编纂于五代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三朝。其编纂历程大致经历了史料的搜集和史书的纂修两大阶段。

早在后梁末帝朱瑱龙德元年(921年),史馆宰臣即奏请末帝下制正式搜集唐代史料。两年后(即923年),后梁亡国,但史料搜求征集工作在后唐时期并未中断。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都宫郎中庾传美被任命为三川搜访图籍使,专程前往蜀地收集到自唐高祖至代宗九代皇帝的实录及杂书千多卷。这九帝实录对当时后唐史馆“煨烬无几”的唐代史料来说,“甚济其阙”。明宗长兴二年(931年),崔木兑核奏请“特命购求”唐宣宗以下数朝野史,得到了明宗的准可。第二年五月,史馆又奏请加紧搜集“四朝”史料,并特地要求对两浙、福建、湖广等地颁行诏旨,加紧“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以及“运朝日历、除目、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等史料。与之同时,史馆工作官吏也在准备着纂修工作。但一年后,明宗去世,越两年,后唐亡国。

现行《旧唐书》为二百卷,其中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由于资料来源等因素的影响,该书从整体上看,是前详后略、前密后疏。概而观之,代宗以前有韦述等《唐书》一百三十卷为基础,记叙比较详细有条理；德宗至武宗只有实录作为主要资料来源,记叙则剪裁不够；宣宗之后因无实录可依,仅靠搜访遗文和耆旧传言,故抵牾、遗漏、谬误之处甚多。这种状况,本纪、志、列传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旧唐书》的本纪部分,计二十卷约三十万字。其中高祖至代宗本纪,基本抄录于吴兢、韦述等《唐书》的本纪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同样作了本纪。德宗至文宗本纪,根据相关实录增削而成,且哪位皇帝的实录卷数多,则其本纪篇幅也相应较大,反之则较小。武宗以下诸帝本纪,大体采用贾纬的《唐年补遗录》,其中宣、懿、僖三宗本纪因史料不足故甚为粗疏,而昭宗与哀帝本纪因五代距其时甚为密切,资料采集较多,故记叙稍详。在本纪分卷方面,《旧唐书》并无统一标准,或独自为篇,各为一卷,如高祖、武后、肃宗、代宗、穆宗；或则同一皇帝本纪分为上、下两篇,如太宗、高宗、玄宗、德宗；或两人合篇为一卷,如中宗与睿宗；或将同一人分作上、下两篇,但又将其拆开分卷,如宪宗本纪为上、下篇,上篇与顺宗合为一卷,下篇又单独成卷。文宗亦为上、下篇,上篇与敬宗合为卷十七上,下篇独自为卷十七下；或则各自为篇但又合而为卷。如武宗以下各帝即是。这种情况在列传中也有反映,故此人们在统计《旧唐书》的卷数、篇目时,往往出现歧误。

《旧唐书》成书以后,计为十一志,共三十卷。其中《礼乐志》七卷,其内容记高祖至玄宗之礼仪甚详,肃宗、代宗时近二十事,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及武宗七代礼仪约五十事,宣帝以降五帝礼仪仅五事。《音乐志》四卷,同样以玄宗以前为详,肃、代以后渐至减少,自穆宗以后,有的仅存乐名,有的连乐名也不见载。《历志》三卷,主要记录高祖时的《戊寅历》、高宗时的《麟德历》和玄宗时的《大衍历》,对玄宗以后的《至德历》(肃宗朝)、《五纪历》(代宗朝)、《正元历》(德宗朝)、《观象历》(宪宗朝)等虽然提及,但都“略而不载”。《天文志》二卷,有的只记玄宗以前的内容,如“黄道游仪”制度等,有的则记至武宗时为止,如“灾异编年”,宣宗以后的内容,该志没有多少反映。《五行志》一卷,所记事例分别断至武宗“会昌”年间、宣宗“大中”年间和昭宗“大顺”年间。《地理志》四卷,所叙内容,宪宗元和年间之后大多“莫可详知”,间或有叙述至宣宗时期的文字。《职官志》三卷,以《唐六典》为基础,依据代宗永泰二年官品为基准,叙述职官沿革,代宗以后,以德宗一朝的变革补入较多,宣宗以后,有关职官略有记录。《舆服志》一卷,基本上以玄宗时期为下限。《经籍志》四卷,仅收开元(玄宗年号)时期,即“据开元经籍为之志”,天宝(亦为玄宗年号)以后的撰著,虽说时人“多有撰述”,但“以后出之书”,故编纂者“小欲杂其本部”,“此并不录”,一概归附各人本传之中。《食货志》二卷,与其他各志“前详后略”的特点有所不同,除了田制、租庸调制,其他的内容反倒以代宗至宦宗时期详于玄宗及其以往。《刑法志》一卷,基本上表现为一部唐代修定刑律的编年记录,武宗以前于修定律令格式外,尚涉及到刑狱的具体内容,而叙及宣宗,仅记大中年间所修刑法书名,其内容则不著一字。总体来看,“志”这一部分,突破了赵莹等人最初拟定的框架,尤其《食货志》对后世修史影响较大。《食货志》的序文与正文之间的照应史的撰写提供了样板。虽则如此,“志”这一部分除《食货志》外,依然表现出前详后略的特征。

《旧唐书》的“列传”,除去重复人物外,包括附传人物共计列传一千八百二十多人,此外尚为周边政权四十五人作传。这众多人物列传,一是主要取材于吴兢、韦述的《唐书》。凡《唐书》有传者,《旧唐书》即以其为基础,或直接抄录,或略加删改。故此人们从《旧唐书》的列传中,常见有“史臣韦述曰”的字样。二是韦述《唐书》之后的人物,大多根据实录的内容来剪裁编排,有的则整个人物传记照实录全文移至《旧唐书》,或补充《旧唐书》。三是《唐书》与实录均无记述的人物,全靠编纂者们对史料的搜集功夫了。其材料来源之途径颇为繁杂,诸如家史、家谱、杂史、小说、文集、口传等。整体而论,《旧唐书》列传这一部分,所收人物极为广泛,且对一些人物(包括“本纪”中的人物)的论、赞,颇有“极佳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旧唐书》)。在人物取材方面,从吴兢、韦述《唐书》中所得材料甚多,故此后人在刊行《旧唐书》时特地强调了吴兢、韦述、令狐垣三人在“作唐史”方面的历史功绩(参见杨循吉《重刻(旧唐书)序》)。

对于《旧唐书》,史家屡屡指出其史料之价值。该书编成后不及两年,后晋亡国,所以它在对唐代史料的汇集和保存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即看到了它的史料价值,对唐代史事的叙述即取材此书而不用《新唐书》。然而,这本史学著作问世后,受到了长期冷遇。

早在宋代,人们就批评《旧唐书》的纂修“纪次无法”,认为此书“不可以垂劝诫、示久远”,故此宋代又重新编写了一部唐史(即《新唐书》)。宋人所编的《新唐书》问世后,《旧唐书》渐至被世人束之高阁而几不问津。

到了清朝初年,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旧唐书》。顾炎武对此书曾作过客观的评价,认为此书的缺点是“颇涉繁芜”,长处是“事迹明白,首尾该瞻”,不用《新唐书》“亦自可观”。到乾隆四年(^⑰39年),《旧唐书》终于被列为“正史”中,并以闻人诠刻本为底本重刊于武英殿,是为“殿本”。至咸丰、同治、光绪时,又相继屡有刻本。现行的《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即参校了前人的诸种刻本,以及前人对该书的考订成果,并做了标点工作,成为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