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俭所辖的郑县县令泉璨被百姓控告,经查情况属实。长孙俭就召集所属的全部官吏,在厅堂前自述己过,肉袒自行处罚,而不对泉璨治罪。从此,他所统治地区的人们严肃自励,不敢违犯法律。魏文帝下诏书慰劳他。周文王宇文泰也写信给长孙俭说:“最近听说你统治范围内有县令犯罪,于是你就自责三十棒,以肃清吏治。我感叹良久而说不出话来!”长孙俭自己清正廉洁为部下做榜样,并怀有仁慈、宽恕之心。有偷盗的人被抓获后,他察明情况,进行教诲,然后放其回家。荆襄地区的旧俗是年少的不尊敬年长的人。长孙俭殷勤劝导,风俗大为改变。长孙俭务求农耕,兼及习武,所以他统治的边防没有什么危险,人民安居乐业。所属的吏人们上奏,请求为长孙俭建筑一座清德楼,树碑立传加以颂扬。朝廷经过议论后同意。吏人们又因长孙俭的官任期限满而怕代替他的人来到,就去朝廷请求长孙俭留任,朝廷对长孙俭予以嘉奖并准许留任。长孙俭在荆襄地区任刺史达七年。

《北史》,唐初史学家李延寿撰,共一百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起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迄隋恭帝义宁二年(6^⑱年),记北朝魏、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代二百三十三年史事,主要删节《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成,但也有新增史料,且有校勘、补正北朝史书的价值。

李延寿是唐初一位很有作为的史学家。李延寿生长在一个富有藏书的家庭,父亲又是一个熟悉历史、了解当世人物的学者,这使他从小受到很好的家学熏陶,史学修养较高,成年后,便有志于史学著述。

在这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李延寿主要是在从事历史撰述中度过的。这期间,正是唐初历史撰述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并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其间,不少历史撰述都凝聚着李延寿的一份辛苦和才学。李延寿编修《南史》《北史》的过程相当艰苦。他的父亲李大师在世时,父子间时常讲论,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识。贞观三年进史馆,受命至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二人撰修。唐朝内省图籍,经武德初年令狐德棻建议以重金购求天下遗书,并“置吏补寻,不数年,图典略备”。李延寿正欲继承其父未终之业,而苦于图书资料缺乏,现遏内省丰富的图籍,正可弥补其不足,于是利用编辑之暇昼夜抄录北齐、梁、陈、周、隋五代昔所未见之书。在具体撰述《北史》时,李延寿是将正史中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加以连缀改订。除其冗长,捃其菁华,对这四史以外的资料,则聚其遗逸,以广异闻,时四史中谬误之处,则加以订正。简言之,《北史》是对上述四史作删繁、增补、订正的基础上成撰的。在编纂上有如下的特点:

首先,在著述思想上,《北史》倾向统一的思想非常突出。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是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撰述南北朝史的指导思想,他们一反南北朝时的旧有传统,于北魏、北齐、北周历史立“本纪”。于宋、齐、梁各朝历史亦立“本纪”,而一概取消了《岛夷传》和《索虏传》的篇目,这种在历史撰述上不再强调南、北对立和华夷界限的认识和做法,反映了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反映了民族融合的伟大成果。自《南史》《北史》问世以来,一千多年来受到历代史学家和其他学者的重视,以及对它们进行研究和评论之多,在《史记》《汉书》以外,于“正史”中是很突出的,而绝大多数研究者和评论者虽然差不多都指出《南史》《北史》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但是,他们也都充分肯定《南史》《北史》的成功之处,充分肯定它们对于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重要价值。

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历史思想上,应当肯定《南史》《北史》注重南北统一的著述宗旨。南北朝产生的《宋书》《南齐书》《魏书》是分裂时代产生的历史著作,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一家一姓的皇朝史格局的束缚,即使唐初修纂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除《隋书》而外,其他各史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消极的历史影响。在新的统一的历史条件下,用“天下一家”的思想重新撰述分裂时期的历史,这不仅是当时政治上的需要,而且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财富的建设与积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编纂上看,《南史》《北史》继承了《史记》所开创的中国史学史上的通史家风,也效法班固、范晔和陈寿,他把南朝宋、齐、梁、陈及北朝之魏、齐、周、隋八国的历史发展,从头到尾作纵的叙述,成为通史一段,深得司马迁《史记》的遗规,又把分立的南北各国分别叙述,但又互相照应,极纵横离合之妙,符合陈寿《三国志》的体裁,合国别史和通史为一门。肯定《南史》《北史》的历史地位,也不是说可以用“二史”代替“八书”。“二史”和“八书”在反映南北朝时期历史面貌和传播这一时期的历史知识方面,各自都有贡献,都有受到重视的理由和根据,只能互相补充,而不能偏废其一。当然,《南史》《北史》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